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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党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重大问题的时候，其时他的电话仍接连不断。当接通周恩来的电话时，定会传来那一贯谦逊的声音：“我是周恩来。你是哪一位？”不管是深夜，还是凌晨，只要有急事，周恩来都是极其负责、尽心尽责、不辞劳苦地果断处理。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清晨。越南胡志明主席曾对周恩来提出个人的唯一请求：“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
凌晨1时电话暗查各部建立值班制度情况
1965年的一个早晨，在外贸部负责部长办公室工作的高首善一上班，部值班室的齐旭东就兴冲冲地跑进来报告说：“昨天夜里，我值班时周总理来电话了。”
高首善愣住了：周总理是亲自抓外贸工作的，可是没有想到他在半夜三更还亲自打来电话。这不寻常的情况不能不使他有点紧张，连忙追问道：“什么时候？你听清楚了吗？”
“没有错，是半夜一点多钟。”齐旭东说，“我正坐着打瞌睡，电话铃突然响起。我问：‘谁？’对方说：‘周恩来。’我当时没有听清楚，也不敢相信，又问‘是谁？’时，对方回答说：‘周恩来、周总理嘛!’这次可听清楚了，是他的声音。我有点慌，不知怎么办才好，脱口而出：‘周总理，您好啊!’‘嗯，好，你值班吗？没有睡，很好，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齐旭东，旭是九日那个旭。总理，您还没睡吗？’‘嗯，我在钓鱼台，你邓大姐有病，我有点工作，同时也正好照护一下她呀!’”
听到这里，高首善相信是周总理了，催促道：“快往下说，电话上交代办什么事？”
“不，还有话呢!他还问我是哪里人，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担任什么职务。我告诉总理我是1938年参加工作的，是个科长。总理听后说：‘很早就参加革命啦，很好嘛!’”
高首善有点着急，说：“怎么你同总理尽拉呱起这些事？”可转念又一寻思，周总理总是这样平易近人谁不知道!
齐旭东接着说：“周总理还对我说，‘值班很重要，应该忠于职守嘛’。接着指示说，‘哦，关于××××那个文件，告诉林海云同志先不要发，明天研究一下再说’。我没有听清楚，又问了两次，真不好意思。说完他还叫我记下来，不要忘记。”
齐旭东讲完了，高首善久久不能平静，他立即向林海云副部长报告了这件事。
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不多一会儿，国务院通知林海云去开会。10点钟他回来了，告诉高首善，立刻请几位部领导人和办公厅的同志来开会。
会上，林海云传达说：“9点钟周总理把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找了去，只讲了一件事。总理说：‘我早说要求各部建立值班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昨天晚上我检查了三个单位的值班室工作。外贸部的那位同志很好，电话立刻就接通了，我交代一件事，他听不清楚，一再问，这很好嘛，凡事要认真，听不清楚就问个明白，他敢一再地问，好!弄不清楚、含糊其辞是要误事的。××××单位的那个值班同志大概是睡着了吧，铃声响了很久才接。至于×××的那位就更不好了，我叫了很久，还算好，他接了，问我是谁，我告诉了他。大概是没有听清楚，他就在电话里不耐烦地说：有什么要紧事，明天再说吧!就把机子撂了。太不像话!这样的值班室能起什么作用!’说完之后，告诉我们几个部：‘请你们回去再检查一下值班室的工作。’会后，周总理又把那个文件向我交代了一下。”
林副部长传达完后，高首善明白了一切，趁此机会他又把昨晚发生在本部值班室的事情向在场的同志们复述了一遍，大家听后无不深受感动，充分认识到这是实实在在地上了一堂生动的严格规章制度、恪尽职守的课。
凌晨3时接到请教外交急事电话
1966年8月，毛泽东主席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接见了在北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外宾们。事后，新华社记者徐熊把新闻稿写好后，送给正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演出的陈伯达审阅。陈伯达故作谦虚，用钢笔把原稿上排在他后面的康生的名字勾到了自己名字的前面，却又要记者拿去让康生审定。谁知康生只瞄了一眼稿子，就说陈伯达已经看过了，他同意。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次排列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政治话题。尽管事实上没有人事安排的变化，但是如果稿件就那样轻率地发出去，定会引起人们的猜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记者马上赶回京西宾馆，求救于曾当过周总理外事秘书的马列同志。马列认为稿件不能如此草率地发出去，于是就帮记者打电话到陈伯达和康生家里，但此时已近凌晨3点，接电话的人不敢深夜把他们叫醒，无法问他们。记者心急如焚，眼看这篇短短的稿件，仅因一个横生的小岔子而卡住，使《人民日报》不能按时截稿，从而全国的报纸都得等着。
后来，记者和马列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即使和陈伯达、康生通了电话，仍会有棘手问题不好处理。
想来想去，马列决定直接打电话请示周总理。记者觉得这么晚了去惊动周总理不太好。可是，刻不容缓，此事非请教享誉中外的外交家周恩来不可。
而且，马列肯定：一直都为了党和国家大事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惯了的周恩来此时还没有休息，即使他已经睡觉了，也不会责怪别人的打扰。果然，马列把电话一拨，就同周恩来接通了。待马列说明情况后，周恩来明确指出：稿中名次必须按中央正式公布的次序改过来，这是中央确定的，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变动的。
周恩来不仅没有责怪他们，相反却表扬了他们对此稿所持的慎重态度。
事情经周恩来指点解决后，他俩不禁感叹：这么一个看来不大的问题，此时此刻却唯有请示总理才能解决，我们的总理一天要为全国人民操多少心啊!
