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木轩

云游校园:“这不是未来的教育,这就是教育本身。”

由 司空梓瑶 发布于 经典

上海美国学校(Shanghai American School,简称SAS),1912年由美国驻上海大使馆创立,是上海历史悠久、全亚洲颇具声望的国际学校之一。他们注重培养孩子的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终生学习的热情。

在SAS,”校园“这个词不局限于书本和课堂,真实的生活环境也是孩子们学习、成长的一个”校园“。他们鼓励孩子们走出舒适区,融入陌生的社区环境里,与当地人沟通,完成一些听起来很”艰巨“的学习任务。


上海美国学校校区老照片

图片来自官网

自2012年起,上海美国学校每年会选拔16位八年级学生,带他们来到云南大理喜洲镇,参加为期四周的“云游校园”(Microcampus)项目,真实地在乡土中国生活。


云游校园包含两项主要的学术活动,一项是按照个人兴趣对喜洲的蓝染、木雕、食物、宗教文化、少数民族风俗等内容进行调研。

另一项是和当地60岁以上的老人相处两周,通过“服务他们”获得听故事的机会。慢慢地彼此熟悉之后,再用镜头记录下老人们的人生故事和学生的感悟。

所有这些短片构成了一个系列:村落的声音(Voices of the Village)。目前已积累近百部短片。


“云游校园”与传统课堂教育不同之处在于:一切以学生的成长为中心。学生被置于一个完全陌生且安全的真实环境中,自己学会规划28天的学习生活。

8年期间,总计约300名上海美国学校的学生来到喜洲,其中有10%的学生之后带自己的家人也来到这里旅行,看望当时帮助过自己的村民们。

作为云游校园项目的长期在地合作伙伴,喜林苑这次采访了该项目创始人Craig,了解这一项目成立的前因后果、课程设计、对学生成长的帮助以及项目未来的发展。


Craig Tafel

上海美国学校“门外项目”负责人

Q: 当初怎么会想到做“云游校园”这个项目?

A: 在学校,老师们经常会互相打听假期的旅行安排。那时候我刚来上海美国学校,发现很多同事会利用假期暂时"逃离“中国,去泰国、韩国、日本,而我这个人的旅行方式比较“疯狂”:走到机场,专挑那些名字奇怪的中国城市去。

2001年,我头一回从同事那里听到“喜林苑”这个名字,她说:“你一定要去这里看看”。于是在那年寒假,我买机票来了这里,还遇见了和我一样”疯狂“的人——林登(Brian)。

那个冬天的傍晚,我坐在喜林苑的露台上,看着眼前的田地和村庄,突然想到了我们的学生。

其实当老师很神奇的一点是,当你去到任何地方旅行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想到学校的孩子们。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学生真应该来这里看看,不是浅尝辄止地来旅游几天,而是生活一段时间,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

这就是”云游校园“的萌生点。

第二天,我就和Brian聊了这个想法,一拍即合达成了共识。喜林苑有营地、员工,有与当地的紧密联系,而我们有老师,有需要学习、历练的学生等等。

Q: “云游校园”是怎么做起来的?

A: 有一天我跟当时初中部校长Brad Latzke提出想做“云游校园”的想法,Brad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最后阶段,他很赞成这个想法。在他的全力推动下,我们把后勤、行政上的事情都理顺了。他本人也来喜州好几次,跟我们一起看着项目落地。

他在我们早期的宣传片里说到:

“这(云游校园)不是未来的教育,

这就是教育本身”。

项目能真正实施有几个重要因素:

首先是技术。2012年,远程学习的软件很成熟了,学生也掌握了使用方法。

其次是与学校使命的高度契合。在策划“云游校园”的时候,SAS刚通过了新的使命:终身学习的热情、诚实且富有同理心的行事准则、实现梦想的勇气(A lifelong passion for learning,A commitment to act with integrity and compassion,The courage to live their dreams),“云游校园”是实现这一使命的有利途径之一。

最后一点是资金。项目最初的资金来自学校的拓展基金和家族捐赠,既有学校募款也有私人捐助者,这笔钱能支持我们“创业”三年。到一年半的时候学校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是否要继续。那一刻其实挺难的,但学校领导选择了保留这个项目。我觉得他们做了正确的决定。

Q: 学生和家长对这个项目的看法?

A:最开始大家的问题都集中在:“学生要在那里做什么?”

