揭秘古代女兵战场特殊服务
之前，美国国防部决定取消禁止女兵上战场的规定。根据美军1994年开始实施的禁令，女兵不得直接参与地面作战任务。占美军14%的女兵，多以医务兵、宪兵、情报兵等身份短期派驻前线。而在中国历史上，女兵女将早就频频在战场上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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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女将，数不胜数
中国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将，是商高宗武丁的王后妇好，她带兵东征西讨，鼎助夫君将商朝版图扩大了数倍。妇好不仅善战，还掌管着祭祀与占卜的权力，连武丁都怕她三分。
此后，中国军中女将层出不穷。西汉末年，先后出现了两个农民起义女领袖吕母、迟昭平;北朝，有众所周知的花木兰;隋朝初年，有排除障碍带领所辖八州归附隋朝的冼夫人。
至唐代，唐高祖的三女儿平阳公主曾组建一支部队，为创建大唐江山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支部队军纪严明，作战英勇，得到了广泛拥护。今山西平定县的“娘子关”，就是因平阳公主的驻军而命名的。
宋朝，有著名抗金女英雄梁红玉。建炎四年(1130年)春，金军从杭州饱掠财物北归，梁红玉指挥宋军，把金兀术的军队困在了黄天荡，使金军丧胆，再也不敢轻易越过长江南侵。她的名气，毫不逊于她的丈夫韩世忠。
明朝，赫赫有名的四川忠州女子秦良玉，是列入国家编制的“正牌”女将军。她自幼随父习文练武，善骑射，通诗文，有智谋。丈夫死后，继任其职，曾派出族人救援沈阳抗击后金，也曾亲率三千“白杆兵”北上镇守山海关。
清兵入关南下，她坚持抗清，战功卓著，累功至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镇东将军、四川总兵官、忠贞侯。据说，崇祯皇帝还写诗夸赞她：“学就四川作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1860年，英法侵略军占领北京后四处掳掠，十九岁的谢庄女子冯婉贞与父亲冯三保一起，带领民团打败英法军队，保护了谢庄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成为传诵一时的英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位蒙古女王公——西旗的奇仲芳和东旗的巴云英，都曾率领数百蒙古亲兵，开展抗日游击战，并受到了宋美龄的称赞。
蓬蓬乱世，名垂青史的中国女将，数不胜数。同样是巾帼女豪的秋瑾在诗中写道：“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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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女兵必出现在战场
史料记载，古代中国既有女兵，也有女兵部队。战国初期，《墨子》载：“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诸男、女有守于城上者，什六弩、四兵。”可见，烽烟四起的战国，女兵的比例可不小。
顾颉刚在《女子当兵和服徭役》中说：“一部《左传》中记事不少，而绝未有壮女当兵之痕迹。”但他认为：“殆战国时屡发大规模之战争，丁男不足则以丁女继之……必至全国动员而后已。”非常时期，女兵必出现在战场上。
汉朝初期，也有女兵，《史记·项羽本纪》记载：“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阳城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
古代匈奴的妇女都是女战士。《资治通鉴》中记载，公元前36年汉朝军队讨伐西域的郅支单于，把匈奴军困于郅支城内，匈奴军誓死抗击：“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战情危机之时，匈奴女人也上战场。
太平军中的女兵部队有10万之众。湘军情报汇编《贼情汇纂》中称“贼素有女军”，并详细罗列了太平军女军的编制。定都天京后，太平军女兵编为40个军，一个军约有2500人。仅在天王府里服役的女兵，就有三千，不仅在危急时刻保护过天王的性命，最后也陪太平天国同归于尽。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将领左宝贵战死，《点石斋画报》报道，其夫人发誓为夫君报仇，把金银首饰都捐献出来，招募士兵，组成一支三千人的部队，据说都是巾帼女性，“别称一军”，从甘肃开到北京，请求赴抗日前线。
当时媒体发出感叹：“若左夫人者，亦女中之奇杰欤。”但也有文字爆料，说左夫人招募的士兵都是陕西、甘肃两省之人，他们“多系耳戴铜环，衣服捆边，与女装差近”，说左夫人所带的其实绝大多数是男兵，但她的部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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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女兵部队通常做些什么
那么，中国古代的女兵在军中通常做些什么?军中怎么管理女兵?