凌晨2时电话处理工人纷争
1966年，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工作队”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
9月15日深夜，周恩来在一份《快讯》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十分不安，马上打电话找谷牧。
谷牧当时刚刚入睡。被电话铃声吵醒后，他即披衣去接，一听是周总理的声音，忙说：“总理，这么晚了，您还没有休息啊!”
“一大堆事情缠着，睡不下啊!刚才看到一个消息，是北京国棉一厂的……”周恩来谈了大致情况后，要谷牧抓紧处理好这件事。
谷牧考虑到已经是深夜，再找部长们不太方便，就说：“总理，我明天一上班就抓紧处理好此事，请您放心!”
“好!”谷牧听到电话中的回答后，就又睡下了。
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天清晨谷牧一上班，就在案头上见到了周恩来的批示：
谷牧同志,方才看了这份快讯,我已来不及等你明天处理了。我已直接打电话给钱之光，请他于今夜立即找焦善民，要他负责处理此事，而且必须解除对少数派的围攻。并告钱，今早向您汇报。
周恩来
九·十六，二时
看罢批示，谷牧深深为周总理对人民极端爱护和负责的精神所感动，纺织厂的工人，不管这派那派，毕竟都是工人群众啊!周总理深怕延误一夜，酿出更大的事端。
20年后，回忆起这件事，谷牧还依旧十分愧疚地说：“这件事本应由我连夜处理，无须麻烦日理万机的总理再加过问，但结果还是麻烦了他。直到今天，我每想起此事，心里仍然深感不安。”
凌晨3时打电话将被关押的华国锋“捞”到北京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湖南也愈演愈烈。造反派已完全取得优势，省委工作瘫痪，领导机关工作停顿。很多单位造反派对“犯错误”当权派要求罢官、开除党籍。长沙的形势很紧张。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副省长的华国锋提个书包，里面放着牙刷、牙膏、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到处接受批斗，做检查。
眼看各个单位都分成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生产停顿，严重地影响到人民生活。华国锋与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万达合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要防止挑动群众斗群众”，呼吁两派群众不要互相斗了，要响应中央的号召联合起来，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省委、对准我们当权派。这下可惹火了“工联”“永向东”，认为华国锋等人是把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名强加到他们革命造反派的头上，加到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干部头上。大字报刚贴出来的当天，“工联”将华国锋等人抓起来，关到工厂。他们怕军区知道，怕“高司”知道，行动诡秘，在四五十天内转移了六七个地方，在他们控制的会上批斗华国锋等人。
在华国锋被“工联”关押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央决定将湖南省军区领导和两派群众及准备结合的干部召到北京来开会。
周恩来总理给省军区打电话要华国锋和两派群众代表一起去北京开会。华国锋因为被“工联”秘密关押，省军区找不到。周恩来连催三次。
1967年6月14日半夜3时，周恩来第三次拿起电话，直接打给了“文化大革命”中负责湖南省“三支两军”工作的詹才芳，命令他一定要找到华国锋，限期送到北京来。口气严厉，不容置疑。原来，早些日子，周恩来曾问过詹才芳：“湖南还有没有干部可以出来工作？”詹才芳回答：“有两人，一个叫万达，一个叫华国锋。”周总理问：“华国锋这个人怎么样？”詹才芳答：“老实可靠。”周总理又问：“华国锋现在何处？”詹才芳回答：“‘湘江风雷’所握。”
于是，詹才芳依照周恩来的指示，亲往长沙“解救”华国锋，几经周折，才使“工联”将华国锋送到飞机场。
临上飞机之前，“工联”要华国锋表态。华国锋被关了四五十天，根本不知道外面的情况，说：“不能表态。”一位“工联”“常委”越俎代庖，起草了一份支持“工联”的声明，盗用华国锋的名义发表了。
由此可见，华国锋不是“亮相”站出来的干部，是中央“捞”上来的干部。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同华国锋的情况一样，对华国锋说：“咱们俩和有的人不一样，他们是自己站出来的，咱们是中央‘捞’上来的。”
凌晨2时电话安排秘书关于世界粮食问题的工作
1974年10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已经住进医院4个月了，这期间他前后做了两次大手术。一天夜里两点钟的时候，这天恰巧不值班而住在外交部宿舍的周恩来总理秘书钱嘉东已经熟睡良久，忽然间传达室的李大爷跑上来敲门，说有电话。
钱嘉东匆忙披衣赶过去。一接电话，原来是周恩来打来的。钱嘉东连忙向李大爷要了一张小纸条，又要了一支笔。他知道周总理这么晚了打电话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在微弱的灯光底下，钱嘉东一面接听电话，一面把周恩来的意思记录在纸上。
