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如何有步骤地掩盖旅顺大屠杀的
来源：中国国家历史
日军抓捕中国农民，组成扛尸队，图为扛尸队在水师营小南村收拾同胞的遗体
2015年10月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消息，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自此，日军在南京所制造的大屠杀惨案将被当作最珍贵的历史记忆，得到依法保护，世界各国人民也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值得强调的是，日本方面一向有掩盖并否定战争罪行的传统，其对待南京大屠杀是如此，对待甲午战争时期的旅顺大屠杀亦如此。
外媒引爆的
大屠杀真相
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入旅顺后制造了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在短短四五天内，两万多国人被残杀。遗憾的是，一些外国媒体虽然很快报道了日军攻占旅顺的消息，但对大屠杀事件反应普遍很慢。11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在其报道中简单提及：“旅顺被攻占后……据报告发生了大屠杀。”
这是最先提及这一事件的报道。三天后，该报再次刊登了一封电文，其中称“双方均有暴行的报道得到证实”。
1894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关于旅顺被日军占领的报道
1894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关于旅顺惨遭日军屠城的报道，此篇报道为驻地记者的笔记，记载的是11月26日的见闻，实际上直到29日才刊登出来
也就在这天，纽约《世界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其中称：
“中国逃亡的难民说，日本人洗劫了旅顺，枪杀了无论老幼所有的人，劫掠和残杀长达三天。他们声称，死者被野蛮地残害，手、鼻子和耳朵被割掉。人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但日本兵长达数日四处搜寻，杀害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国人。难民说，旅顺街道和港口到处都是尸体。”
但直到这时，旅顺屠杀事件仍未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西方媒体和民众仍认为这一事件只是未经证实的传闻。
12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战地记者科文所亲眼目睹的报道，其中明确表示，在旅顺被攻陷后的四天里，“我看到城内并无任何抵抗，但日本兵洗劫了整个城市，屠杀了市内几乎所有的人”。紧随科文之后，12月12日纽约《世界报》头版发表了一篇名为《日军大屠杀》的详细报道，该报战地记者克里尔曼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屠杀的惨状：
“日军于11月21日进入旅顺，残酷地屠杀了几乎全部居民。无自卫能力和赤手空拳的居民在其家中被屠杀，他们的躯体被残害之状无法形容。这种肆无忌惮的凶杀持续了3天。……外国记者为这种场面所惊骇，集体离开了（日本）军队。”
报道出来后，各国媒体纷纷转载，“旅顺大屠杀”立刻成为世界舆论的焦点。直到这时，日本方面才感到紧张，不过他们并非是因为屠杀本身而紧张，而是因为《世界报》在评论中提出，旅顺大屠杀“是日本文明的最大污点，日本人在这一事件中重回到了野蛮。把暴行看作事出有因的一切借口都是虚伪的，文明世界将会被屠杀详情震惊”。12月13日，《世界报》还特别提出，在日本澄清其野蛮行为之前，美国参议院不会批准与日本的新条约。
“旅顺口之事，其后虽与大本营磋商，但究竟问罪一事，颇多危险，亦非上策。似乎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手段外，别无良策。”
在此基调下，日本方面决定对屠杀一事不予理睬、死不认账，而为应对之后的舆论风潮，日方更是百般狡辩并采取收买舆论的下作手段，由此上演了一幕幕的丑剧。
银弹策略：
国内管制，国外收买
为了掩盖罪行，日本方面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向《泰晤士报》和《世界报》两报发去声明，其中狡辩称：旅顺并未发生屠杀事件，因为日军所杀都是士兵而非平民。
对此，《世界报》并不认同，在日本声明之后继续深度报道，并直接以《日本坦白》为题撰文加以揭露与评论。12月20日，《世界报》更是以头版、次版整整两个版面的位置刊登了克里尔曼的重磅报道《旅顺大屠杀》，这篇长篇通讯以亲身经历和准确的数据向世界展示了日军攻陷旅顺后的种种暴行，国际舆论一时为之沸腾！
在无法直视的暴行和惨剧面前，见惯了战火与死亡的克里尔曼也忍不住痛斥：
日本“表面上诗情画意，本质上却野蛮残忍”；“文明只是一件外衣”，“野蛮支配着整个国家”；“旅顺‘血宴’（原文为Banquet of Blood）只是野蛮欲望从睡眠中唤醒了”；“没有一个文明民族能够做出我在旅顺所看到的这样的暴行！”
克里尔曼之后，一些有良知的外媒记者也相继加入了揭发旅顺大屠杀真相的报道中。1895年1月7日，伦敦《旗帜报》记者维利尔斯发表了长篇通讯《旅顺陷落》，其中一个子标题即“屠杀市民”。1月8日，科文也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旅顺陷落后的暴行》一文，其中称：他乘船离开旅顺后，才庆幸自己“从疯狂漫延开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暴杀戮中活着逃了出来”，“最后听到的都是枪杀声、大肆杀戮之声，一直持续到大战役结束之后的第五天”。