《墨子》载：“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发梁撤屋。”战国时期的女兵，主要干的是挖战壕洞穴、守卫城池、挖土拆房等等辅助工作。
太平军的女兵部队所从事的通常是军需生产，以及修理工事、搬运粮草、舂米、搓麻绳、埋死尸等工作。清朝人谢介鹤在《金陵癸甲纪事略》中记载， 1853年——1854年间，太平军进攻清军江南大营时，让女军派人挑着装满糠的大箩筐远远跟着。
一旦得手，太平军乘胜追击，女军就用糠填埋废弃营地的壕沟，而后用箩筐把战利品挑回去。定都天京后，时而也有广西籍太平军女军官出战，曾国藩对于这些“大脚蛮婆”深为忌惮。
“战争已加速了中国妇女的抬头与解放。”抗战期间，除了部队中的女军人之外，中国普通妇女的表现也极其出色。
1938年5月国民政府在牯岭召开全国妇女会议，设立妇女指导委员会，领导全国妇女的战时工作，组织妇女参加战地慰问团、担架队、游击队等组织，帮助破坏敌后的公路，切断交通，一起消灭侵略者。
战时长达240英里的川甘公路的修建，其中就有几千甘肃妇女的贡献，甘新公路的修建，也有当地妇女的贡献，当时所使用的工具都是极其简陋的铲锄和刀斧。妇女指导委员会在全国设立了九个办事组为抗战服务，其制度之完备，不啻于一个规模庞大的“女兵阵营”。
中国古代要求女兵与男兵分开管理，禁止男、女兵相接触，所谓“慎使三军无相过”，男兵女兵混杂一起，会影响战斗力，这无疑与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思想密切相关。
概而言之，我国传统思维强调“男主外女主内”，只有非常时期，女性才会出现在战场，战场上的中国女性博得了一个亮丽名字叫“巾帼英雄”。毛泽东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女兵部队越来越受到政治家、军事家们的重视。
女兵失踪之谜：南昌起义后30女兵只找到4名
说起南昌起义，人们马上会想到铁血男儿的身影，鲜为人知的是，这其间还活跃着一支30多人的女兵队伍。遗憾的是，在起义后这由于艰苦的战争环境，这些女兵们大都相继神秘失踪，后来只找到了4名女兵。
一、意外发现南昌起义中有一支女兵队伍
凌家传原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研究员。在江西省人民医院的老干部病房内，他曾讲述起这支女兵队伍的传奇。
这位老人介绍说，1957年，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欠缺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和文物。这时筹备组有人在刊物上看见了一篇回忆录，文章的作者居然是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女兵。凌家传和同事立即赶到北京，找到了这位叫胡毓秀的女兵。通过胡毓秀的介绍，凌家传又采访了彭援华、杨庆兰、谭勤先等，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队伍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据女兵们回忆，第一批女兵队伍共有约30余人，大部分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少数是何香凝同志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汪精卫叛变之后，女学员们纷纷离开学校，跟随叶挺、贺龙的部队来到了南昌，并参加了随后的起义。
二、在战斗中勇救陈赓将军的最美女兵
在行军战斗中，“女将们”表现得颇为英勇，以至部队首长对她们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胡毓秀告诉凌家传，当时，正值三伏天气，烈日当空。每个女兵身上都背着自己换洗的衣服和毯子，身体强壮的女同志——像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等，有女兵中的“四大金刚”之称，她们都背着步枪，弹带里子弹都满满的。“谭勤先甚至救了陈赓大将一命。”
凌家传介绍，南昌起义后，部队在南下的会昌战斗中，与敌遭遇，战斗十分激烈。谭勤先被分配到前线当救护兵。小谭在经过战场上的一个水田旁时，发现一位满身都是泥巴和血的重伤员。只见他左腿两处中弹，膝盖骨、脚腕骨被打折，血流不止，把田沟里的水也染红了，一时昏迷不醒。
杨庆兰来不及细想，一把背起这名重伤员，急忙往山下走去。很快，天就全黑了，她步履蹒跚地前行。汗水浸湿了杨庆兰的衣衫，可她咬紧牙关，竭尽全力，最终将他送到医护所。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位身受重伤的营长竟是陈赓将军!多年以后，他们相互见面时，陈赓总提起当年杨庆兰的救命之恩，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三、南昌起义30年后只找到4位女兵
