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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大家上午好，小编这厢有礼了，闲话不多说，我们略过前戏，直奔主题吧。
提起“特权阶层”这个名词，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起苏联。在缺乏约束的那一小撮人长达数十年的生吞活剥之下，一个曾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硬是从历史舞台上黯然退场，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与之相对的是，从腓特烈大帝时代开始，德国就建立了以廉洁高效而著称的官僚体制，在这种制度的保障下，德国一跃成为英法最忌惮的对手。这种印象一直延续到了纳粹时期，在喉舌的粉饰下，整个德国看上去被铸成了一块钢板，整个国家充满活力。然而遗憾的是，当时的德国不但被腐败问题困扰，其严重程度甚至比苏联还要触目惊心。
纵观历史，能够忍受贫穷，同困难作斗争，这其实并不算十分伟大的功绩，而是伟大的历史人物通往成功的“必修课”；真正难得的是在发达后仍不忘初心。有多少血气方刚的进步青年最后变成了国家罪人，又有多少高呼民主的斗士转而堕落成独裁者？那些最初怀揣着崇高信念的革命者尚且如此，更不用谈当时的纳粹党里有多少政治投机者和野心家了。
1935年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的盛大集会上高呼要“善待那些纳粹元老们”，他巧舌如簧地将最初追随他的那一小部分人包装成“受害者”，称正是这些人经受住了外来的挤压与迫害，德国才有今天。话说了一大堆，元首不外乎就一个意思：“特权阶层”存在不但是必要的，更是理所应当。这番讲话把纳粹内部也分了级别：当初跟着希特勒像流氓一样到处打砸搞事的那几位，享受的待遇是一个档次，1933年以前跟着纳粹对抗德国政府的那批人是另一个档次，而后加入进来的又得另算。
这样一来，咱们最熟悉的那几张“老面孔”便一下子被摆在了温床之上，纳粹高层连“同德国人民共进退”的最后一点矜持也不要了。咱们来举个例子：1932年早些时候，戈培尔还只是柏林大区的一把手，年薪不过619帝国马克（根据戈培尔本人于当年的申报），放到今天也不过仅约4060元人民币，确实是十分寒酸。然而仅数年后，他的年收入就超过了40万帝国马克，其中约70%是从各个渠道得来的“合法福利”。
其实早在纽伦堡大会举行之前，纳粹高层就已经着手行动了：按照相关倡议，加入纳粹时党员号在100000以内的被视为“元老”，不久， 这个范围便被进一步扩大。纳粹高层对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进行了进一步的分级，甚至在核心权力圈内部也出现了阶层的分化。我们从一个细节就能看出端倪：第三帝国政府职能部门很少设立副职，而部门领袖在本部门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希特勒等人正是希望以此给整个德国套上森严的阶层制度，从而满足其对权威的渴望。
毫无疑问，这种决策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被摆上温床的权力阶层一下子就失去束缚。咱们刚刚提到的戈培尔，到了1943那会儿，这位第三帝国的宣传部长年薪不到4万帝国马克，他却能轻而易举地从各家报刊杂志那儿领到巨额“稿费”，其中仅《帝国》报纸一家就能贡献超过30万帝国马克。在贪污方面，戈培尔还有一手绝活：1939年，他曾以18万帝国马克的价钱将一栋别墅出售给一位德国企业家，不过他丝毫没有搬出别墅的意思。不久，戈培尔的另一栋房子被德国电影公司收购，后者不但主动将房子免费提供给戈培尔使用，还承担了别墅的保养费用。