因为在2012年学校通常的项目只有5天,没有一个项目像这个这么长。到现在,SAS很多家长已经知道这是8年级学生独有的一次学习机会。我们也建立了专门的网站,介绍项目的基本情况,展示往届学生的日记和成果,解答常见问题。

每年我们收到的学生和家长反馈都差不多,有了解之后特别喜欢想要参加这个项目的,也有绝对不要参加的。我试图在最开始就和学生说清楚什么样的人应该参加,他们应该做好哪些心理准备。我认为学生和家长需要把这个项目当作是一个天然的匹配(natural fit),家长应该对于教育是什么有一个大概的理解。

Q: 介绍云游校园的核心理念和内容吧。

A: 云游校园有四个目标:增强跨文化理解、应对挑战、个人成长以及意识到自己可能产生的影响(Expanding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Working Through Challenges, Personal Growth and Awareness of Impact)。

有两个主要的学术活动:一个是调研项目,另一个是服务性学习。还有一系列学生必须要遵守的规则,我称之为“盒子”

这个模型是在项目建立之初,根据目的地喜洲和从各方收到的一万个问题综合得来的。当时我们把学校同事、家长、社区以及行政人员的问题和意见统统收集起来,它就像是一个维基百科页面。最终,所有疑问和看法形成一个和谐统一的结果,也就是现在的模型,它回答了关于这群八年级学生在乡村655个小时的全部问题。

Q: 四个目标的具体含义是?

A:第一个目标是“增强跨文化理解”,我们希望学生们身处自己没有光环也不熟悉的地方,让他们理解文化不只是少数民族给游客准备的那些节目。在这个大的旅游背景之下,他们应该去关注更小的东西,比如早市文化、餐饮文化、木雕文化。他们需要自己进入这个地方,向这里的人去了解这些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增强跨文化理解”。

第二个目标是“应对挑战”,这意味着我们抛给学生一些待解决的问题,然后我们往后退一步,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去完成、去挣扎、去体会沮丧的感觉,并最终找到解决方法。

第三个目标是“个人成长”,这主要来自于走出一个人的舒适区。事实上,我认为只有当学生脱离日常生活才会有真正的个人成长。因此,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当他们开始挣扎、快要到达能力的极限时,我们会让他们再次看到这件事情的意义:“你现在很沮丧,没错,现在这一步走下去很难,这就是成长过程中会遇到的事情。”从某种意义来看, 这也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

最后一个目标是“意识到自己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对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接触过的人的影响。我们会让学生思考每个人的选择和行为对小组中其他人、对喜洲社区,以及对我们所在环境的影响。

最初我们使用的描述是“产生积极的影响”或者“有所作为”,这种“我们来这个村是为了帮助那些坐在村口等待我们帮助的人们”的意识。但后来,我们不再持有这一观念,转而意识到我们的每一个行为都会留下痕迹。仅仅因为我们带着善意、我们觉得自己是好人,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必然对他人好。

我认为,意识到我们产生的影响这一点非常微妙,它成为我们做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并且让我们的行为前后一致。

因此我们开始关注到一些细节,比如走在街上,同一排最多允许有几个学生而不至于造成道路拥挤?

比如我们从不带雨伞,因为初中生总是会不小心用雨伞戳到别人的眼睛。所以我们会叫学生穿好雨衣,里面多穿几层衣服,再出去活动。

来到喜洲,说话声音的大小也需要调整。当你生活在一个拥有2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习惯了大声说话,习惯动作幅度很大来引起别人的注意,但这些习惯到了一个更小的环境就不一定合宜了。

叫学生小声说话其实很难,除非他们真的在那个更小的环境之中注意到大家说话和做事的方式。

也有人说我们的学生特别环保,自带水杯,不用塑料包装盒,这些看似不方便的取水取食行为,代表着我们与这个村落的关系。最终还是回归到我所说的目标:“意识到自己可能产生的影响”。

如果我们让现在的年轻人去解决社会上的难题,那他们需要理解这些最基本的事情,开始注意到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产生的影响,慢慢改变不假思索只顾自己只图方便的习惯。如果这一点他们都做不到,那他们很难负担起更大的责任,处理更复杂的局面,尤其是那些涉及到改变他人习惯的情况。如果学生体会到改变之困难,并且决心作出这一改变,那最起码他有这个基础去应对更复杂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他会明白这里面涉及到人的选择、便利、行为范式与习惯。

Q: 这些规则就是您所说的“盒子”对么?

A: 对。学生无条件服从规则是项目实施的基础。

每一个指示都是为了解答潜在的问题,让学生有章法可循,避免混乱发生。比如,当我看到学生因为一些很基本的事情在挣扎,我就会制定一条规则让这个事情变得顺畅,让他们准备好自己。

就像在成人世界里有很多创新创意发生,但它们时刻也有法规的限制,我们必须尊重法规的存在。在这里,我们试图让学生明白这个道理:一旦他们认识到了规则的存在、做事的边界,他们其实能更加自由和灵活。也有一些学生没有准备好,他们一直在与这些规则斗争,他们会问:“为什么你要把我限定在这些条条框框里?”,答案很简单:“因为你不尊重它们”。

随着教育变得更加个性化、更加以学生为中心,这些规则最终会根据每个孩子专人定制。我认为,一方面它很棒,它回应了学生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也会给学生带来一种错觉,以为课堂之外的世界、他们生活经验之外的世界也像这样。

以后他们会有老板,他们要交税,要遵守各种法律,要准时出现在机场火车站,在他们成长的环境之外有许许多多的规则。

我认为对他们来说,拥有这段必须要遵守设定好的规则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他们才能真正体验自己的决定需要自己来承担的感受。

Q: 怎么传递这些规则?