当时，和谭勤先一样，大多数女兵被分配到前线部队担任宣传或救护工作。不是每人都有谭勤先背救首长的英勇事迹，但这批高素质的女兵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同样留下了光辉的记录。
行军途中，因为遭遇敌军前后堵截，部队气氛比较压抑，为了活跃行军生活，女兵们想到了演一出话剧。彭援华导演了一出“老祖母念金刚经”，说的是江西有一农户，因为国民党拉壮丁，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彭扮演的老祖母惟妙惟肖，士兵们非常喜欢。
大多数时候，女兵们面对的是伤员。因为卫生条件简陋，不少伤员需要及时将弹片或子弹取出，但事实上却办不到。护理这些重伤员时，女兵们想着法子减轻他们的苦痛，有人甚至讲起了《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鼓励伤员们要挺住。
这位老人最后介绍说，南昌起义30年后，他们想寻访女兵时，多方努力也只找到了4位女兵，并通过这4人得知了另外12名女兵的名字，其余则找寻不到，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揭秘：南昌起义女兵队伍中的“四大金刚”
一提及南昌起义，人们自然而然会想起参加起义的铁血男儿。其实，当时起义军中不但有男兵，还活跃着一支女兵队伍。其中大部分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员(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少数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创办的妇女训练班的学员，共有30人，这些女学员可以算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了。女兵在当时中国社会出现，的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曾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指导员的彭漪兰曾动情地说：“当时妇女离开家庭去上学已是少见，更不要说去当女兵了。几千年封建积习很深的中国社会，可以说人们是以诧异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女生们决定来报考、离开家庭、录取后报到，穿上学兵的灰色军服，参加庄严的典礼，和男生一样进行正式训练，剪发、背枪、列队走在武汉三镇的大街上，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反帝、反封建、反蒋口号，刷标语，散传单，作演讲，演话剧，进工厂宣传……这些都是女兵们从前做梦不曾想到的新鲜事。”
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不少女学员便跟随叶挺、贺龙的部队来到南昌，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时，彭漪兰、彭援华和胡毓秀3人被分配到参谋团，其余27人分别被分配到叶挺的十一军、贺龙的二十军和朱德的第九军从事宣传或救护工作。而王鸣皋、杨庆兰、谭勤先、陈觉吾4人，因身体强壮、表现勇敢积极而被称作女兵中的“四大金刚”,有关她们的故事一直鲜为人知。
谭勤先：宜黄城外勇敢斗敌
谭勤先(1907-1994)，浙江桐乡人，又名谭乐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军校毕业后，谭勤先与其他女同学一起被分配到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会昌战役时，谭勤先被安排到前线去抢救伤员。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她在潮州红十字医院看护伤病员，后与胡毓秀、王鸣皋等一起乘船到达上海。
1927年7月30日下午，谭勤先和其他女兵随军登上庐山。当晚在得知孙科、张发奎在庐山开会的消息后，她们请当地老百姓为向导，翻越庐山，经鄱阳湖乘小船向南昌进发。8月5日，他们径直到达南昌进贤李家渡后便离舟登岸，然后步行至抚州，在那里赶上了南下的起义部队。
行进至抚州宜黄时，部队驻扎在城外的一座破庙附近休息，庙四周没有围墙，被高低不齐的树环绕着。那天，谭勤先被安排站岗，忽然，听见一阵阵脚步声，她便警惕地蹲下身子观察情况。原来，一小股携枪的军人正从西面走来。怎么办呢?时间不由得她多想了。她当即以当天的口令试探对方，一连问了三次，对方都毫无反应。她认定这就是敌人，决不能放跑他们!于是，她一面招呼着破庙附近的战友，以此来震慑敌人，一面以恐吓的口气大声喊道：“缴枪!否则我叫同志们出来打死你们!”敌人顿时慌了手脚，乱作一团，有的就地隐蔽，有的调头便跑。这时，起义部队迅速出击，敌人最终缴械投降。事后，出于对同志的关爱，支部书记王海萍批评了她：“为什么不早来报告?要你一个人冒险，万一你被敌人杀了，我们还不知道呢，以后千万不能这样冒失了。”尽管谭勤先受到了批评，但不少战友对她的果敢举动投来赞许的目光。
