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兰：让杜月笙都敬三分的女人，多次入狱，一七年去世110岁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车水马龙，这里不仅是全国经济的枢纽，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在繁荣的经济往来中，从事委托及代理业务的信托公司应运而生，其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应当是上海通易信托公司。

1921年，黄溯初在上海成立了通易信托公司，公司刚刚成立的时候，资本相当的充实，从美国进口的保险箱也足有1600个之多。

然而，在1935年的金融危机中，黄溯初做的投机生意失败，报社的生意也有很大的亏损，一下子导致通易信托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不得不宣布破产，引起了东亚金融界的大地震，而黄溯初本人也被迫逃往日本避难。

根据中华民国颁布的《破产法》中规定，不仅股东和存款户的钱没了，公司的董事和监事们还要偿还公司欠下的债务。

黄慕兰

若是想要避免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调停，争取让公司重新开张。但是，此前还没有任何一家金融公司，在破产之后能够成功复业的。

即便如此，通易信托公司的董事们经过商讨后，决定试一试。公司的发起人郭虞裳有一个远房亲戚，他就是上海滩著名的大律师陈志皋。

于是，通易公司董事会就请陈志皋出面，推举他担任了调停的律师和董事会的代表。

得知了这一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刘伯垂立即找到了中共地下党员、陈志皋的妻子黄慕兰，对她说：

“现在通易公司的案子主要由你丈夫接手，你不妨借这个机会，正式打进金融界里显显你的身手。如果成功了，更能在将来开辟一个做上层统战工作的新阵地。”

对于黄慕兰来说，金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为了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黄慕兰还是接下了这个艰巨的担子。

黄慕兰

按照当时中华民国的《债权法》规定：

“首先必须有四分之三的债权人同意并且出席会议，才能够通过公司复业的决议。”

通易信托公司的所有债权人里，小户占据了大多数，要召集四分之三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前来出席公司复业会议的人依旧寥寥无几。

看着丈夫为此事犯愁的样子，黄慕兰乘机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既然他们不愿意来，何不我们主动去请呢？我愿意亲自前去说服他们。”

1937年的春天，黄慕兰带着丈夫陈志皋的介绍信，亲自来到了北平。她首先去拜访了北平分公司的三位大债权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教育家章士钊。

黄慕兰对章士钊说：

“现在公司处境十分困难，但大家齐心协力，仍然有希望让它起死回生。对您这样的大债权人，我们可以把欠您的债务转化成等额的股票，从此你们也是公司的股东了，一旦公司走上正轨，重新盈利，里边也会有您的一份。”

黄慕兰，陈志皋一家

章士钊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黄慕兰提出的建议，除了对通易信托公司的同情之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原因。

事实上，通易信托公司除了流动资金外，还有很多不动资产。例如，北平分公司北平东交民巷一整条街的地产，几乎都是都是通易信托公司的，如果公司破产了，这些地产只能被折价拍卖，自己也会吃很大的亏。

因此，债权人和公司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也不希望公司破产。

经过黄慕兰的一番游说，三名大债权人很快都在调停方案上签了字，给公司复业投了赞成票。他们也对黄慕兰的能力赞叹不已，纷纷签下委托书，请黄慕兰当他们的全权代表。

这样一来，即使他们不能够亲自到现场，也可以照常召开债权人会议，债权人变成了股东，通易信托公司面临的资金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黄慕兰

对于那些小债权人，黄慕兰想出“直接给他们支付现金”的方法，经过的董事们商议，把通易信托公司的大楼抵押给了银行，获得了一部分的贷款足够偿还小债权人的债务。

有了北平之行的成功案例，黄慕兰说服债权人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不久就拿到了足够多的赞成票，通易信托公司复业的决议也就这样成功的通过了。

新生后的通易信托公司决定重组董事会，按照旧董事债权人和参加调停复业的人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其中，黄慕兰被大伙一致推举为公司的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特科的同志们得知，黄慕兰已经成功打进了通易信托公司的内部，就将这里成为了中共特科的一个秘密据点。

1938年，著名革命作家钱杏邨在上海成立了风雨书屋，出版发行了《文献》、《长征画册》等抗日救亡的书刊。这些刊物上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论，以及前线战士们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

黄慕兰，陈志皋婚礼

当时的上海处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范围之内，风雨书屋的工作无时无刻都在面临着威胁，中共地下党组织迫切想给它寻找一个安全的出版场所。

于是，风雨书屋的编辑部就被秘密地搬进了通易信托公司的二楼，黄慕兰专门建造了单独的秘密楼梯，方便报社的人员进出。

在安顿了风雨书屋之后，黄慕兰又接到了一份报社《每日译报》的邀请，让她来担任报社的董事长。

在《每日译报》上，不仅首次刊登了埃德加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译文，也是上海第一家登载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的报纸，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每日译报》所面临的最大困境就是缺乏资金，几位报纸主编梅益等人也仅仅凑了只有1350块钱，与之前预计的1万元运营资金相差甚远。梅益听说了风雨书屋的事情，就亲自上门向黄慕兰求助。

《每日译报》

此时的黄慕兰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虽然自己担任通易信托公司的副总经理，但之前为了支持风雨书屋的开支，实在没有了多余的钱救济《每日译报》。

