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曾这样感叹过：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是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人性是善于遗忘的，所以纪念才有了不可或缺的意义，对历史的铭记是为了审视现在，是为了升华我们的人格。
一百多年前，有这样一群工人，他们在那场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里，默默无闻承载了世上最繁重最卑微也最危险的工作，为世界和平和祖国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战胜国忽略了他们，自己的祖国甚至也淡忘了他们。他们是谁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迅猛发展，对市场的强烈需求导致列强们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然而世界资源有限，列强们相互竞争你争我夺，摩擦不断升级，其中尤其德法两国间的矛盾尖锐深远，最终导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战争规模之大，兵力之广前所未有，法国作为主战场损失尤其惨重。
到了1915年，法国国内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已经引起了当局对后期战争的担忧，为了能保证持久作战，法国政府希望可以从国外招募到更多工人来法支援。
他们把目光首先瞄准了人口众多的中国，华工不仅是当时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耐受性强能忍受极端环境，工作效率还特别高，当时的北洋政府也站在协约国这边，决定“以工代兵”支持英法。
由于山东地处沿海交通便利，山东人更是体格健壮吃苦耐劳，所以法国人将山东人作为第一选择。
这些天性乐观的中国农民半辈子都没出过家乡县城一步，更加不会知道前方有多少艰难险恶。当时迫于德国在地中海的势力，运送他们的船只只能从好望角绕到北美洲，再火车横穿北美，最后横渡大西洋抵达法国，旅程前前后后三四个月。
其中在中途不幸遇险或染病的华工就不在少数，但这并不影响华工们积极奋斗的意志，他们一到法国就立刻被安排到相应的工作岗位投身战斗。有的分配在军工企业制造武器，有的在工业企业冶金、雕刻、挖煤等，还有的被分配到港口从事运输。
但随着前线战事吃紧，特别是1916年，凡尔登战役、索姆河战役、日德兰大海战，协约国死伤近300万后法国政府把这些劳工安排到前线去从事更繁杂危险的工作。
让他们去挖战壕，他们挖土的速度是黑奴的2倍；
让他们掩埋尸体救护伤员，他们亦是不怕苦不怕累；
后方粮草补给、修路修桥同样有中国劳工的身影。
华工相当于奋战在战争的最前线，不过华工们依然恪尽职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如果没有这些英勇的华工所做的工作，那么英法可能承受不住那般大规模的人员牺牲，历史说不定就会被改写。
终于到了1918年，随着德皇威廉二世出逃荷兰，一战正式结束，据不完全统计超一万名华工死于战争，合同没到期的幸存华工们继续留在战场上做重建恢复工作，直到1922年法国政府才允许把他们遣送回国。
当时由于在战争中绝大多数法国壮丁奔赴前线，伤亡惨重，法国家庭里面劳动力奇缺。很多华工就被派到这些家庭里做一些苦力劳动，像修葺房屋，耕作农田等，由于华工们勤劳朴实、生活作风也比较端正，这给法国女性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他们即将回中国时，许多法国女性向当地政府申请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与这些华工男性缔结婚姻。但法国政府和中国一些官员们实际上是不鼓励异国通婚的，毕竟文化差异大，而且华工的薪资是非常低廉的，婚后生活得不到保障。
但据保守统计，至少3000名法国女性，不顾世俗偏见坚持要他们留下来共同生活。
随着部分华工们被陆续遣返回国，历史也渐渐将他们遗忘。一战后的英法不仅为在那场战争中逝去的将士树碑立传，甚至为在战争中牺牲的动物：鸽子、猎犬等立碑纪念，但却没有人为这付出过生命与汗水的华工立碑，今天主流的法国人甚至不知道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
而在偏远地区的华工墓地上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姓名的墓碑，他们不是没有姓名，只是这个国家只知道他们的数字代号。
英国首位华人市长陈德梁为了给这些默默的华工们一个公平的历史地位，领导了一次立碑运动。
1998年，一场迟到了60年的纪念终于在巴黎实现。纪念碑设计成中国特色的华表样式，庄严地竖立在巴黎布迪谷街心花园，参加纪念仪式的法国政要第一次在世人面前肯定了这十几万华工，在法兰西民族遭受危难之际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个体的生命可能连朵小涟漪都泛不起来。
德意志首相俾斯麦曾说过：“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倾听上帝在历史上走过的脚步声，并当他在身旁经过时努力抓住他上衣的后下摆，跟他一起前进。”
我们芸芸普通人又何尝不是要认知历史，努力去抓住历史的衣角，和历史一起向前。一百多年前的这十几万华工，为了改变命运，勇敢地起航，凭自己的努力获得这个世界的尊重与认可，历史终究是没有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