杨庆兰： 会昌战斗救了陈赓
杨庆兰(1910-?)，河南信阳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军失利后，由于战争环境极度险恶，她在朱德的动员下，女扮男装离队到达武汉，后几经辗转来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解放后随同其爱人黄玠然定居北京。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空气也异常紧张起来。杨庆兰所在支部的负责同志秘密告诉她将有重要行动，要求大家随时整装待发。1927年7月29日，她们突然接到“打野外”的命令，实际上是从武昌沿长江而下参加南昌起义，与她同行的还有王鸣皋、孙革非等女兵。行至半路，南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当时队伍里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追赶南昌起义部队，另一种则主张散伙。因意见不一，船时开时停。杨庆兰等人都是从虎口里逃出来革命的，没有牵挂，除了跟着党继续干革命外，也无路可退了。她们追赶队伍的心情非常迫切，对那些反对追赶的人愤恨透顶。一怒之下，孙革非等人把主张散伙的军官枪毙了。几日后，她们在抚州赶上了部队。
不久，杨庆兰被分配到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从事宣传工作。一路上，仗打得激烈，伤员又多，17岁的杨庆兰身体特别结实，就改做救护工作。战场上，杨庆兰为了抢抓时间救助战士，常常将生命置之度外。一次，她的帽子被子弹打落，她顾不上去捡，仍继续工作。一个伤员体重100多斤，她背起来能上山下山跑上几里。1927年8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与敌钱大钧部在赣州会昌附近发生激战，由于后续部队未及时赶到，加上弹药缺乏，部队伤亡很大。到了下午4时左右，部队准备撤离。突然，杨庆兰发现不远处长有草丛的田沟里隐隐约约躺着一个人，她走过去一看，一个身着背心、穿着短裤的人躺在草丛里(负伤后，陈赓为避免敌人搜查口袋而特意脱掉制服)。仔细辨认，这不是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陈赓吗?只见他左腿两处中弹，膝盖骨、脚腕骨被打折，血流不止，把田沟里的水也染红了，一时昏迷不醒。杨庆兰来不及细想，一把背起陈赓，急忙往山下走去。很快，天就全黑了，她步履蹒跚地前行。汗水浸湿了杨庆兰的衣衫，可她咬紧牙关，竭尽全力，最终将陈赓送到医护所。后来，她和陈赓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陈赓还笑着说：“感谢你救了我一命，一个女孩子真不容易!多了不起啊!”多年以后，他们相互见面时，陈赓总提起杨庆兰的救命之恩，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王鸣皋： 转战潮州悲喜交加
王鸣皋(1909-?)，湖北襄樊市(今襄阳市)光化(今老河口)人。1926年任中共光化县支部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考入武汉中共青年干部军训班，同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起义军转战闽粤赣边境地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贵州省赤水县妇联主任、贵州省文教局副局长等职。
1927年9月中旬的一天凌晨，王鸣皋搀扶一些轻伤员沿河岸向汀州进发，两天后到达汀州城。受共产党的委托，城内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把包括徐特立、陈赓在内等许多伤病员都收容在医院里护理治疗。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5日，王鸣皋与胡毓秀被安排在潮州邮政局工作，主要负责检查来往的信件。25日下午3时许，黄绍竑的桂军攻进城内。王鸣皋连忙收拾好文件往外跑，未料迎头碰上了邮政局老局长。他拦下她们说：“外面正在巷战，你们大军已经退出潮州，我已经叫人把铁门锁上了，你们女孩子还想上哪儿?”她俩再三请求局长放她们出去寻找自己的队伍，局长装作什么也没听见。无奈之下，两人只有“耐心”等下去。
傍晚时分，街上再也听不到枪声。局长走到王鸣皋跟前说：“今晚你们就暂且住这里吧!噢，你们把‘红带子’取下吧!明早我会派人送你们到红十字会医院去。”