“你能否批准我要求的款子，以开始从事报界行动，我已没有钱可用了！”
百般狡辩
只为掩盖罪行
眼见真相无法掩盖，日方随后又开始了各种狡辩。当时日本大本营提出的辩解理由有两点：一是日军进入市街正是黄昏时分，对清兵与一般居民难以区分，而且清兵脱掉军服后或抵抗或躲入居民家中，故杀人稍多实难避免；二是只承认杀害俘虏而坚决回避屠戮平民的行为，而杀俘虏是因为被俘清兵不肯服从，不得已而采取的惩戒手段。“中万（德次）中尉等11人战死，当时发生了清兵凌辱日军尸体事件，对我军死者削鼻、挖眼和破腹，造成全军大怒的氛围。据说打进旅顺以后发现了中万中尉的首级”，“对凌辱的报复情绪导致了旅顺屠杀”。
那么，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日方所说的“清军辱尸”事件发生在旅顺被攻占前的土城子之战，但后者只是一场小仗，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屠杀事件。而且，中万德次战死后，其手下军士“恐中尉首级落入敌军手中，挥泪割下，带回部队，顺利假葬”。所以，攻入旅顺后发现中万中尉首级而引发愤怒情绪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见到敌兵，一个不留！”
随同山地元治进入旅顺的日本间谍向野坚一即在日记中坦言：山地元治下达了“除妇女老幼全部消灭掉的命令，因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内恰似血流成河之感”。此外，向野坚一还记述称：某次日兵闯入民家杀害平民，“鲜血四溅，溢于庭院”，山地元治看见后非但不加以制止，反倒嘱咐其“不要对外讲”。
“我们在平壤抓了几百名俘虏，可是我们发现要养活和看护他们，既费钱又麻烦。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一个俘虏也不抓。”
如果说山地元治是旅顺大屠杀策划者的话，其所属第一旅团长乃木希典及第二旅团长西宽二郎则是屠杀令的积极执行者。往上推的话，日本第二军司令长官大山岩同样是旅顺大屠杀的元凶之一。旅顺被攻陷后，大山岩在阅兵场主持祝捷会，当军乐队奏起《君之代》时，外面杀戮平民的枪声仍不绝于耳。据克里尔曼的记载，大山岩非但对此无动于衷，反与诸将校“在奏乐声与枪弹声的错杂中频频碰杯，并微笑地蹬着方步”。
战场、舆论与外交的
全面胜利
不可否认，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对舆论的操控取得了极大成功，通过西方媒体，日军被塑造成了所谓的“文明进步之师”形象。战后不久，布莱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中的一篇文章即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日本人从战争开始就希望抓住欧洲媒体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他们就像在战场上那样凭借其令人钦佩的远见和组织而取得了成功。他们宣扬自己从事的是一场讨伐黑暗和野蛮的战争，正在传播光明——他们被基督教国家照亮的那种光明，这样他们首先消除了非议。在这种第一印象消失之前，他们又以军事胜利塑造了一个新印象。”
反观当时的中国，除了租界的零星小报，新闻媒体几乎没有发声，因此不但战场失利，舆论场上也是一败涂地。1895年12月3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奏折中报告：
“倭自二十四日赴旅后，杀伤兵民甚多。……二十六日又搜山，后面长墙以内及水师营，大加杀戮。墙外各村庄，如有军衣军器者皆杀。逃跑者杀。”
两日后，李鸿章又奏报称：
“据从旅顺后城逃出的张万祥称：贼马步实有万余人，商民被杀甚多。”
此时距大屠杀已有十余天，而清廷一方的信息仍旧混沌不清。
另一方面，在日本各种手段的作用下，西方媒体对大屠杀的谴责也未能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血光淡去，国际社会也日渐淡忘了这个血淋淋的历史事件。1895年3月，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改正条约案》，这也意味着美国继英国之后承认了日本是“文明国家”的一员。在战场上、舆论上和外交上，日本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旅顺虐杀行径暴露了日本人野蛮本性的真面目。如此自诩‘文明国’的日本人，仍需一个世纪以上的文明进化。”
没有道德与信义的“强者生存”逻辑最终会破产，正如鲁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说的，日本在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辩护时，其践踏了“自己要生存，也要让别人生存”的基本准则。日本近代百年的不断扩张，如果只是给本国与他国民众带来巨大伤害，那强大的意义又何在？二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耗尽了所有的资源，最终轰然崩塌，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败亡。这正是这种强盗逻辑的最终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