A: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提问,比如:“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处理?”,让学生主动思考。

这些规则与我们对学生的期待,与我们的目标相关,也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初衷。当学生不理解某些规则时,我会鼓励他们先自己想想为什么这么做。如果他们无法联系到我们的四个目标,那么我很乐意解释给他们听。这也迫使我很清楚地去理解我们的目标。

我们试图告诉学生他们应该做什么,而非不该做什么,让他们靠近而非远离目标。比如,这些是你在宿舍该做的事情,这些能帮助你保持健康的体魄,你应该用手机做这些事情。

Q: 何为服务性学习?

A: 我们是一所国际学校,为社会服务和成为有责任感的全球公民是我们的一部分。

我在设计带有服务性质的活动时,受到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这个概念的影响。虽然现在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解读,但本质上它与服务行为或者慈善活动还是有区别的。它包含了学习这个元素,设计起来比单纯的慈善活动更难。

我们最终选择了口述历史项目:学生与喜洲的长者交谈,通过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比如看店或端茶倒水,获得倾听和记录他们故事的机会。

这些故事共同被称为“村落之声”。我希望它能向社区传递出“你们的故事很重要”这样的信息。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我们说它很重要,而是我认为很多中国人都经历过非常时期,有着精彩的故事,他们可能向孩孙辈讲过很多遍,对方可能觉得无聊,并不认为这些经历多么了不起。

就像海明威所说,“任何人的人生,如果如实讲述,都如同小说一般。”我觉得通过这个项目学生最大的收获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

到目前为止我们大约记录了100个这样的故事,以带有中文字幕的短片呈现。这群八年级的学生没有太多专业的拍摄和提问技巧,成片也不是很精致。但我认为有些时候撇开这些形式与媒介,你忽然发现还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人愿意分享他们特别的经历。

学生们很乐意听到这些故事,长者们也是。

Q: 会不会担心这些项目会让当地人感到倦怠?每组的体验有所不同?

A: 当然会担心,所以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意识到对我们所到之处和那里的人们产生的影响。

我认为,这对学校、对每个人都是最难的一件事,因为人们就是会倾向于关注自我或者关注团队内部。这也是我们不断在和学生沟通的内容之一:我们是否传递了学校的精神面貌。学生自己也成立了“影响力察觉小组”,审视在这里的日常行为。

我十分感激喜洲的一点是,它并非一个买票参观、人人都以一定的服务标准来对待游客的水乡。学生在喜洲街上采访有时会被拒绝,会被评论说:“这些问题太无聊啦,问我一个好问题吧。”这里的人能够比较自如地应对学生,也能够很容易地说出“不用了,我不太想回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引导学生去理解他们的角色与立场。

回到前面我们所说的“服务”,任何服务行为的第一步都是观察和询问。学生能够向陌生人迈出第一步,建立信任,很熟练地用一个13岁孩子的口吻说,“您好,我来这里做调查,我对这个感兴趣,我听说您很有经验,可能会对我的研究有帮助。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掌握这个技能后,这群学生回到上海能够走进任何环境做同样的事情。

那么,学生的成长是否意味着喜洲村民们的付出?

当然,这需要社区对这种学习方式的开放和理解。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完美的过程,但是我们学生的提问技巧和社交能力在不断进步,他们在表达上更有自信,也能够读懂一些非语言的信号,那些暗示着现在时机不对或者没挑对人的信号。

这对我们的项目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有采取十分具体的措施来让学生明白什么叫做注意到我们对于社区的影响。

当学生在商场的时候,他们就会自然按照在商场的规则行事;当他们身处一个环境,没有大人画出界限时,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

从这点来看,我的工作其实很有挑战性,因为我也不想当个坏人整天告诉学生哪些事情不能做。但这么多年来我发现,如果缺乏非常清楚的边界,又想让他们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工作量非常大,但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这不是让他们服从某些无意义的指令,而是为了与社区进行友好互动所需要的基本意识水平。如果当老师和大人在身边时学生都无法停止在楼道里追逐,降低说话声音,那当学生一个人出去时,他们更难做到。

Q: 学生回到学校之后的流程是?

A: 我们会告诉学生可能会有“文化逆向冲击”(reverse cultural shock),帮他们在心理上准备好。我们也会有松散的学习社群,欢迎他们回来。

不过他们回到学校的时候,刚好也是其他学生从假期回来的时候,所以全校都在适应返校。我觉得学生可能很震惊学校平时是多么吵闹,因为他们在喜洲的一个月都不允许向彼此大吼大叫。

Q: 这些学生会再回来喜洲看看吗?

A:几乎所有学生都想再回喜洲看看。

这其实不是一个学校旅行常见的事。我在上海美国学校待了18年,带过很多中文fieldtrip,通常一周那种,学生们去了就是去了。

不过他们不能决定家里的假期在哪度过。大约30个学生(10%-15%)有真的回来。他们会带家人来,给他们做向导:“我想带你们去这个地方,因为它对我很重要。这里的人曾经帮助过我,让我感到在家一样…”。这在一般的fieldtrip里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