此刻，王鸣皋和胡毓秀才明白她们已经与部队失去联系了。第二天天一亮，她俩就被送到了红十字会医院。一个穿短衣的工人把她们引到厕所间，她们一进门，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人，大家一打照面，王鸣皋不禁喊了起来：“哦，勤先，你怎么也在这儿呀?”原来，谭勤先被分配在电报局工作，巷战开始，她急忙回营去，未曾想途中负伤，后被好心的老百姓送到了医院。
为了避人耳目，那个工人在厕所门上挂了“女厕所”的招牌。就这样，王鸣皋等3人在厕所里潜藏了整整一星期。期间，每天都有专人给她们送来两顿糙米饭。日子很难熬，但谭勤先却保持着乐观的情绪，她笑着说：“你们别那么愁眉不展呀，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谁不知道呀，今天，我们共产党人更要经得住困难的考验。我们一定要坚强活下去!”第八天，谭勤先所负的腰伤基本痊愈，此时，那工人捎话过来：“有个医生要请你们去谈话。”大家见到了这位医生，他30来岁的样子，很同情革命，谈了一些外面的事后，还安慰了大家一番。大概又过了几天，医生说：“这个医院收容的都是作战双方的伤员，其中大部分是你们的伤员，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暂时在这里做看护工作好吗?”王鸣皋本来就是个闲不住的人，现在能继续为革命做点事，她自然感到很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她们来到了伤员的病房。第一间大病房里，住了二三十个伤病员。其中有个伤病员睁大眼睛打量了一下她们，然后轻声地问：“医官，你们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王鸣皋微笑着点了点头，心里既难过又高兴。难过的是她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看不见许多朝夕相处的同志和战友，欢喜的是她们在困境中又得到了好心人的许多帮助，现在又能继续为同志们工作。从那天起，她们就在医院中精心地照料着自己的伤员同志。后来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王鸣皋等从潮州转到汕头，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陈觉吾：悉心护理好伤病员
陈觉吾，生卒年、籍贯均不详，又名陈夷坚，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参加过南昌起义。会昌战斗打响时，陈觉吾被分配在一间临时搭建的医疗所担任救护工作。战斗异常残酷，从前线抢救下来的伤员很多，药品又不够供应，医务人员极度缺乏，医院的设备条件十分简陋，单是床铺一事就让医疗人员伤透了脑筋。没法子，他们只有在村庄里动员群众，拆下门板架起临时铺位来。陈觉吾还主动学习《救护常识》，熟悉一些简易的医疗常识和包扎方法。本来，有些伤员需要及时开刀将子弹或弹片取出，才有好转的可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无法办到。为了减轻伤口腐烂的程度，陈觉吾等只好每天给伤病员换药。当时天气炎热，疫疠流行，不少伤员除了战伤，还染上了流行病，这使得护理工作增加了难度。陈觉吾一连几夜没睡，眼睛熬得通红，但她从不叫苦叫累，还像其他女兵一样，为了替伤病员解闷，设法给他们讲一些历史故事。每当伤病员听到《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梁山好汉被逼造反的故事，一个个感动极了。而当看见轻伤的同志能自由行动，重伤的同志伤情有所好转时，陈觉吾内心总有抑制不住的喜悦!起义军失利后，陈觉吾与张仁、吴志红等一起留在了广东南雄地区，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并参加了中共南雄县委在灵谭村召开的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于1928年2月13日全县农民起义，这是赣粤边影响较大的一次暴动。由于种种原因，此后有关陈觉吾的情况知道得少之甚少。
“四大金刚”除了从事宣传、护理工作外，为了活跃行军生活，她们还抽空排练小戏。有一次，胡毓秀、谭勤先、杨庆兰等找到参谋团长，商量着准备演一出话剧，剧情大致是这样的：江西农村某家农妇，祖孙三代过着较安定的生活。这位老祖母信佛，她最喜欢念金刚经。忽然，一天晚上，国民党派人来抓夫，把她心爱的儿子拉走了。此后不久，老祖母的孙子也因病无钱治疗而夭折了。老祖母和寡媳在国民党的暴政下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么一出小戏剧目叫什么呢?大家一时总想不出题目来。沉默片刻，彭援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学员)说道：“就叫《老祖母念金刚经》好么?”