周恩来在电话中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章讲到世界的粮食问题。有些西方人说现在世界的粮食面临严重危机，世界可供粮食储备只能满足26天的需要。报道中也讲到中国，并提到当年的苏联，提到中国和苏联两次在国际市场上大量地购进粮食，哄抬物价，指责我们一味依赖世界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好像有点不负责任。
周恩来看了以上报道之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钱嘉东。周恩来说：看来这个情况是不真实的，我们应该了解一下，以防不测。周恩来交代钱嘉东到李先念那里去报告这个情况，要李先念指示有关部门把相关情况收集上来。
周恩来在电话里具体讲道：“1972年、1973年、1974年，这三年我们一共进口了多少粮食，而且要分门别类，其中直接进口了多少，转口进口多少，价格又是怎样。”周恩来还要求把我们国家出口的情况也同样分门别类地统计出来。他说：“根据我的印象，我们也出口了大米，我们出口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供应越南。我们应该在适当的场合据理驳斥。”周恩来还要求钱嘉东告诉李先念，要把材料收集上来，同时也报一份给他。
李大爷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特殊情况，所以他一直坐在传达室里头，目瞪口呆地看着钱嘉东。他简直不能相信：在这样深更半夜的时候，一国的总理还要跟他的秘书打电话交代事情。从这次经历上，他真切体会到了周总理那废寝忘食、日理万机操劳国事的工作状况。
第二天，钱嘉东将此事报告给了李先念，材料也都收集了上来。根据周总理这个指示，李先念布置了有关单位写成发言稿。
正好在这之后不久，联合国召开了一次世界粮食会议，中国代表就在这个会议上介绍了中国进出口粮食的情况，说明在过去三年之内，中国进口了多少，主要是小麦。同时也出口了多少，主要是大米。这大米主要是供应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市场上大米是最紧张的粮食，而恰恰我国提供给了世界粮食市场。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绝不会依靠世界的粮食来解决我们自己的吃饭问题。
这一讲话从容而有说服力，澄清了我国在粮食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也证明周恩来时刻关注着世界形势和胸怀国家利益的崇高风范。
午夜时分接到毛泽东电话商谈党和国家大事
1974年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周恩来一行人下榻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
在蓉园毛泽东住地1号楼，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4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
二是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三是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四是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81岁生日。早在晚饭前，细心的周恩来就预先告知湖南省领导：“晚上在2号楼庆祝主席生日，晚饭吃面条，菜要搞得简单些。”到了晚餐时分，地方党、政、军领导人等陪同周恩来坐主桌；专家和其他随员们另开一桌。那天，未见王洪文来赴宴。
宴席上，周恩来的兴致很高，他几次站起来举杯为毛泽东主席健康干杯!只因他重病在身(刚做过膀胱癌电灼术，身体还很虚弱，正在康复当中，更何况他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有心律不齐等)，不胜酒力，只喝了第一杯酒。接着，他先是以水代酒，后来叫他的随员代表他向大家敬酒。
席间，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介绍说，毛泽东在湖南休养期间，身体恢复得很好，这几天情绪特别好。毛泽东看了工作人员为他燃放烟火与爆竹，很高兴。当大家听完张平化的介绍，得知毛泽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时，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为此，大家纷纷起立，频频举杯，觥筹交错，敬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由于周恩来事先有交代，晚饭的菜虽说不很丰富，但席间气氛异常热烈、轻松，大家开怀畅饮，谈笑风生。
周恩来患病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好心情。看来，周恩来这次长沙之行，同毛泽东谈得比较顺利，在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毛泽东支持了周恩来。周恩来在蓉园2号楼为毛泽东生日设寿筵庆祝，是不平凡的，是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举动。
这天午夜时分，毛泽东处打来电话，请周恩来过去谈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长达4个小时，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谈话。这次，周恩来抱病亲赴长沙面见毛泽东，商谈并最终敲定了向四届人大提出政府各部门班子的名单等重要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