有趣的是，早在1936年，柏林市政府将位于伯根湖畔的一座豪宅以近乎白送的方式提供给戈培尔居住，后来，戈培尔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扩建，柏林市政府十分识趣地将附近超过200公顷森林的“开发权”也赠送给了他。按照双方约定，戈培尔可以随意对林地进行任何方式的改造，而一旦戈培尔决定不再使用这些林地，那么柏林市政府将会派专人进行评估，不但不收钱，还得倒贴给戈培尔一笔“补偿金”。
除了在房子上下文章，艺术品和文物也是纳粹权贵们赚外快的重要手段之一。众所周知，希特勒曾是一名失意的美术生，而当他大权独揽后，骨子里的“艺术气质”又冒了出来。在元首的带头下，纳粹大大小小官员都摇身一变成了“艺术品收藏家”。掌权者们以艺术品为媒介进行权力交易，最后甚至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这儿有个骇人的数字：二战结束后，盟军成立了“被掠夺艺术品收集中央办公室”；到了1949年3月，办公室内登记的艺术品便多达24.9万件——它们可以填满10座卢浮宫。
这方面的佼佼者无疑是咱们所熟知的帝国元帅戈林，戈林对财富喜爱已经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只要青睐于某样东西，他一定会将其拿下。戈林对艺术品尤其出手阔绰，不过，他的“阔绰”也是有前提的：戈林购买文玩时经常挪用公款，而这些玩意儿，他会十分“慷慨”地送给同僚或是做捐赠；而自己掏腰包买来的，他总会低调地让人送到家里，小心翼翼地收藏起来。
对戈林而言，公款买来的艺术品，他恐怕一早就没当成自己的；而这些公家钱买来的东西最终用来结党营私，打点关系笼络人心，“公款公用”。戈林的这一手绝活在德国特权阶层内部掀起了一股效仿风气，而戈林本人也从中捞到了大量油水。据统计，他花在各处寓所翻修上的钱就超过1000万帝国马克，而当时德国百姓的平均年薪也不过只有1800帝国马克而已——大小官员随随便便一出手，就够一名普通德国百姓奋斗数十年了。
戈培尔和戈林的例子绝非个例，而是当时纳粹德国贪腐风气之下的典型而已。希特勒作为纳粹党魁，口口声声“为了德国人民”的他也把腐败当成收拢人心的主要手段之一。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50岁生日时，希特勒就豪送100万帝国马克；经济部长冯克也曾收到一笔来自经济界的“孝敬钱”，大约有50万帝国马克。希特勒得知后让其全部退回，自己亲自补偿了50万。
以“补贴”为由，纳粹德国政府给“老近卫军”们的待遇实在是令人艳羡，打着各种旗号的津贴五花八门，一年下来，每人都能收到一笔价值不菲的巨款。这种制度比备受诟病的“斯大林的钱包”好不到那会儿去，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以希特勒、戈林等国家领袖的带头下，贪腐之风吹遍了整个德国，无数财富被纳粹特权阶层消化，德国人民积极创造的财富，很大程度上仅仅是滋养了这群蛀虫。更可悲的是，那些当真对崇高主义怀揣幻想的革命者，很快便被现实上了一课。
我们在很久之前提到年轻的克格勃主席谢列平时，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谢列平是个很纯洁的理想主义者，他十分看不惯苏联高层对领导人铺天盖地宣传、出门前呼后拥的做法。他总是独自出门，有一天，勃列日涅夫很疑惑地问他：你为啥不带警卫呢？谢列平答曰：咱们这种人，还用得着保护吗？谢列平因为他的清廉与耿直遭到同僚孤立，以至于被迫早早退休，纳粹德国特权阶层中有个极为相似的例子。
曾担任帝国首席建筑师的施佩尔在整个纳粹高层都算出身不错的，但他却作风低调，十分朴实。施佩尔于1935年在柏林购置了一套仅125平方米的住房，即便是日后飞黄腾达，他也没有豪掷重金买别墅。施佩尔深受德国“献身主义精神”的熏染，经常把自己辛辛苦苦做建筑设计的酬劳捐给国家，此举不但没有受到尊敬，反而遭受同僚耻笑。有一天，戈林揶揄施佩尔说：“有钱摆在眼前都不挣，您这完全是胡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