“好是好，可由谁来扮演老祖母这个角色呢?”大家齐声应道。
“没办法，就让我来试试吧!”彭援华自信地笑着说。
在排练过程中，大家都很投入。演出时，士兵们看得入神，纷纷赞不绝口。这次演出道具虽简陋，但演得很成功，加深了大家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坚定了大家的革命意志。行军路上，很多同志十分疲倦，常常队伍一停下来就打起盹来。此时，女兵们就敞开嗓门，唱起了热情奔放、唤起力量的歌。她们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先锋队队歌》：“走上去呵，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唱着唱着，一会儿就汇成了大合唱，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震荡山间……
女兵们的表现得到了周恩来的赞赏：“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得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们打到广东站住脚以后，派你们到苏联去深造，专攻军事。”他还勉励女兵们说，“将来革命发展了，要做的事情多得很。这一路看得出你们女同志能够和男同志同样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将来也能和男同志一样担负重要的革命工作……”后来，这些女兵们大多被党组织动员转入到地方，继续从事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抛洒青春和热血。
南昌起义时共产党打国民党的旗帜的真正原因
起义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中爆发了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由于南昌我方兵力相对集中，战斗只进行了几个小时，起义便宣告成功。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阐释这次起义意义的《中央委员宣言》，这里的“中央委员”，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也有数位如谭平山、***、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邓颖超等共产党员的名字，可此时，他们只是以跨党的国民党员的身份列入的。这从宣言的内容可以清楚看出：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机时期……
文中“总理”，当然是孙中山;“本党”、“国民革命”，自然是国民党的特别用词。也就在8月1日当天，在南昌召开了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同志等二十五人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8月2日下午，革命委员会在南昌贡院侧举行委员就职典礼。会场悬挂着国民党党旗和孙中山遗像。
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
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八一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的名义展开的，但整个过程，完全是由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倡导，中共中央同意并部署，委派周恩来为书记，成立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著名共产党员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策动的。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但随之一个问题便出现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扯起一面国民党的旗帜呢?
通过历史材料分析，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国民党反动面目已经暴露，必须与其保持距离甚至对立;另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的力量还相当强大，并且内部并非统一，这是可以利用的。所以，几天后商讨南昌起义事宜时，提出国民党的名义问题，很快就获得通过。这一点，此次起义的重要策动者、主要领导人李立三，于当年十月在讨论“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的报告中，陈述得十分清楚：
下辖3个军:第十一军由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二十军由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第九军由韦杵任军长(未到职〕，朱德任副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
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邓中夏)、平(谭平山)、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当时对起义的叫法)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周)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
因此看来，以国民党名义发动起义，当时在九江开会的几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是一致同意的，之后也获得了中央的认可。
树立起自己的旗帜
那么，起义部队是在何时丢掉了国民党的名义，树立起自己旗帜来的呢?据张国焘的回忆，那是在起义队伍行进到广东汕头之后。 “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共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他要我们根据中央的新政策，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中国国民党’这块招牌;放弃潮汕，将军队调驻海陆丰，会合那里的农民，改组为工农红军。
