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留学生事业退出了救亡图存的色彩而专注于合作交流。
文 | 要英
庚子五月，母校复旦大学迎来了她的115周年华诞；又恰逢陈望道先生从日文版全译《共产党宣言》100周年，上海市档案馆为此举办专题展览。今年也是笔者在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从事对外留学生教育25周年；抚今追昔，深感留学生事业见证了一个民族从救亡图存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变迁。
陈望道留学时代的中日关系
陈望道先生，出身于浙江义乌山村一个普通农家，毕业于金华中学。青年时代的陈望道先生，和那个时期的热血后浪一样在苦苦地寻求救国的真理。他认为欧美国力强盛值得古老的中国加以学习，但留学费用和长途旅费的昂贵，最终促使他和鲁迅先生一样选择了近邻的日本。他原本主张中国应该变法图强，因此在早稻田大学等著名学府攻读法科等专业；后来早稻田和复旦缔结了友好学校关系。
陈望道
熟悉留学史的专家和学者都很清楚：一个国家或者王朝在其强盛之际，总有大批邻国甚至远方的国家派遣青年才俊前来求学，以拓展商贸和文化交流。如盛唐时代的都城长安，每年各国的遣唐使络绎不绝；尤以日本和朝鲜为著称。而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也有俄罗斯、意大利和瑞典的各方远客在北京等求学。一些头脑清醒、富有国际视野的士大夫如徐光启、林则徐等还组织力量翻译海外图籍。
换言之，留学是学习对方最先进的元素；通常，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和平与交流。这种交流是以一个强盛的国家为基本面，以丰富的文化、商品及制度要素为媒介进行平等互利的交换，满足彼此之需求。
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1880年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下降和科技力量的明显落后，那些以往盛世时期和中国热衷交往的国家（包括直接山水相连的朝鲜）都基本上不向华夏派遣留学生了。
唯有日本是例外，日本居然还从全国范围内考试选拔贵族子弟，并派遣到北京、南京、广州等传统城市和上海、宁波、青岛等新兴开埠城市学习汉语和掌握当时的中国社会基本情况。于是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的相关谈判桌上，清朝的外交官们根本就不是那些在华日本留学生的对手，完全是被动签约。
中日之间这种不对称的留学关系和外交谈判被动的恶劣局面，一直维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国初年，包括陈望道在内的热血青年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到日本、哪怕这个近邻是个掠夺性极强的国家去了解或掌握些图强的道理。于是，在日本的四年，陈望道总是在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类人类文明的先进著作。他也考察了日本社会、工人运动和俄罗斯在远东的战略布局，进而了解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消息和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见解；那时日本报刊言论还相对自由。
陈望道在1915年留学日本之前，是相信法理的。尽管这些签署国际条约的基本概念完全是列强提出并实际制定，但他最初的报国理想还是成为一名精通国际法理的专业人才。但是当他在东京接触到以硬实力为基础签署的日韩合并条约，以及十月革命后列宁主动废除针对东方的不平等条约等事实后，思想上有了极大的触动。最后促使他放弃成为法务谈判人才梦想的事件就是巴黎和会，尽管中国北洋政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方，尽管当时也有更加精通法务谈判的高级外交官顾维钧，但中国在山东的正当权益仍然被强制性地从德国移交给了日本。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
之后，五四运动爆发。回国参加五四洗礼和新文化启蒙运动的陈望道，彻底放弃了对“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所以，当《共产党宣言》日文版一由革命者交给他手中，他即潜心义乌老家如饥似渴地投入翻译事业并一气呵成。
这一光辉著作全译本，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建党思想的形成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以，以前读者们所熟悉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北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大本营的说法，如今应该补充为日本和复旦也是源头的认知元素。
复旦大学：留学生乐园
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自然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要负责人，并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那时候的上海和东京一样，尚未被法西斯势力或极端反动派所控制政权，所以《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刊出，第一版八千册半月多就被抢购而光。在上海，《共产党宣言》多次刊印并通过邮政系统辐射到全国大中城市和海外华人社团，直至1931年被禁。
《共产党宣言》被禁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按照其指引的方向探索着建立革命根据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驱除帝国主义和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中国式道路。在《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滋养下，中国共产党人还产生了自己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也被劳苦大众赞誉为“山沟沟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毛泽东主席依然念念不忘陈望道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初期的杰出贡献；并且多方面热情地惦记着复旦大学的事业。
1961年9月，毛泽东接见陈望道
如复旦大学的校名书法，原本来自毛泽东主席致周谷城先生问候函的信封落款。陈望道先生经深思熟虑后则致信中央办公厅，恳请毛主席专门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并很快得到了满足，也就是如今的匾额。为了打造这个匾额，邯郸路复旦大学（也是如今的总部）重新修筑校门。但预算只有一万元，陈望道先生毅然自己再出资一万元（这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笔巨款），终于建成如今的总校门。
陈望道先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还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在学校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着重研究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生产力状况和国际市场。复旦大学的此类成果，是当时北京编撰高级干部阅读参考消息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过陈望道先生所希望的复旦学子能够和世界各国青年广为交流的愿景，是在改革开放伟业启动之后才得以实现的。
1987年即他逝世后十多年，复旦大学成立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并在全国率先接纳西方国家派遣的青年才俊；更早些时候，复旦大学也承担国家留学任务，选派自己的青年教师出国留学或是专业进修。也就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留学生事业退出了救亡图存的色彩而专注于合作交流。
如今的复旦大学校园，已成为各国留学生的乐园。留学生们津津乐道于陈望道老校长的历史功绩、办学理想、学术风范和各类典故，他的铜像、故居和当年在上海战斗过的史迹，也是留学生们及其家长打卡之地。
如森泉美佳，就是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7级汉语言专业文化方向本科生。她从小在福建生活，到小学二年级时回到日本，读大学又来到上海。随着她对上海近代史和陈望道老校长的了解，她更喜欢这座城市。美佳告诉我：“历史如同活课本，当我看到魔都上海的路名标志，时时刻刻都会令我想起上海的历史”。而复兴中路、思南公馆、复兴公园是美佳最喜欢的地方；这些地方也留下了当年老校长的不朽足迹！
森泉美佳，对陈望道先生敬仰有加。
复旦师生缅怀老校长陈望道
在迎接复旦大学115周年校庆和陈望道先生译本出版100周年之际，我重读了《共产党宣言》。其间让我想起了深受陈望道译本影响的方志敏先烈，他不朽的名著《可爱的中国》曾经在我的留学生课堂上多次演绎过。我和留学生们都认为，《可爱的中国》中所憧憬的理想场景，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早已经实现了。
森泉美佳就很真诚地告诉我：身为来华日本留学生，在复旦大学校园当中深切地感受到“好学力行”、“践行有识”的陈望道老校长风范。
而作为复旦大学日本留学生会会长，组织了多彩校庆活动的森泉美佳说：“能够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员我无比自豪，展望未来，我信心十足。”
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2017级汉语言专业商务方向本科生、瑞士姑娘莲香，是个独立、富有思想与激情的西方女孩，课余时间喜欢走T台、当模特。她跟我相当投缘，很真挚地告诉我：自己辞掉在香港收入还不错的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在上海求得面向未来的更多知识与能力。她完全融入了魔都！
本文作者和瑞士留学生莲香（左）合影
毫无疑问：莲香、森泉美佳等多国留学生，在复旦大学的生活和学习是愉快的；全然没有当年鲁迅、陈望道等中国青年在异乡他国的孤独感和悲愤感。复旦大学的留学生教育事业，正前进在文化自信的道路上。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