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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楷《刁遵墓志》,唐人若徐浩、颜真卿等皆胎息于此!

由 太史忆秋 发布于 经典

魏楷精品除了《张黑女墓志》,还有《刁遵墓志》值得介绍,此碑与《郑文公碑》都有得一比!它应该被推荐为初学楷书者的最佳范本。有人认为学楷书必唐楷无疑,其实是一种偏见。虽然魏楷出现较早,甚至可以称为楷书的雏形,但相比法度森严的唐楷,却是简单的多。梳妆打扮,各有所好,但总觉得清纯靓丽要比浓妆艳抹要更引人注目,这叫“道法自然”。再说了,我们的老祖宗有一条规矩“取法乎上”,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初学楷书,还是选魏楷为佳。这里没有任何贬低唐楷的意思,只是想说,学了魏楷,可以更好的学唐楷,一样道理,如果初学者在唐楷和田楷之间考虑,就必选唐楷啦。
《刁遵墓志》全称《雒州刺史刁惠公墓志铭》,北魏熙平二年(五一七)十月刻。清雍正年间从河北省沧县西南之南皮县废寺中掘出,曾递经东陵刘克伦、盐山叶氏、南皮高氏、南皮张之洞等人收藏。原石现在何处不详。出土时右下角即缺失,真书,二十八行,行三十三字。碑阴剥落过甚,记其家族官职姓名。以刁遵上代仕士东晋,颇为显要,祖畅为刘裕所杀,父雍逃至北方,复为北魏所重用。刁氏是渤海世族,此志记述刁遵家世政绩.此墓志于清早期在河北省南皮县一废寺址出土,右下角出土时已残,缺150余字,中间漫漶20余字。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乐陵刘克纶从友人处访得,并以木板补残缺处,刻跋于其上,不久又毀,再以石补。
《刁遵墓志铭》书迹盛名自清初显于世迄今未衰。传闻当年河北南皮县刁公楼耕人得此志于刁氏墓中,石缺右下角。出土年代有二说:一谓雍正年间,一谓康熙末年,后者较确。刁遵事略,载于《魏书.刁雍传》内,颇简,此志可补史书所缺。原石曾经乐陵高氏、石氏、渤海刘氏、南皮张氏递藏,今归山东省博物馆保存。
清代碑学兴起,众说纷纭。晚清更有“尊魏派”的康有为大声疾呼,盛赞魏体正书,他在《广艺舟双揖》中指出:“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着而出以涩笔,要以茂精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敷,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朝碑刻中书法,以北魏和东魏为最精,风格多样,如百花争艳,光怪陆离,使人应接不暇。”北朝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其书法也极精彩。志石因体积较小,往往要求石质精细,由于书写方便,可发挥书法的细微特色,而镌刻细膩,能表达笔画之变化,同时长期埋在墓中很少损泐,所以是研究古代书法的最好资枓”。北朝墓志清初只有《刁遵》、《崔敬邕》几方传世,少而弥珍,人争赏之;迄清末民初元魏墓志才在河南一带大量出土,达数百方,为嗜古者争相购藏,于右任、董康、陶湘等各家收有许多魏志精品,众妙攸归,令人神往,至此令《刁遵》,《崔敬邕》再不能专美于世了。
前人对《刁遵墓志》书风褒誉之词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当今,亦有学者持有不同看法。先师吴玉如先生擅写北碑,偏爱《张猛龙碑》和《元略墓志》尝谓“如欲习行草,能将《元略》入门,庶可得三昧。”《元略志》用笔与二王息息相通,结构似不同,实则由质而妍,亦自然趋势。颇怪称北碑者必与二王分门户,而使汉隶并。故宗是说者,其书法亦终不能悟古今之变也。必为朴拙之形,乃益增丑怪之相。
“吴师对《刁遵志》有微词,曾面示:“习《刁遵志》当善于取舍,此志用笔有些习气,若赵伪叔故作姿态,宜戒之。“王襄先生将《李璧墓志》笔法化为已有,自成一体,他对《刁遵志》的评价委婉陈词:“此志拓曩重艺苑,石后归张文清公家。拓本之旧方题言之甚详,可为审定之据。近时洛中元魏宗人墓志出土甚夥,书法皆妙,或与此类,佳者或过之。果广收元氏志拓,固足自喜矣.然藏古家于刁拓每斤斤搜访,捐重金收入,岂力求备欤.抑亦有可贵者在耶?”笔者认为吴王二师所沦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刁遵墓志》出土时间最早,可谓“始作俑者”,享誉二百多年,各家所赞并非妄语,那是基于当时的客观情况。只是“地不爱宝”,后人眼界更宽,今日所见到的元魏墓志中确乎有“过之”者也是事实。但它仍属于“拔乎其萃”的上乘书品。进言之,《刁志》书风之妙处,可依其拓本之新旧、劣优而辨识其神采完足与否,看初拓本刀下现笔,点画道劲,若新发于硎;见晚拓本笔画变肥,臃肿模糊,而茫然若失。断曰:名志旧拓贵乎在斯。
