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关心教育？

作者丨[美]托尼·瓦格纳

[美]泰德·丁特史密斯

摘编丨安也

托尼·瓦格纳的全部职业生涯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他教了十几年英语，开办过一所学校，在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获得了博士学位，还创办了一个与教育相关的非营利组织。他还经常受邀参加全世界的大型会议，发表主题演讲，并撰写了5部有关教育的著作。瓦格纳倡导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目标是为了让年轻人能以最佳姿态，迎接复杂多变、日新月异的21世纪。他近期推出的两部著作《教育大未来》

（The Global Achievement Gap）

和《创新者的培养》

（Creating Innovators）

，在美国卖出了将近25万册，获得各方好评，已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

泰德·丁特史密斯的事业集中在技术和创新领域。他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之后，创办了一家生产半导体的创业公司，在数字化革命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风险投资领域，是全美顶级创投机构查尔斯河风险投资公司

（Charles River Ventures）

的高级合伙人。他还是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

（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的董事会成员，领导了该协会的“国家竞争力计划”，被《商业2.0》杂志评为1995—1999年度“美国最佳风险投资家”。

几年前，丁特史密斯将关注点逐渐转向了教育领域。他是两个学龄期孩子的父亲。如今的学校和创新需求越来越强的世界之间是完全脱节的，丁特史密斯看在眼里，愁在心里。他知道，创新的迅猛发展正在蚕食经济体系中的传统工作机会。全天从事例行化任务的职业越来越少。公司希望能聘用到凭借创造力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希望这些人能不断找到新方法，为组织增值。但雇主们却发现，从大学校门走出来的人，能满足上述要求的少之又少。而丁特史密斯拜访过的学校都在竭尽全力地打压学生的创造力，削弱这个能让年轻人在社会上有所建树的最重要的技能。

《为孩子重塑教育：更有可能成功的路》，[美]托尼·瓦格纳、[美]泰德·丁特史密斯著，魏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版。

于是，丁特史密斯开始与教育专家接触，试图了解更多内情。他与业内行家的交流总是收获良多，而聊到最后，专家们总会提到，“你真该跟托尼·瓦格纳认识一下”。于是，丁特史密斯拜读了瓦格纳的著作，并给他发了封电子邮件，邀请瓦格纳下次到访波士顿时见上一面。瓦格纳应承了下来。于是，原来计划1小时的早餐变成了3小时的长谈，主题只有一个：过时的教育体系对创新意识的遏制是多么严重；而创新意识对年轻人在如今的经济发展形势中取得成功是多么重要。用过早餐后我们发现，虽然两人的职业背景差异甚大，但都非常认同以下几个观点：

◎突飞猛进的创新正在迅速淘汰社会结构中稳定的例行职业，这让美国的数百万年轻人面临着失业风险。

◎年轻人若想在21世纪的创新大环境中开创出理想的事业，成为合格的公民，需要具备一系列关键技能。而这些技能却是多年的求学生涯所无法赋予的。

◎美国推行的旨在对学校进行“修整”的教育政策只能对学生造成伤害，令教师失去目标。

◎历史上，教育文凭是可以跟核心竞争力画等号的。但如今，文凭的货币成本已昂贵得令人望而却步，文凭带来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情绪崩溃，而文凭的内涵距离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却越来越远。

◎除非我们对学校进行彻底重构，否则，教育程度的差距终有一天会威胁社会稳定。

◎我们肩负责任，迫切需要唤起社会对教育问题的重视。因为我们知道教育应该怎么做，才能为每一个学生都赋予在人生中奋起拼搏的机会和能力。

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具有某种“奥兹国巫师效应”

和别人聊天时，只要聊到求学经历，大家都会有所感悟，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当过学生。那么，就让我俩开个头，讲一讲自己上学时的故事。

瓦格纳不喜欢上学，成绩平平。他进入了两所不入流的大学，后来终于在美国当时最具实验精神，却同样毫无名气的大学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随后，他继续深造，在哈佛大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瓦格纳觉得自己根本无法融入其中，总是和主流教育思想持不同意见，还跟教授们对着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观点。瓦格纳在求学生涯中挣扎着生存了下来，并继续以作家、演讲家和顾问的身份，闯出了一条成功的职业之路。他还是第一个坦言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具有某种“奥兹国巫师效应”的人。文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它很重要。

丁特史密斯天生就会做速算。虽说在现实生活中用处不大，这个本事却是他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他在标准化数学测试中从没丢过分，数学课和物理课的成绩也很优异。而他在斯坦福大学念研究生时才意识到，成为伟大物理学家所需的特质和物理课优等生所具备的特质几乎毫无关系。幸运的是，在斯坦福大学获得应用物理学硕士学位和工程学博士学位后，他放下物理学，转行进入了科技创新界，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他是活跃的教育慈善家，为几家高潜力教育组织提供指导和资金支持。这些组织都在努力寻找思路和方法，力图将教育带入21世纪的快车道。

两位作者的学生时代是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个时候的自由散漫与如今压力巨大的教育氛围形成鲜明对比。当年学生考大学根本不存在多少竞争，应试的概念还没出现，孩子们参加活动也不是为了打造出完美的大学申请履历。记得那时，童年的我们总有很多时间去探索、创造，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无论你加入劳动力大军时的教育水平是高还是低，初级的工作机会都比较容易找到。而对于如今的美国孩子来说，那些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

无论是在餐桌旁，还是在大礼堂的讲台上，我们发现，只要让人们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就能对教育话题的讨论起到神奇的促进作用。我们每次都会请人们讲一讲，学习生涯中的哪个方面对他们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可以是上课时的经历，也可以是课堂之外的体验，也可以是教师、导师、教练等。他们的分享总能让我们有所收获，而且分享的过程也能让人们努力思考，什么才是教育中真正重要的东西。

