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曾经长期出现在中学的教科书上。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也随着这篇文章，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在人们的印象里，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代表着的是一个外国外人。还是知名的外国坏人。
这多少有些冤枉了司徒雷登。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至少可以说，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前半生，是光明磊落的，是充满光辉的。
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他的童年大部分是跟随父母在杭州度过的。一直到11岁，司徒雷登才跟着父母回到美国。司徒雷登的中学大学都是在美国度过的。
一直到司徒雷登28岁的时候，他才和妻子一起，再度回到杭州。由此，司徒雷登彻底的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司徒雷登到杭州后，先是跟着父母一起，从事教会工作。后来，司徒雷登又到南京的金陵神学院任教，他与学校的渊源就此结下。在神学院任职了将近十年后，司徒雷登接到一份改变他一生的邀请信。
司徒雷登被教会邀请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拿着20万美元的资助，和一纸委任状来到了他并不熟悉的北京。这时燕京大学也只是纸上的空文，没有新校区，没有材料，没有教师，没有足够资金。
20万美元要在当时的北平建一所新大学，是非常不容易的，司徒雷登先是找到了他昔日的好友，同为传教士的鲁斯义，齐鲁大学就是在鲁斯义的努力之下建成的。鲁斯义出任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和募捐大使。
之后的日子，两人骑着单车，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终于在北京城外找到了一处合适的空地。司徒雷登经过多方打听，知道了这处地皮的主人是陕西督军陈树藩。
便亲自去陕西，和他商讨购地事宜。这位军阀被司徒雷登的诚意打动，最终以低价出售了这处地皮，并捐了部分钱作为教学经费。
地址定下来了。建筑费却又需要一大笔钱。鲁斯义在美国为燕京大学争取到了霍尔遗产的援助。在和遗产执行人见面时，司徒雷登这样回忆他当天的心情：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十分紧张，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都顾不上看上一眼。一席话下来，我冒出一身冷汗。
不过最后还是顺利的，司徒雷登为燕京大学争取到了250万美元的援助。这些用于办一所一流大学，已经非常足够了。
燕京大学经三年建成，在司徒雷登的努力下，哈佛燕京学社成立，燕京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可以凭学习成绩，直接去美国大学留学，无需任何其他考试。
燕京大学原本建学初衷是建设一所教会大学。在司徒雷登的管理下，燕京大学突破了教会大学的种种束缚。一时间，各种思想在校园出现。学生们不用做礼拜，可以自由讨论任何事情。
918事变之后，学生上街游行。当时司徒雷登正在美国募捐。司徒雷登返校后，第一句话就是问学生们：“我们有去南京，有去街上游行吗？”
听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司徒雷登才放心下来。他说：“如果没有燕京大学的学生去游行，那我办的十几年教育，就是失败的。”
作为教会大学，司徒雷登却不遗余力的使燕京大学“中国化”。1925年，司徒雷登主动辞去校长一职，改由吴雷川出任校长，自己则退居校务长。
抗战胜利之后，司徒雷登在美国遇到了顾维钧。他热情的对他说：“我出生在中国杭州，在中国生活了45年，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然而，在说完这句话的四年之后，司徒雷登就背着中国对他的反常态度回到了美国。
司徒雷登的晚年可以说是落魄。回到美国后不久，司徒雷登就突发中风，一直卧病在床。后来又因为脑血栓，造成失语症和半身不遂。
司徒雷登失去了自理能力。司徒雷登只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是一名牧师，收入低薄，无法照顾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出院之后，一直和他的学生傅泾波住在一起。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傅泾波很好的践行了这句话。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及其家人一起生活了12年之后，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
司徒雷登临终之前，留下两个遗言。一：把自己的所有文件手稿赠送给傅泾波。二：把自己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燕京大学未名湖，他的妻子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