这对正在战斗的部队和机构，显然会产生影响。因此，当时的起义领导人并没有马上宣布。直到10月4日左右，病中的周恩来，被担架抬着进了流沙的一座小庙，在那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地干下去;现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事实上已不存在了。
8月6日至8日，叶挺、贺龙所部陆续抵临川，起义部队从南昌出发后，因未及整顿，沿途百姓受反动派恶意宣传的欺骗均闭户远逸，致使部队饮食不继，士兵们在炎热天气中超负荷地山地行军，病死和逃亡者很多，行军3日，部队实力损失已达1/3
实际上，在起义队伍行进过程中，已有中共负责人对打国民党招牌心存质疑了。李立三在当年十月关于“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报告的结论部分，就表现了这种态度：
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像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中几乎全数C.P.(共产党英文缩写)，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
前委决定停留一周以休整队伍。在此期间，前委决定废弃利用一般土豪劣绅来提款、派款、借款的旧筹款政策，改行对土豪劣绅征发、没收粮食财产和罚款的政策;另外，因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人员逃跑，有泄漏原定军事计划的危险，决定到瑞金后改道长汀、上杭南下;正式组建第九军和第二十军第三师。
起义时的“头面人物”贺龙，在起义失败后到达上海。当时代表中央的李维汉与贺龙进行了谈话。谈话中贺龙认为，“南昌起义有两个错误，一是用国民党的旗帜，二是未没收土地”。
在今天看来，似乎还不好简单地认为南昌起义最初以国民党的名义就是错误。毕竟共产党当时还没有更大的力量和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当起义队伍向广东行进时，并不能获得百姓的强烈呼应和认同)，所以，当时打出国民党的名义，有利于汇聚军队和民心，有利于起义顺利进行，这应当是基本的客观事实。
“十个桂林女兵”：周恩来特批的援越女兵
越南战场的经历，继续影响着“十个桂林女兵”的命运。比如大多数人的择偶对象都倾向于复员军人。由于当年中国部队援越参战没有向世界公布，是秘密出兵，活着归来的战士档案中并无详细记载，而且要求参战人员继续保密。特殊的年代里，即使是亲朋好友，也鲜有人知道女兵们参加援越抗美的详细经过。
女兵(资料图) 40年前，“十个桂林女兵”跨越国境线，随同32万战友一道，帮助越南军民抗击美军。有1400名战友长眠在异国土地上。40年后，她们再次来到战友墓前。
“40年一直想来，没有这个机会。现在桂林的老战友组织，有这么个机会，这是祖国的酒。”71岁的杨淑贞在丈夫郑若杜的墓碑前絮絮叨叨诉说着，她洒上酒，摆好从北京带来的果脯，艰难地俯下身子，低低地亲吻着墓碑。
40年前，郑若杜曾是中国援越抗美后勤部队62支队的宣传股长，就在他牺牲的前一刻，杨淑贞寄来的糖果刚刚转抵越南，他对通信员说赶紧打开让大家吃糖，但还没来得及打开包裹就听见警报响起，“仗打完再分糖吧”，他边说边跑向一号炮位。从此，他再没回来。
2007年9月9日，越南太原市灵山乡烈士陵园，包括郑若杜烈士墓在内，耸立着83座坟茔，白色的墓碑上，用醒目的红色标注着中、越两国文字。默哀的人除了烈士家属，还有一群白发的中国退伍老兵，每人胸前都佩戴一朵小白花。他们来自中国12个省市，平均年龄60开外，年纪最长的78岁。退伍老兵杨宽让是从西安赶来的，他特地带来了祭扫烈士的水土：水是黄河水，而土则是他专程赶到黄帝陵取来的。“几十年了，我们来看你们，来得太晚了，来得太少了。非常的抱歉，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对不起。”杨宽让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叨念着。
祭奠仪式上，老兵们种下一棵越南的“英雄树”，这种树每年开两次花，洁净的白色，花瓣很大。退伍女兵们，即“十个桂林女兵”的代表：陈惠荣、红飙、蒙毅，忙着在陵园中献花和培土。正是“十个桂林女兵”，发起并组织了这次特殊的行程。
40年前，1967年8月， “十个桂林女兵”即将归国，临行前她们就在此地脱下军帽，列队向烈士致哀。那年，她们十七八岁，和大部分牺牲的战友年纪相仿。如今，“十个桂林女兵”已经全部退休，她们当中，有工农兵学员，有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有机关干部，也有人在工厂任职，企业不景气时，则默默承受了下岗的命运。
40年白驹过隙。烈士墓初建时不过是一个个土堆，只竖立了一块木板做墓碑。如今则全部用水泥浇铸，配备了祭台和香案，建起“代代记恩烈士”纪念碑。陵园两边还镶嵌着当年用中文写下的毛主席语录：“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从“革命小将”到“国际主义战士”
在国内，关于援越抗美战争的公开史料并不太多。1994年，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张爱萍任编委会主编的《当代中国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交待了战争的背景及中国部队的参与情况，其下卷第104页记载：“1964年8月，美国进一步扩大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借口，轰炸越南北方，使战争逐步升级。中 国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派出地面防空部队。”
第170页记载：“六十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奉命入越参加援越抗美战争，主要担负越北铁路干线和钢铁厂、发电厂等重要目标的防空作战任务(也有部分高炮营配属掩护援越工程部队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