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叫嚣：鸦片贩子、商务监督、外交大臣的互动

对华动用武力，律劳卑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但绝对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早在1830年，因为行商的破产问题，和广东官方产生纠纷的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就请求英国驻孟加拉总督派海军支援。而到了1834年，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终结之后，主导对华贸易的散商们扛起“自由贸易”的大旗，表现得更为激进和尚武，对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和一口通商贸易愤恨不已，叫嚣通过海军力量进行武力威慑，以改变中西关系格局。

从此，以威廉·查顿和詹姆斯·马地臣为首的散商成了鼓吹战争的主力军。对于这些处于鸦片贸易第一线的人来说，这个不道德的行当交织着魅力、利益和冒险，绝不允许任何人横加阻挠。

查顿1784年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农场，9岁时失去父亲，十几岁时，他在哥哥的帮助下，勉强通过了爱丁堡医科学校的考试。毕业后在东印度公司商船上当医生的经历让他认识了东印度贸易，1818年和人合股买了艘船开始鸦片生意。而马地臣19岁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就成了东印度公司的签约学徒。1832年，一拍即合的两人在广州建立了怡和洋行。

怡和洋行的发达纯粹是借了鸦片贸易的光。据统计，1820—1821年间，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仅有4224箱，15年后，这一数字竟翻了7倍有余，达到了惊人的30302箱。醉心于鸦片贸易暴利的两人根本无心装模作样地摆出绅士风度，查顿在他的办公室里只放了一把椅子——还是给他自己坐的——以防访客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浪费他的时间。在两人“分秒必争”的努力下，怡和洋行迅速坐上在华散商的头把交椅。

1834年，律劳卑被赶出广州后，查顿、马地臣纠集了85名英国商人联名向英王呈递请愿书，要求派出武装舰艇与充分的兵力，北上入京，为律劳卑所受侮辱索要赔偿，并开放其他口岸扩大贸易。

伶仃岛的鸦片船，1824，威廉·约翰·哈金斯绘

1835、1836两年间，马地臣在伦敦受到了两任外交大臣威灵顿公爵和巴麦尊的接见，但碰了一鼻子灰。威灵顿说“商业利益应该用和平手段而非用武力去获取”，巴麦尊也不认为应该采取军事手段。但马地臣坚持认为在华英商供养着英印政府，还向英国政府上缴相当数量的税收，政府不应忽视采取对华强硬外交的诉求。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中，他强调，任何地方都不如中国重要：“它是我国棉花和毛织品的最为广大的市场之一，亦是我们东印度领地的棉花和鸦片的最大市场；同时它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生丝；更重要的是，我们依赖这个单一的市场提供一种不可或缺的消费品，而它又为大不列颠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岁入。”他以自己创办并控制的《广州纪事报》为舆论阵地，鼓吹开战，并提出英国政府应当实现的目标：迫使中国皇帝承认“大不列颠君主”的对等地位；“最惠国待遇”；多于葡萄牙人在澳门独享的特权；在中国“沿海附近的内河自由航行”；“一个全权公使及其随员应驻在北京，与帝国内任何一处英国臣民保持不受限制的联系。其官员应能与军机处直接往来，在必要时与皇帝本人接触”……为未来半个多世纪的中英关系勾勒出大致蓝图。

越来越多的英商加入了这个开战大合唱中，有人仔细回顾了过去200年中西交往史上的不愉快事件；有人宣称中国执行“野蛮法律”，由此得出中国不受国际法保护的结论；有人开列出了兵力清单……总之，“批判的武器”越来越朝着“武器的批判”转化。

在1839年之前，英国政府对在华英商的战争诉求都予以漠视，但在巨大的市场面前，英商们的谩骂、请愿、宣传有着源源不断的动力。在19世纪30年代，武力威慑论逐渐变成了对华战争论，一个对华强硬的舆论场在英国、英属印度乃至北美逐渐形成，对英国政府来说，发动战争的“民意”已经不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