电影《录取通知》剧照。

在此，我们也希望邀请你用上几分钟时间，回忆一下学生时代对你影响最深的人或事，可以与课堂有关，也可以无关。你不妨拿起笔，在纸上或本书的空白处写出来。

我们向数千人问过这个问题，收获了各式各样的回复。有人提到参加课外俱乐部，担任委员会领导人，设计并完成高难度项目；有人提到某位老师，从老师那里获得了对某个学科的热情和灵感；有人提到和成年人的交流，在交流过程中获得对方的信任和鼓励；还有作为运动团体的一员，参加训练和比赛的经历；以及在某件事上一败涂地，而后实现自我修复的过程。我们接触过许多人，但从未有人说过：“有那么一堂讲了好多选择题的课，对我影响深远。”说完大家，也来说说我们自己。下面就是我们各自心怀感激的求学经历。

瓦格纳：让孩子们尝试每周练习一种新的写作风格

我在十二年级

（高三）

时转学了。很可惜，我记不得那位对我高中时代影响最大的老师的名字了。我试着去找过他，但是我当年就读的那所高中已经停办了。

在阅读方面，我是个后进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文字和故事的热情与日俱增，因文学散发出的美感和力量而深陷其中。九年级

（初三）

时，我开始大量阅读名著，自己写小说。那时，我最想做的就是成为一名小说家。可惜，中学时代的所有语文老师都帮不上什么忙。在课堂上能学到的关于写作的“指导”只有语法，主要是主谓一致、逗号的正确用法、无归属分词、分离不定式之类的。

老师布置的作业基本都是作文，而作文的主题基本都是针对课堂上“讨论”过的著作，我们只是再用文字重复一遍老师讲过的内容。课堂上讲话的永远是老师。而且，老师还会花上大把的时间用红笔在我们的作文上东涂西抹。我们也和如今的学生一样，只看成绩，根本不关心老师用红笔写下的修改意见，下课时再顺手将作业纸扔到垃圾桶里。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新学校的十二年级语文老师和其他老师没什么不同。但学校里还有另一位语文老师。他是一位举止儒雅、讲话温和的英国绅士，看上去就觉得与众不同。具体是什么原因我已经记不得了，可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吧，总之我找到他，告诉他我对写作很感兴趣，希望他能帮帮我。“我很开心能帮到你。”他回答道。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每周见一次面，他鼓励我每次都尝试一种新的写作风格。他说：“你可以试着只用对话来表现一段喜剧色彩浓厚的场景。”下一周，他又会说：“要不这周试着写一段幽默故事吧？”或是：“来一段童年回忆怎么样？”又或是：“最近有没有看电影？写一段影评。”

我坐在他身边，看着他认真阅读我写的每一段文字。偶尔，他会抬起头来发表一点意见，还会找出其中他认为非常不错的词汇或比喻，着重点评。他还常常推荐一些读物给我。针对每周即将练习的写作风格，他会介绍相应的长篇小说、短篇故事、诗歌或散文给我看。

用“练习”这个说法描述这个过程再恰当不过了。多年之后，我才意识到，那些每周一次的作业，就相当于画家练素描，是训练眼睛或耳朵、解放手指的重要方法。老师评论的目的是对我写得最好的地方加以强调，这样我就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这位老师对我的影响非常深远。从那时起，我便深深爱上了写作，直到现在都无法自拔。为了这堂不计学分也没有成绩的课，我付出的时间和努力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一门必修课。后来，当我也做了老师，给各类中学生讲写作时，我也用上了同样的指导方法：让孩子们尝试着每周练习一种新的写作风格，与他们一对一交谈，当面点评作业，再鼓励他们对特别感兴趣的写作风格继续深入打磨。

丁特史密斯：外语教学的通用方法效果往往差强人意

吉姆·卡纳万

（Jim Canavan）

是我中学时代的西班牙语老师。他很有魅力，总能给人以灵感，而且对这门语言怀有一腔热情。卡纳万老师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教学方式是以趣味为出发点。他的课堂上总是有着此起彼伏的笑声。一节课50分钟，我们会一直不停地用西班牙语聊天。话题天南海北，涉及学校、时事新闻、体育运动、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趣事等。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他讲他那辆庞蒂克牌的“火鸟”在家门口着火的事，他还说，这车名起得真够讽刺。

卡纳万老师从来不会站在讲台上背对学生，在黑板上奋笔疾书什么词汇语法。他的风格是引导并训练学生用西班牙语进行对话，并鼓励全班同学积极参与。而每节课结束时他都会说： “今天聊得很尽兴，如果想明天课堂更好玩，今晚回家最好多看几个词汇，多学几个语法，明天课上咱们接着用”。就这样，我们每个人回家之后都迫不及待地学起了西班牙语。

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剧照。

一学期的课程结束后，我们的西班牙语口语都达到了流利的水平，而且学到的许多用法经久不忘。我经常需要到西班牙语国家出差。走出卡纳万老师的课堂45年之后，我掌握的西班牙语依然足以支撑我在这些地方通行无碍。相比之下，我大学时学了两年的法语必修课，但在期末考试之后，那些法语知识便瞬间从我脑袋里彻底消失了。

外语教学的通用方法是死记硬背，而效果往往差强人意。卡纳万老师的教学方法则称得上独树一帜。我毕业不久后，他便改行不再教书了。我试着找过他几次，想告诉他：“感谢您给予我们所有人的启迪，让我们了解到学习和乐趣是可以兼得的。”但很遗憾一直没能找到他。

本文节选自《为孩子重塑教育：更有可能成功的路》，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编辑丨董牧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