党组织对于《每日译报》的工作十分重视，甚至中共驻上海办事处的秘书长刘少文都来找黄慕兰商讨这个事情。

黄慕兰身为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每日译报》的正常运营，又能为党的宣传工作作出巨大贡献，她最终还是接下了报社董事长的重任，负责筹集资金。

《每日译报》顺利发行出刊之后，经常报道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消息，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情况，深受读者们的欢迎。

一段时间之后，《每日译报》再次缺钱了，黄慕兰想到了找杜月笙帮忙。

杜月笙虽然是上海滩的一代流氓大亨，但在江湖上行走，他也有八面玲珑的一面。在通易信托公司申请复业的时候，杜月笙曾受金融界朋友之托，帮忙从中协商调停。为了利用杜月笙的势力，董事会特地邀请他担任了公司的名誉董事。

《每日译报》

但黄慕兰这次去找杜月笙，并不是为了找他要钱，而是让他帮忙催款。当时通易信托公司调停复业的时候，上海几家银行曾经许诺给公司64万元的经费投资，然而这笔钱一直没有兑现。

1938年秋，黄慕兰以通易信托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远赴香港拜会杜月笙。

在黄慕兰的游说下，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被说得心服口服，联合孔祥熙的夫人宋霭玲（宋庆龄的大姐）共同参与支援抗日工作，分别给《每日译报》报社入股了2.5万元。

黄慕兰成功拿到了姚玉兰和宋霭玲的投资之后，《每日译报》不仅走出了危机，还扩充了版面，为抗日战争的宣传作出了卓越贡献。

1999年，在上海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一书中，对黄慕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就在黄慕兰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的时候，灾难却向她席卷而来。

杜月笙

上海被侵华日军攻陷的时候，黄慕兰奉党组织的命令前往香港避难。香港失守后，她又和丈夫陈志皋一起转移到了广东省曲江县。

当时的陈志皋担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的委员，他利用这个身份，为滞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提供了便利。同时，陈志皋也在暗地里支持共产党的东江游击队，给予他们尽可能的帮助，夫妻二人一起投入到了革命工作中。

1943年12月12日，陈志皋和往常一样外出工作，刚刚生完孩子不久的黄慕兰在家发起了高烧，由一名护士照看。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他们大喊：

“我们是警备司令部的人，是奉司令的命令来请陈夫人去谈话的。”

黄慕兰心想，丈夫在国民政府任职，这些人至少也会有几分忌惮，灵机一动说道：

“今天上午你们司令刚来探望过我，我现在发着高烧，要真有急事，还是等我丈夫回来以后再说吧！”

宋霭玲

三名男子强行冲进了屋内，黄慕兰只好乖乖地跟他们走。到了曲江火车站，黄慕兰又被押上了火车，一直被送到军统特务设在湖南衡阳的秘密囚禁所。

原来，1942年的夏天，黄慕兰曾经去重庆与周恩来会过面，乘坐的汽车还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不料被国民党特务监视到，就把她列入了可疑分子的名单。

再加上从1943以来，陈志皋暗地里救济东江游击队的事情很有可能露出了破绽，因此国民党军统急切要弄清楚他们的真实身份。

幸运的是，当时国民党衡阳地区的特务头子，曾经在上海受到过陈志皋的恩惠，因此对他们夫妇两人比较照顾，允许他们俩在一起吃饭，这就给了他们夫妇“串供”的机会。

借着一次吃饭的时机，黄慕兰悄悄的对陈志皋说：

“关于我去见过周恩来的事，如果问起来，就说我去向中共询问宛氏遗孤的下落。”

黄慕兰

黄慕兰和第二任丈夫宛希俨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就在他们的儿子出生3天后，丈夫宛希俨就被党中央调往了赣西南地区领导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4个月后就在当地牺牲了。而黄慕兰忍受着强烈的丧夫之痛，将儿子留给了婆婆家抚养，继续投身到了革命斗争的工作当中。

因此，黄慕兰去找周恩来询问自己孩子的下落，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审讯的时候，关于黄慕兰去见周恩来的事情，夫妇两人都一口咬定是去询问自己孩子的下落，与共产党员的身份无关。

随后，特务们又将话题转到了《每日译报》上面，这家报社宣传了反动内容，还窝藏着不少共产党员。

黄慕兰不慌不忙地回答：

“爱国是无罪的嘛，当时《每日译报》也登载过蒋委员长“国共统一战线”的内容，还报道过国民党十九路军死守四行仓库的事迹。至于你说编辑部里有共产党员，他们脸上又没写字，我怎么知道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营救黄慕兰这批被捕入狱的同志，他们先是通过社会舆论，逼迫国民党不得不把这些政治犯转移到国防部军人监狱，进行公开审讯。

晚年的黄慕兰

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又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义正言辞地反对国民党的做法，要求尽快释放党内同志。

1945年1月，经过各方的努力，被关押了整整一年之后，黄慕兰和丈夫陈志皋出狱了。

1955年，由于受到了潘汉年一案牵连再次被捕入狱，这次关押的时间长达17年之久，直到1980年才获得平反。

2017年2月7日，黄慕兰在浙江杭州辞世，享年110岁。

在整个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像黄慕兰一样，为革命奋不顾身，百折不挠的爱国志士们何止千千万，正是他们的奋斗与牺牲精神，才铸就了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