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界和性格，可以决定最终的结局。
东晋时期的名将刘牢之，出身于将门之家。作为武将，此人勇猛刚毅，屡立战功，在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中，刘牢之充任先锋，首先在洛涧取得大捷，以五千兵力斩首万余，大败苻坚的前秦军，此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不久后的苻坚大败，洛涧大捷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之中作为前锋指挥的刘牢之更是功不可没。当时，南北朝人称颂勇将惯用“虎”字，所以当时江南人称刘牢之为“江北虎”，而北人则称之为“江东虎”。
魏晋时期，高门士族日益腐朽衰败，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不断激化，其中士族集团与皇族势力的斗争尤为激烈，朝堂之上各种权力转换让人目不暇接。在各方争斗中，手握“北府军”的刘牢之就成了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而正是由于刘牢之的眼界局限和性格弱点，使得他“一人而三反”，三次反叛自己依附的势力，最终导致了人生悲剧。
最初，他先是依附门阀世族的代表，前将军、青兖二州刺史王恭，帮助王恭压制了皇族代表司马道子，但这样的大功，并没有取得王恭的尊重，出身士族名门的王恭，对出身一般武将家庭的刘牢之甚为藐视，只把他当成走狗爪牙，“礼之甚薄”，使得刘牢之在人格上感到极大的侮辱。
而此时正被压制的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看准这个机会，趁机策反了刘牢之。
公元398年，王恭再次兴兵，刘牢之在行军途中发动兵变，袭击王恭，王恭被俘，后被司马道子杀害。刘牢之背叛王恭，使高门士族同皇族势力的斗争中遭到重大失败。随后，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任命刘牢之都督兖、青、冀、并、徐、扬、晋陵诸军事，成为凌驾于门阀社会之上的武将代表，东晋实力最强的“北府军”的实际掌控者，司马父子稳定权势的王牌，刘牢之的人生也达到顶峰。
但随着司马父子专权，政治上日益失去人心，士众对他们的憎恨与日俱增，作为“打手”的刘牢之，名声自然也跟着受损，这使得他非常苦恼，却无计可施。
公元402年，司马父子讨伐拥兵自重的桓玄，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兼任江州刺史。桓玄出身谯国桓氏家族，大司马桓温之子，从小享有英名，是东晋士族阶层的代表人物，面对世家出身，在江南拥有庞大势力和声望的桓玄，刘牢之担心无法他抗衡，又考虑到消灭桓玄之后功盖天下，司马父子不一定会容忍自己，所以内心犹豫不决。
桓玄派刘牢之的族舅何穆劝他：从古至今，从来都是‘狡兔死，猎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像韩信、白起这样的名将，声威超过君主，建立的大功已经无法封赏，最终结局如何?现在您与桓公为敌，败了会遭灭族之灾，胜了功高盖主同样危险，与其头足异地，身败名裂，为天下俗人所耻笑，不如调转戈矛，保住自己的富贵，才能使自身高位固若金石，英雄美名天长地久。
就这样，既厌恶司马父子作为，又对士族贵族有敬畏之心的刘牢之，又一次被策反，投靠了桓玄，反戈一击，使得司马元显被杀，司马道子被流放。
桓玄掌握大权后，并没有真正信任刘牢之，仅仅任命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免除其徐、兖二州刺史，剥夺其对北府兵的指挥权，并将北府兵进行分解，编入诸桓统领的军事系统，这使得刘牢之一下子成了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刘牢之深感大祸临头，急忙与部属商量对策，打算北走广陵，以图东山再起。刘牢之手握强兵，而政治上无所作为，一味乘隙投机，到处依附，其行为在北府集团中早已引起了不满，在他降附桓玄前，其外甥何无忌和刘裕等人便明确表示反对。此时他又想奔走他地，重新组织军队，下属不满情绪瞬间爆发，参军刘袭直截了当地说：“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能立足于天地间。”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下面的官吏将领也纷纷散走。众叛亲离的刘牢之绝望之极，自缢而死。
刘牢之的悲剧，首先在于他的眼界不高，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已握有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已经成为了皇权和士族门阀之外的新兴势力，他原本可以依靠这支军队开辟新的天地和政治格局，就是开创一个新朝代，自己当皇帝也不是不可能。
但可悲的是，由于魏晋时期，高门士族长期垄断社会文化与舆论，造成了整个社会无不崇尚士族社会的名士风度，以与名士交往为荣，这势必也强烈影响了出身一般的刘牢之，使得他拥有兵权在握的资本，却不断选择投靠新的主子，被夺兵权也只想出走，没有勇气直面反抗，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和足够的魄力，甘为门阀驱使，想凭此跻身社会上层，以致成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
正是由此，部下们看清了刘牢之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等性格弱点，觉得跟着他没有前途，才纷纷脱离了他，以寻求新的机缘，从而使刘牢之一夜之间众叛亲离。对于刘牢之而言，为自己的部属所抛弃，这是其最残酷的人生悲剧，刘牢之的失败在于政治而不是军事，在于性格和眼界，而不在于时运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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