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抑商”是千年难题，晁错忽略弊端，饮鸩止渴，幸还是不幸？
“重农抑商”是千年难题，晁错忽略弊端，饮鸩止渴，幸还是不幸？
晁错当初深研申、商法家之术，后来又从一位高人学习《尚书》，其对《尚书》的经验在帝国历史上无人能及，从这一点而言，晁错应该是一位兼采儒法的文学之士。早在文帝时代，晁错就以才见学识受到皇帝的重视，并任命他为太子舍人、门大夫与太子家令。因其才智过人而深得时为太子的景帝的赏识，每每以智囊称之。后来，应文帝召唤对策，以成绩优异而被提为中大夫。
或许就是在这个时期，晁错已经开始了他的政治主张，他曾多次上书文帝建议削藩以及更变法令，但文帝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却也没有责怪他，甚至有时候很为他的经世大略而感动，可是晁错的屡屡上书却让很多大臣对其侧目。在整个大乘群体中，他几乎没有一个朋友，这和他峭直深刻的性格有一点关系，但真正让大臣们对其不怀好感的还是他屡屡所要求的变更法令。
大汉帝国并不是一个开创性的帝国，自高祖皇帝登基以来，帝国的诸多法令始终是效仿秦朝。直到吕后垂帘，才多有变更，然而帝国的丞相们不敢于进取，不敢于将诸多法律付诸于实践。萧规曹随的故事，无非是一种自慰，萧何所规定的法令无非是秦朝法令的一个小小的模样上的改变，曹参当初应对惠帝的那一席话，也不过是为自己的无能而开脱，帝国初期没有一位皇帝和一位大臣将祖宗时代就存在的法令擅自修改，不是他们没有这种想法，而是他们的确没有这种能力。
晁错无疑是个另类，性格上的勇于进取与对现实一针见血的看法，让他对帝国的现状表示出了巨大的担心，但即使是这样一位勇敢的改革者，也丝毫没能在帝国行政上施展他的抱负，直到他死，帝国的大多数法令仍旧是高祖时代的那一套，晁错无疑是聪明的，当他看到一系列法令更举步维艰时，他绕开了这些繁琐的法令，并把自己拉到了一个制高点，以此来逐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有时候懂得转弯，懂得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与处理问题是一个人所能成就大事的可靠保障。晁错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文帝13年早春二月，文帝亲自到郊外耕田植桑，皇帝亲耕是帝国的一种创见，是帝国为了发展经济从而提倡农事而采用的一种仪式，这种仪式是庄重而又具备幽默感的，作为皇帝要学习农人拿起锄头在地上翻动几下，以表示今年丰收，同时鼓励人民勤事农桑。
如果刻意的将这一仪式归类，那么它应该属于晁错所学的法家意识，法家之流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政权，必须要发展经济，因为没有经济作为基础，任何政权都是维持不住的，而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大汉帝国发展经济，就必须要重视农业生产，晁错认同这种主张，但他同时又加上了一条打击商业，早在高祖时代朝廷就采取了抑商政策，由于帝国是建立在废墟之上，经济凋敝，高祖皇帝曾颁布过法令，商人不得衣丝乘车，然后用重税加在这些商人身上，高手的目的是要解决社会淫浮之气，劝民务农生产，节制社会消费，恢复经济活力，这一政策在帝国初建时对于当时疲惫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修复作用，当吕后垂帘，由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吕后废除了高祖时代的一项政策，由此许多商人的经济实力急剧膨胀，如果把一个帝国当成一个盈利机构，那么它的商业模式就是平台模式，帝国只给你一个平台，由朝廷指定规则，只要你到我这个平台中来，你就必须遵守我的规则，我让你盈利你就盈利，我不让，你就不能盈利。
商人在这个平台上由开始的被规则所限到被规则所养，经济实力大增，逐渐冲击了帝国的盈利模式，要知道帝国最基本的盈利模式是靠那些以农为生的农民，如果这些人在种地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辛苦一年，所得太少，他们要么会改变自己的盈利模式去经商，要么会离开这个平台去造反，晁错注意到了这种危机，他向帝国发出警告，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的确，当时社会上的商人们以大量金钱，交通王侯，以利相倾，当他们出门时，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其奢侈的生活与广大农夫的“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避暑，秋不得避烟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比起来，无异于天壤之别。
晁错一针见血的指出：商人与农夫之间的巨大社会差异和“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不公正社会现状，正是国家动乱的莫大隐患，而要改变这一社会积弊，就必须推行“务民渔农桑”的政策，也就是让农夫们心甘情愿的在土地上劳作，并且让他们得到实惠。
让农夫得到实惠，言之易行之难，朝廷不可能让农户无偿的使用帝国的土地，帝国财政的绝大部分的税收都来自于农夫。给农夫以经济利益既不划算，更不现实，晁错由此推出了“贵粟”的主张，所谓贵粟”就是要动用经济和政治，特别是政治的手段，造成一种社会风气，“使民以粟赏罚”，也就是说要让百姓们不仅仅把粮食当成一种生活用品，还有将其视为一种判断社会成员社会地位高低、荣辱的价值尺度。国家以所征粟物的多少，赋予百姓以相应的政治地位，如果一个人犯了很轻的罪，还可以用粟来除罪，也只能用粟。于是，粟的社会价值自然就提高了。
晁错无疑是把食物当成了一种调和政治的润滑剂，这种特别物不但可以当做金钱来使用，还能起到金钱所不能达到的作用，如此一来商人们就可以从农夫手中购得粮食以牟取相应的爵位，得以尊重，农户们自然可以由多生产粮食，而帝国则由于如粟增多而加强国力。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知道粮食是天下最有用的东西，特别是作为以农业为基础的大汉帝国，发展农业生产是治理国家最根本的事务。
表面上晁错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贵粟导致了帝国的卖官，商人们在朝廷对其控制的前提下，完全可以通过金钱进入体制内，由此使得红顶商人在晁错时代齐集庙堂。一项政策的实施有利必有弊，文帝所以能采纳晁错的建议，无非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利的一面，而故意的忽视了弊的一方。
