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箭杆胡同出发，看“新青年”陈独秀如何掀起新思潮│寻迹②

1919年仲夏的一个夜晚，北京天桥新世界游艺场，顶楼花园出现了数个身影，少顷，他们从衣服兜中取出一叠叠传单，向空中用力抛去。

如雪花般漫天飘洒的纸片上，印着《北京市民宣言》，呼吁政府“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彼时，国人仍沉浸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愤怒之中。

当晚抛撒传单的主力、《北京市民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

在北京生活工作的三年，陈独秀主导出版了多卷《新青年》杂志，对北京大学文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促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是他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陈独秀相片。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箭杆胡同20号院

编辑出版多卷《新青年》杂志

出故宫东华门，拐上北池子大街，绕进北池子头条，再向北多行几步，一条箭杆胡同出现在眼前。

胡同底部的20号院，便是当年陈独秀和妻子高君曼及两个幼子短暂居住的地方，同时也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的旧址所在。

据史料记载，当时陈独秀住所的整个院落分东、西两部分，东院北房及南房分别为编辑部和居所，其他房屋为传达室、车夫等住处。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摄于2001年。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1917年初，陈独秀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带着草创不久的《新青年》来京。《新青年》月刊自第3卷第1号起从上海迁移到北京大学续办。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期间，该刊有了很大的发展，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出版，共在北大编辑第3卷至第6卷，每期约100页，最高发行量为每期15000份，撰稿有300多人。[1]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览部主任陈翔介绍，最早在上海，陈独秀办的是《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当时这个杂志的编辑多为陈独秀的老乡、朋友，主要的活儿是陈独秀自己干，所以他压力特别大，无论是筹措经费还是采写稿件，都像孤军奋战。“来了北京以后，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加入了进来，《新青年》刊登的文章变得非常有力度。”

这一时期，《新青年》迅速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逐步形成了读者群，进而形成一个特有的新青年群体。他们对于五四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都发挥了主体性作用。其中又以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为主要代表。[2]

“还有一点特别的是，这处旧居距陈独秀上班的北大红楼只有1公里多，离得非常近。”陈翔介绍，“当年陈独秀在这里办《新青年》杂志的时候，房东姓孙，2001年我们来这里访问，就遇到了孙家一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他给我们介绍，说当年家里人描述过，哪里是陈独秀住的、哪里是《新青年》编辑部，房角那块儿还有个黄包车，陈独秀是租了黄包车每天去红楼上班的。”

2001年，陈独秀旧居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由于历史原因，这里一直混杂居住着多户居民，还有各种私搭乱建。2013年初，东城区将陈独秀旧居腾退修缮纳入该区名城保护重点项目，列入区政府“折子工程”，2015年9月完成腾退修缮。

北大红楼

实现“一校一刊”结合 促进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

1918年9月，一座新楼在北京沙滩汉花园拔地而起，这座颇具民国特色的五层建筑，因外观砖瓦呈红色，被人们称为“红楼”，这里曾是北京大学第一院，也是文科、图书馆及校部所在地。

北大红楼旧照。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红楼竣工时，陈独秀已经在北大文科学长任上一年零八个月了。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来学校任职，辅助他对保留着封建教育传统和陈腐校风的北大进行改革，并建议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实现了“一校（北大）一刊（《新青年》）”的结合。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北大聚集，形成了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核心的新文化阵营，使新文化运动得到迅猛发展。

“其实蔡元培和陈独秀早年间就有交往，两个人都在上海一起试验炸药，热衷于暗杀活动，算是曾经的战友，再加上当时陈独秀已经通过《新青年》打响了名气，所以蔡元培一想到要改革北大、一听到陈独秀的名字，就决定聘用他，不惜亲自去请，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古风。”陈翔介绍。

到任后，陈独秀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教育方针的改革。《新青年》创刊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认为教育应该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陈独秀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应该以“研究学理”为主，为此他提出三项办法，即注重外国语、除讲义、多购参考书。

二是关于教学的改革。陈独秀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等。

陈独秀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也让北大形成了良好而活跃的学术氛围，这促成了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兴起，并因此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3]

北大师生合影（第一排右起第三位为陈独秀）。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天桥新世界游艺场

悲愤巴黎和会外交失败 在此抛撒传单遭逮捕

陈独秀一生曾五度入狱，其中一次颇具传奇色彩——1919年6月11日，他在天桥新世界游艺场（现已拆除）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场被捕。

“当时，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遭遇失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即将转交给日本，陈独秀对此非常悲愤。他意识到，依靠列强去树立公理、战胜不公道是不可能的，必须靠人民、靠政府、靠强力去拥护公理。所以，他和李大钊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喊出了‘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口号，并由胡适翻译成了英文。”陈翔介绍。

《北京市民宣言》。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随后，陈独秀去往城南的新世界游艺场，登上楼顶，将传单向下抛撒。

