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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一直很清醒，但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推行新政，所谓的新政只是她的手段，从来不是她的目的。
清政府是在1901年才开始推行新政，这个时间点却很微妙，因为这时候慈禧才从别人的围殴中逃出生天，条约也还没签。
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清政府已经被“有识之士”给骂得无地自容了，慈禧更是不得不罢了那个姓李的心覆的官。
倘若这时候再签一份不平等条约的话，这份条约所付出的代价绝对不可能低于1895年那份，届时对清政府来说很可能又是一场海啸。
所以，慈禧必须得想办法来转移所有人的视线，必须得想办法来缓解“有识之士”对清政府的抵触情绪。
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那个小团体，这几年来可没少活动，虽说他们的活动都以失败告终，可确实让清政府很头疼。
这样的事，并不唯一。
慈禧之所以推行新政，就是想让那些得了风气之先的“有识之士”能够看到她和清政府的“改变”和“诚心”。
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嚷嚷着非变革无以救国吗？那她就变给他们看，只是这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相信康梁等人的改良，转向了革命。
慈禧当时为此还设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推行新政的督办政务处，这个政务处由谁领衔呢？庆亲王奕劻，奕劻虽然算得上是清末皇室之中少有的有能力的人之一，可是和李、张、袁等人比起来却只是中下之姿。
更何况，奕劻还是一个贪得无厌的饕餮，让他督办新政？除了能够贯彻执行慈禧的意志之外，他实际上能做的和会做的并不多，对于所谓的新政更是盲人摸象。
慈禧嘴上说推行新政，但她一直很清醒，一直掌握着分寸，她将新政的重点放在了财政和军队这两个方面。
只要清政府掌握好了财权，不怕地方督抚不听话。
只要清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强于地方军队，更不怕地方督抚不听话，清政府最后的六镇精锐就是这时候练出来的。
可是对于新政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涉及到政治制度的那部分，慈禧就玩起了心机，用起了“拖”字诀。
1901年已经说了要推行新政了，说要搞君主立宪，可是一直到1905年慈禧才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和绍英五人出使西洋，后来被称为“五大臣出洋”。
出洋干什么呢？考察欧美的政治制度。
从1901年初说要推行新政到1905年年底派人出洋考察，拖了快5年的时间，出洋考察是不是也需要花时间？又可以拖几个月。
考察回来了之后，是不是得写报告？写了报告上交之后，是不是还得讨论讨论？这么一来，又拖了好几个月，一直到了1906年9月的时候，清政府的《仿行立宪上谕》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这份《仿行立宪上谕》说的正是预备立宪的事，当所有人翘首以盼的时候，却发现原来是虚晃一招。
因为这道上谕说得清清楚楚，“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立宪？先过个几年再说。
拖到了1908年，慈禧发现有点拖不住了，立宪派的声音吵得越来越凶了，于是赶紧颁布了《钦点宪法大纲》。
这才勉强算是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序幕，也就是说从1901年到1908年这几年时间只能算是预备中的预备。
既然预备立宪的序幕已经拉开了，那么这个“预备”要到什么时候呢？载沣上台之后也想着用慈禧的“拖”字诀，所以说要预备九年。
当时立宪派一听说要预备九年之久，顿时不干了，被慈禧忽悠了这么多年也就算了，你一个愣头青也想来忽悠我们？所以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让清政府速开国会。
载沣吓得赶紧改口说，各位老兄情绪别那么激动，这事咱们还可以商量商量呀，九年不行的话，那五年怎么样？
最后载沣的计划是1913年开国会，但可以现在1911年先成立内阁，这才暂时压住了立宪派的怨气。
可是内阁一成立，人们却又很快发现了，这个内阁实际上是一个“皇族内阁”，所以到了这里，清末新政的信用也就彻底破产了。
这次信用的破产，当然也意味着支持率的下降，这是后来武昌城里的枪声响起之后，各省对清政府一片倒的原因之一。
慈禧之所以推行新政的目的也很简单，不过是为了拖而已，为了让清政府能够继续苟延残喘地撑下去。
所以，对于慈禧而言新政从来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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