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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区放牛娃
1934年9月24日，“北上抗日先遣队”红7军团奉命向北急进，到达皖赣边境的鲍家村宿营。夜里，参谋长粟总检查警戒情况时，突然四下枪声大作，部队遭到尾随而至的蒋军两面夹击，形势十分险恶。
粟总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奋力突围，但不久右臂中弹，血流如注，军团长寻淮洲闻讯，很是关切，马上赶了过来，让他随主力部队先走。军情十万火急，可谓千钧一发，粟总坚持留下，只用一块毛巾，草草将手臂缠住，连子弹一齐裹在肉里（弹头一直到1951年才在北京医院取出），继续与寻淮洲一起指挥突围。
部队好不容易撤出后，粟总忽然发现政委乐少华不见了。他没有半点犹豫，当即又带侦察连，冒着密集的弹雨杀回鲍家村。一番搜寻后，发现乐少华负伤倒在路边，一动也不动。粟总马上叫几个侦察员轮流背着乐少华先撤，自己带着连队殿后，且战且走，借着夜色掩护，终于再次冲出了包围圈。
10月10日，红军主力正式离开苏区，开始了长征。红7军团则奉命转移到方志敏负责的闽浙赣苏区休整，获得暂时的喘息机会。博古在红军主力向湖南突围途中发来电报，命令红7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依然称“北上抗日先遣队”，下辖3个师，兵力达2万余人。
军团负责人也进行了调整，原闽浙赣军区司令员、黄埔一期生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委，寻淮洲则被降为19师师长，粟总也先是被调到地方部队，后面才担任军团参谋长。
蒋氏焦头烂额，坐卧不宁。他一面布置重兵“追剿”长征途中的红军主力，一方面又先后调集20余万人“围剿”红10军团。“黑云压城城欲摧”，红10军团不久奉命离开重兵压境的闽浙赣苏区，转到外线作战，12月13日经乌泥关抵达黄山东麓的谭家桥。
“围剿”的蒋军在上峰的严厉催促下，如影随形，蜂拥而至。补充第1旅长、黄埔三期出身的王耀武是其中悍将，带领所部一马当先，成了追击红军的急先锋。
刘畴西很快获悉王耀武孤军突出，与友邻部队相距至少有8个小时路程。他认为机会难得，他决心打掉这个补充1旅，改变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参谋长粟总随即拟订了初步作战方案，但在如何使用主攻部队上，他和刘畴西产生了分歧。
粟总认为，红7军团缩编而来的19师，野战经验十分丰富，师长是骁勇善战的寻淮洲，应该负责主攻。20师和21师则是闽浙赣军区升级不久的地方部队，担任主攻不大合适。
刘畴西则坚持让自己的老部队担任主攻。粟总只好改变部署，将19师改为打穿插，预备断敌后路。随后，红10军团各路人马遵令埋伏在王耀武必经之路两边的丛林中。粟总还精心指派了一些侦察员，装成当地老百姓，像往常一样砍柴、种地，甚至装作寻常外出的行人，在路上自由来往。
12月14日，邀功心切的王耀武率部追到乌泥关，迫近伏击圈。他见道路两边山高林密，急忙命令部下仔细搜索，一步一个脚印谨慎前进，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发生了：因为没有经过正规对阵的场面，红20师一个士兵紧张不安，手中的枪支忽然走火，而且一连3枪，暴露了红军的意图和目标。
王耀武知道大事不好，立即下令火速散开，抢占路边高地。一场近乎完美的伏击战，瞬间成为最不划算的攻坚战。
丛林中的红20师、21师官兵只好一跃而起，呐喊着杀向敌阵，以血肉之躯展开殊死硬拼，但没有占据优势。
20师、21师打响战斗后，埋伏在另一处的19师迅速出动，但很快失利，师长寻淮洲中弹牺牲。刘畴西只得下令撤退，带残部向北转移。
多年后的1978年5月，古稀之年的粟总在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陪同下，专程来到谭家桥，他遥望四周崇山，似乎在遥想当年悲壮的战斗，独自流泪。
尽管他不是战斗的主要决策人，且在作战部署时有过保留意见，后来又指挥华东野战军活捉了王耀武，给九泉之下的战友们报了仇，他还是很自责，对刘奎感慨说：“我一生基本上打的都是胜仗，就是在这里打了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