负责逮捕陈独秀的侦缉队在向上递交的材料里写道，当晚，陈独秀“上下楼甚频，且其衣服兜中膨满，即由文牍兼探员秦树勋、李文华跟踪侦伺。至约十时，该人潜往该商场五层楼之西南方黑暗处……手持传单，正欲往下扔撒……”

当时一起抛撒传单的北大教授高一涵回忆，新世界游艺场五层是屋顶花园，“我们正在向下撒传单时，屋顶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走出一个人来……那人一看，马上就说：‘就是这个’，即刻叫埋伏在屋顶花园暗地里的一伙暗探，把陈独秀抓住。”[4]

“按理说，发放传单是很隐秘的事，应该私下办，但那不是陈独秀的性格，他是一个很外放的人，觉得传单必须公开散才过瘾。”陈翔告诉记者。

之后，经过各界的营救，在狱中困顿近100天的陈独秀出狱。他依然我行我素，到全国各地演讲，由于谈及要改变私有制，遭到北洋政府公开拘捕。李大钊和胡适知道消息后，就在北京车站等着返程的陈独秀，立马把他转移到朋友家里，过了几天，李大钊又护送陈独秀去上海工作。

“他们打扮成追账的账房先生，赶着车出了朝阳门，然后奔天津再转轮船去上海。据高一涵回忆，当时在路上，陈李二人就谈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那个时候，他们俩都开始与共产国际的人物接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了广泛的传播。”陈翔介绍。

抵达上海后，陈独秀开始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会同李大钊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起，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先后同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旅欧旅日等受过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传播。

后来，也是在陈独秀的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9月的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

■ 专家评述

京城北河沿西侧的箭杆胡同9号（现箭杆胡同20号），1917年初，陈独秀携《新青年》来京，他的编辑部和寓所就安置在此，直到三年后离京赴沪。

陈独秀早年受康梁维新派影响，一度主张改良主义，后来赴日留学，苦读西学译著，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参加拒俄运动，继而参与主编《国民日日报》，创办《安徽俗话报》，倡言“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追溯中国衰亡之源，他认为，国民性太差，应当改变一切恶化国民性的思想、观念、制度和习俗。

1904-1905年，陈独秀加入爱国学会的暗杀团，与蔡元培共事。辛亥革命后，陈独秀先后出任安徽都督府顾问、秘书长，推动共和维新。讨袁革命失败后，他在流亡中，依然坚持革命信念，寻找救亡出路，同时钻研文字学、著书立说。

1914年夏，陈独秀与章士钊合办《甲寅》杂志，第一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奇文，向传统思想挑战。一年以后，《新青年》高扬科学与民主大旗，陈独秀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

《新青年》杂志封面。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供图

《新青年》落户北京，成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依然是主编、主笔。他的意识明确，欲救亡先启蒙，欲启蒙先改造国民性，欲改造国民性先改造青年。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的六义，核心就是科学与民主。

在科学和民主精神面前，一切迷信虚妄和专制独裁都无所遁形。找到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最重要、最本质的是非标准，才会有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人。

作为一代精英的精神领袖，陈独秀身上有着断头流血都不辞避的悍劲，所向披靡的狂飙式的气质，棱角毕露、锋芒逼人。他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先是以《新青年》唤醒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爱国觉悟，又以《每周评论》为五四运动提出斗争纲领、口号和斗争方式，而且身先士卒，跑到北京南城散发传单，被捕入狱。

他的被捕令全国震惊，引起声势不小的营救运动。与陈素昧平生的孙中山，在上海接见北京政府代表徐世英，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陈独秀；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盛赞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高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狱中，陈独秀没有书报可读，只能阅读《圣经》，他把监狱当成研究室，思考人生家国命运。出狱后，他发表《基督教与中国人》等文章，带有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他与李大钊一起赞助无政府主义的“工读互助团”，毛泽东、张国焘、俞秀松等都是成员。在互助团试验失败过程中，陈独秀和这些青年人逐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以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主导的新文化运动，培育了一代新青年，进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那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陈铁健

新京报记者 张畅 马瑾倩

视频记者 李欣侗 陈超 景如月 刘婧瑜 姚远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赵琳

本期顾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独秀研究会原会长 陈铁健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览部主任 陈翔

安庆师范大学教授、陈独秀研究专家 朱洪

参考资料：

[1]陆米强.《新青年》杂志编辑出版史实考略[J].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5(00):146-160.

[2]徐光寿.论《新青年》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中的地位与作用[J].江南论坛,2021(03):27-30.

[3]夏小庆.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教育改革思想研究——从改革北大文科到主政广东教育[J].教育教学论坛,2020(37):126-128.

[4]王克昌.陈独秀第二次被捕细节考证[J].北京党史,2012(06):57-58.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