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高祖年间是这样征讨逮捕贼人的

途径之一即为仕宦，入仕从君主，朝归事亲属。能够实现忠孝一体自是最好，若忠孝不能两全，那么以“忠”为伦理的皇帝统治的“公”的领域肯定是优先于以“孝”为伦理的家族主导的“私”的场域。换言之，在家国同构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国寓于家，若想令臣子忠于君王，就要重行孝道，为父尽孝视为在家族领域内的表现，推及国家层面就是为君尽忠，它们本质上都是要求服从。重孝可以维持家族内部的紧密一致，尽忠则维护国家朝廷的安定统一。

需要明确的是，儒家强调家族道德，可能会产生同国家利益相冲突甚至全然不相容的结果。这种血缘家族大于地缘政治的情形，体现在丁忧层面就是拒绝起复，这种情况在孝文时期、北魏末和东西魏交替时期较为明显，其中臣僚身份又以中原士族为主。宋隐族子宋琼，“母终，州郡屡辟，皆不就。”高猛虎“及居丧，以至性称，遂绝宦情。”寇俊因东讨燕齐有功，孝文帝特授员外散骑侍郎并迁尚书郎中，因母忧不拜。而在其他情形下，皇帝以国事所迫（多是征战需要）为由，不允许朝中要员离职守制，此即为“夺情”。

战时起复虽是迫于时事不得已而为，然而毕竟与北魏所倡循的尊儒孝重忧丧相悖，故为安抚恤民，孝文帝就曾于太和二十二年特诏“在征身丧者，四品以下及卑兼之职给帛有差”，以赐帛为倡加以抚恤。夺情情况大致有二，一是对朝廷诉求丁忧的官僚不予解职，而是继续留任原职或迁他职；二是丁忧官员禫制未终而终止其继续服丧，丧期内起复官职。

高祖初年，寇瑧正值母丧守制，然恒农地方盗贼猖獗，故而被征为都将征讨逮捕贼人。阳平王元安寿北伐前夕遭逢母忧，孝文帝“诏遣使臣以金革敦喻”，以战事敦促晓瑜，出殡后即刻出征；南安王元桢之子元英，因遭父忧解任，因高祖孝文帝讨汉阳而夺情起复镇守荆州元龙以母忧去官，然“沔阳即序，江右未宾，金革即兴，呼门复及”，又以骁骑将军扈驾南讨；陆睿大破蠕蠕不久即遭母亡，居丧期间恰逢高祖南伐而被起任，即使“睿固辞，请终情礼”，仍有诏“重敕有司，速令敦喻”；中原士族时也难逃于此，彭城士人刘芳母忧去官时大致太和十八年后，太和十九年高祖南征被起为辅国将军，按传统三年禫制正值丧期，然无可违命，后随咸阳王禧征赴南阳。代人奚康生正始年间遭母忧，期间时逢萧梁将宋黑侵扰彭城，因其去职前出任南青州刺史，故被诏起为别将假平南将军，岭南青州诸军反击；世宗时期不幸丁父忧，亦是因征蜀战事而被起复郎将。

范绍世宗初以都水使者去职守丧，正值义阳初复，遂被起除宁远将军带义阳太守。河东闻喜士人裴衍，孝昌初正值母忧在乡守丧，时萧衍遣将曹敬宗攻荆州，危急之下遂诏衍起为别将，假前将军前往解围。大统前期，正值东西二魏争伐之际，车骑将军独孤信常年征战在外，尽孝有缓服丧有迟，父亲去世还是由俘虏亲信中得知，然战事所迫，又出洛阳。大统后又为母发丧行服，其时魏太子与太祖出巡北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