贵粟并非长久之计，晁错恐怕深深懂得，但改革者的眼光即使辽远深邃，也不得不从眼前做起，为了把广大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卖官的弊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很多时候、很多时代都有这种政策的出现，当政者或者是建议者并非不知道它有弊端，然而为了解决眼前的矛盾，只能避重就轻地饮鸩止渴。
现实是，自实行了“贵粟”政策后，帝国的国库一时间变得丰腴起来，向百姓征收的赋税也大为减轻，景帝中期，朝廷国库之内的粮食充溢露积于外，乃至腐败不可食，所输入边境的粮食足够便民实用五年以上，而各郡县所储备的粮食也足可只用一年以上，米价由高祖初年的每担5000钱将降到数十钱。社会上出现了“五谷斗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的升平景象，这种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自然为后来武帝攻打匈奴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提供这一物质基础的晁错居然身首异处。
回过头来，当我们对晁错的这一伟大见解表示惊叹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高估了晁错。重农思想并非是他的首创，他只不过是在细节做了某些符合当时形势的更改而已，中国的重农思想最早是由东周时期李悝提出的，在经历了商鞅的农战思想，然后经过荀况的思想总结才最终成型，重农思想认为首先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农业是富国的根本，强兵的基础，是朝廷财政收入的源泉，其次该思想认为应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可以提高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农业和工商业应该是对立的，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仅以晁错的重农思想为例，他过多的强调了重农思想的第三点。也就是要在重农的同时抑制商业，大汉帝国的商业史还非常短暂，但它已经具备了商业的特点，利润过高，有利可图，在大汉帝国，晁错提出建议的时候，商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畸形状态，所谓畸形状态就是商业的发展已经以损伤其他行业为代价，他对农业利润和农民利益造成重大损伤了，种粮食不如卖粮食的，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农户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于是在晁错时代，大量农民弃农务工经商，使大片土地荒芜减产，部分地区的情况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晁错敏锐的感觉到，长此以往将会导致一些农业产品的价格上涨，原因是农产品不够丰富，而且流通环节过多，使产品在流通中价格猛增，其所带来的后果将导致国家的不稳定，事实上无论是晁错还是后来的许多经济学者都提出过重农抑商的建议，但真正落实却是难上加难，该重的未真正重视起来，该抑的也没完全抑制下去，究其原因，晁错分析得可谓透彻之极：农业生产的利润增长总是很缓慢的，而商业以及丰厚的利润和灵活的经营方式总是很活跃，二者之间的发展和竞争根本就不可能同日而语，截止到现在也没有拿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大汉帝国在这方面虽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却是用卖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长远看来不可取的方法来解决的。
现在站在晁错的立场上，他善于总揽大局，将重农抑商提到迫切需要解决的帝国政治的层面上来，但当我们换一个视角，从天下百姓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又该是什么样的呢？大汉帝国的百姓不曾受到任何思想的感染与熏陶，即使在大汉王朝已经建立了几十年之后，也始终没有一种思想可以主导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大汉王朝的皇帝与臣子们是百姓思想的引导者，在初期高祖皇帝的一切从简和吕后时期的鼓励商业，人们始终没有自己的判断，他们只能跟着帝国的大方向前进，其实大汉帝国的初期始终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用一种近乎圣人的口气教授百姓该怎样看待帝国的政治和经济行为，这个时候董仲舒年岁还小，法家思想的余波渐渐褪去，一批所谓的道家执政者只是在身体力行着道家思想，没有人通过知识与思想向天下百姓传递这个帝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独立的思想者在大汉帝国初年是不存在的。百姓需要一种引导，可帝国初年的执政者们没有满足百姓的这些需求，即使是许多大商人骄奢淫逸，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如陈胜那样站出来大喊一声“宁有种乎”的口号。
大汉帝国的初期百姓是无力的，至少在思想上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完全可以通过造反这种方式来对社会不公平现象进行反击，然而帝国的群众却始终没有进行抗击。大汉帝国初期的群众就是在帝国的摆布下走着他们的路，如果不是晁错，很多人仍旧处在贫困线以下，如果不是晁错，他们的未来实在堪忧，这也正是帝国百姓的悲哀，他们的所有权利包括生存的权利都掌握在国家手中，如果国家不能拿出有效的措施保住他们那点微弱的权力，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死亡，幸好有晁错，也幸好帝国的思想建设远远滞后，他们所以才有了帝国初年的那种稳定，几乎是如一面镜子一样平静，但晁错的命运从此与帝国的前途交织在一起后，他本人就不可能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