以刻石墓志为代表的北魏书法,大都具有粗犷、豪放、雄强的风格,但又有鼓弩为力的习气,然亦有迵异时外者,《刁遵墓志》即是一例。此志以“有六朝韵致而无其习气”,又以“雨晋风流”和“结束体庄和、风神爽朗”名世。清刘克纶跋云:“兹志端楷古秀,盖去晋未远,而风格尤存。且今之书法自唐而溯晋,以志书法则由晋以开唐。”清民世臣在《艺术舟双楫》中云:“北魏《刁惠公墓志》与《经石峪》大、《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又:[《刁惠公志》最茂密。予尤爱其取势排宕,河南《圣教记》,其书右行,从左观至右,则字字相迎,从右看至左,则笔笔相背。”又:“《刁惠公志》最茂密,平原于茂字少理会,会稽于茂字欠工夫。《书评》谓太傅茂密,右军雄强。雄则生气勃发,故能茂;强则神理充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强矣。”
魏碑中属墓志铭者有《元桢墓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吊比干文》、《刘贤墓志》、《司马景和妻墓志》、《皇甫驎墓志》、《孙叔协墓志》、《张黑女墓志》、《元略墓志》、《元怀墓志》、《元诊墓志》、《元寿安墓志》、《封君夫人长孙氏墓志》、《元珽妻穆玉容墓志》、《故城阳康王元寿妃之墓志》、《司马显姿墓志》、《元倪墓志》、《于仙姬墓志》。墓志铭为北碑的另一大宗,产生于东汉末年,是埋入地下的堪碑。后来发展为一种石刻品类,体制多样而精致。已出土的北魏墓志达二、三百方之多,大都为精美秀整的楷书。其中著名的如《张黑女墓志》、《元显隽墓志》、《皇甫瞵菡志》、《刁遵莛志》、《崔敬邕墓志》、《元晖墓志》、《石婉墓志》、《李壁堪志》、《鞠彦云墓志》、《元瑛墓志》、《司马悦墓志》、《元怀墓志》、《元倪墓志》等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北魏墓志以元魏王室贵族的为大宗,书丹者当多为当时名手,镌刻者亦非平蹐之辈,故书法以精美严谨为主要特征。如果说造像记反映了民间书法的面貌,那末以元氏贵族为代表的墓志则反映了上层贵族的书法面貌。综观二者,方可见北瑰书法的慨貌。墓志书法与造像记的典型《龙门二十品》不同,更多地反映出魏晋楷书的遗貌,较为规范,字里行间渗透着书刻者小心翼翼与毕恭毕敬的神情。其与南朝墓志、唐楷的相近的情形,透出楷书发展演进的消息。
魏碑书法风格的出现与演化,有其深远的时代背景,北魏墓志当为魏碑书艺之完美体现者。墓志铭虽为颂德述事,其书法却保留了一段鲜活的书史。北魏墓志书法与造像题记不同,墓志书法更显其端庄规整,多出自宫廷书手的精湛技艺,引领着一代书风。北魏墓志刻工技艺之精湛亦不可疏视,或典雅庄严、浑穆沉重,或朴拙自然,或灵动诙谐,刻工走刀石上,皆能毫厘不爽。通观魏志书法,可见初期之阳刚风骨,中期之隽逸灵秀,后期之娟秀柔润。
《刁遵墓志》向以“父雍本”为贵。计有李铁桥、赵世骏、夏宜滋、朱鼎荣、张笑秋各家所藏。寒斋早年收得刁志新旧拓本十数种,内有一本渤海王氏旧藏初拓志阳志阴俱全的剪装本。虽经“十年动乱”劫洗,幸喜初拓本尚存,彝字未损本和王国均精拓本也各留其一,足资对照。近日重检手边资料与几种初拓本相比校勘,而略有所识,随手写来,以求正于方家。
《刁遵墓志》初拓本是一九四七年夏我在天津北门西荣耀华字画店巧遇的。此本当时不为人识,照付廉价购回后,即送请王襄、陈钟年两位先生审阅,陈老狂喜,大呼“真神品也!“欣然力之题签。后因对此拓无刘克纶木刻跋字而生疑窦,遂请方药雨先生鉴别,方师定为初拓,并题长跋。越数年,方师又在张笑秋新收志阳初拓本上題跋,略称:”最初拓雍宇未泐称“父雍本”。虽然同一“父雍本”要亦有辨,必将九行侯所二字、十六行薨宇完见,方为“父雍本”第一等,否则次矣。求“父雍本”不可得而求“曾祖彝本”,次而又次矣。于是以乾隆二十年渤海刘克纶木刻跋字争新旧。夫舍石本文字完泐不论,而以木跋是重,甚无谓也。不知初拓固有无跋者,先见杨鲁貪一本嘱题,予疑在末归刘克纶或刘未加跋以前拓,决其为最旧。既又见张笑秋君一本足与匹敌,皆第一等物。不识者以无跋而贱售,识者反以无跋而巧得,此亦近今之墨綠趣谈,杨张二本尚已。张本更有说者,足证予前鉴之非谬。张本拓后余纸有二大印,“戴王纶印”,“乙未榜眼”,不假。戴王纶,字文极,号经碧,为默菴先生后嗣,顺治十二年乙未榜眼。据此知刁志出土相传雍正年间,当在雍晓康初。闻志石先归乐陵高氏,再归渤海刘氏,后归南皮张氏,石质松脆,时见驳落,顾可但就中间刘氏跋本以定拓之新旧乎?独怪此本曾经赵伪叔沈均初考藏加印,而不为订正何也?”(见一九五四年方药雨所辑《拓墨鉴题稿本》)。此本为蝴蝶式剪装(剪条个别错位,故个别处文义不贯)计十一开(志阳七开,志阴四开)。拓本前面扉页上钤有一方“渤海王氏考藏图书记”(白文)印痕,是知此拓最初为刘克纶同里王家所有,当在刘氏刻跋以前,或与汪节韩跋本年代相近。此拓墨色异于常本,古朴沉厚,呈暗灰色,且不浸字口,笔画清晰,神采宁静。志阳志阴较晚拓本共多八九十字,尤其志阴多宇处可以补正史书,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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