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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从立国319年的悠悠两宋（960年—1279年）各选出一个知名度最高的历史人物，北宋的青天名臣包拯（999年－1062年） 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1103年—1142年），绝对是会高居榜首的人物。两人一文一武，一内一外，包拯铁面无私，秉公执法，是北宋官场上高悬的一片明镜，岳飞所向披靡，攻坚克敌，是南宋对抗金国的一把神剑。同样的忠君为国，功勋卓著，为何包拯得以善终，而岳飞则在奸臣的口舌中含冤而死呢？
面对强敌来犯而杀掉大将的宋朝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就是下面这句话：
“五代方镇残虐，人民深受其害。我让选干练的儒臣百余人，分治大藩，即便都贪浊，也抵不上一个武人。”——宋太祖赵匡颖
翻译：五代时期，各政权残忍暴虐，使得百姓深受其害。为防止在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赵匡胤）选拔出精明干练的儒学文臣代替武将作为地方的最高长官来治理天下，因为即使这些文官都是贪官，也比一个手握重兵的武将兴兵作乱要好。
作为中华历史上唯一没有经过大规模的全国战争，而仅靠一场军变改朝换代而建立的国家，宋太祖赵匡胤在被黄袍加身登基称帝以后，深深的感受到了，拥戴自己称帝的武将们对一个国家政权所构成的巨大威胁。在被迫做皇帝的赵匡胤看来，手握重兵的武将们既然可以拥立自己为帝，自然也可以拥立另外一个人为帝。说白了，自己只是坐在皇位上的傀儡。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通过“和平”方式当上皇帝的赵匡胤解决方式也相当“和平”——在酒桌上直接告诉拥戴自己的武将们自己的想法。这样坦诚的君臣对话乍听之下确实不可思议，但爱好“和平”的宋太祖却真就是这么做的。也许是在经历了五代战乱之后的武将们此时也对天下太平充满了渴望的缘故，这些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们竟然毫无异议的接受了，纷纷卸下自己的盔甲，拿上赵匡胤赏赐的财宝回到了赵匡胤赏赐的田地上，过起了土豪的生活。
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法，宋朝成功的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在任命新的军事领导时，又确定了文官为最高军事领导的军队体制。也就是说，不管是寻常练兵还是战时行军，军队的最高指挥官都是文官担任的，甚至有些是由身在宫中的文官远程遥控的。因此就不难理解，在面对崛起于北方的辽、金时为何两宋会吃那么多败仗，而处于下风了。
在注重“按祖先意识行事”的中国古代，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一旦确定，基本上是无法更改的（这也是为何历朝历代改革多失败的原因）。所以，时间久了，宋朝就形成了文官全面领先武将的局面，从而造成了一批批“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团。整个官场也不出宋太祖赵匡胤所料，贪污横行。虽然贪污受贿不如兴兵作乱那样激烈迅猛，但这就像一根根稻草飘落在北宋这头骆驼身上，迟早会把它压垮。赵匡胤的后人——北宋的皇帝们当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但是负责监查的官员也是文官，他们也同流合污，怎么办呢？就在此时，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包拯出现了，其刚正不阿的态度和为官清廉的作风，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吹走了学多压在北宋这头骆驼身上的稻草。对北宋的统治者而言，支持包拯是一种几完美的做法，一来不会动摇文官为主，武将为辅的政治体制，二来又能很好的遏制文官贪墨给国家造成的损害。何乐而不为呢？
但可惜的是，包拯是有限的，就一个，贪官污吏确实成千上万，并且还有许许多多拼命读书想要通过科考加入其中的后来人。所以，包拯昙花一现后，在“一百个文官贪污也比不上一个武将造反”的思想指导下的宋朝又开始了狂奔，并且出现了由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组成的“北宋六贼”这样知名的组合。甚至由于文官出任军队最高指挥官的原因，北宋节节败退，出现了“靖康之耻”这样丢进国家颜面的事。宋朝失去了秦淮以北的大量国土，只能借助长江天堑，偏安岭南，史称南宋。
虽然宋朝崇文轻武，但是兔子急了还会咬人，更不要说一个曾经强大的帝国了。在扮演“咬人的兔子”的诸多武将中，岳飞可谓是一枝独秀，才不过三十岁，便被对手金人冠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堪比战神的美誉。在与金人的对抗中，得胜连连，收复了许多失地。但这依然改变不了南宋朝野中文官领导武将的局面。
岳飞当然也明白，如果继续如此，岳家军只能是文官手中的“兔子”，需要的时候放出来咬金人一口，但如果想要收复全部的失地，光复宋朝，却是永远不可能的。于是，岳飞试着想要改变这种格局。但在“法先祖”的强大思维惯之下和取得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团的阻挠下，积重难返的南宋还是未能走上强兵尚武的道路。而战功赫赫的岳飞在此之后也被宋高宗冠以干政之名而极为反感，并深深的感受到了来自这位手握重兵、战无不胜的武将对自己手中的权利的威胁。
终于，在1141年，在十一道金牌召岳飞回京无果，直到发出第十二道金牌发出，岳飞才班师的局面下，宋神宗对这位自称“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跋扈武将的忍耐到达了极限。以“莫须有”之名，处死了一代名将。
同样的忠君为国，功勋卓著，只因宋太祖赵匡胤一句“一百个文官贪污也比不上一个武将造反”，造就了包拯和岳飞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不得不引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