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二世而亡，这与胡亥的治国能力有很大关系，留给后人教训太大
秦国二世而亡，这与胡亥的治国能力有很大关系，留给后人教训太大！
正当秦末叛乱愈演愈烈的时候，胡亥派遣使者去东方视察。
使者从东方回来后，将反叛的情况如实报告给胡亥，胡亥听后勃然大怒，把使者交给刑狱官吏处治。因为胡亥认为使者在夸大其词，唯恐天下不乱。当另一批使者回到咸阳的时候，胡亥问他反叛的事，使者说：“各郡只是小股盗贼作乱，地方官员正在抓捕，不值得忧虑。”胡亥听后很高兴。
从这种记载来看，胡亥似乎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人。而秦国的失败，似乎就是因二世的这种不可理喻。
但如果我们能够立足于现实观察历史，而非笃信史书的文字，却能从中发现不少问题。如果我们总觉得，秦帝国的灭亡就是因为胡亥弱智，那看历史还不如看小说。报着这种态度看历史，似乎只会明白一个道理：做人不弱智就可以了。
史书上关于胡亥的这种反应，显然是政治宣传的产物。胡亥绝不是弱智，因为弱智不会成为始皇帝最喜爱的儿子。而且，秦始皇与普通父母不会有本质区别，他肯定也是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
最为关键的是：每个人学习的东西，都是贴近自身现实生活的。普通父母在教育子女时，绝不可能成天教育他如何管理别人或统治别人，而处于胡亥的位置，这肯定是他学习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这种背景下长大的胡亥，当他思考军国大事时，一定比我们普通人要全面。可问题在于：如果一个政府到了无官不贪的境界，简单的“问责”和“严惩”是没有机会改变现状的。一味的“问责”和“严惩”，只会让贪腐成为一个讳莫如深的词语。一个政府如果无官不贪，贪污就是公开的秘密。但也正因为无官不贪，所谓的“问责”和“严惩”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为官员们联合起来，立刻就能让相关法律变成一句口号。
当我们把秦帝国政府的反应归于胡亥的弱智，本身就是把历史当童话看。
胡亥听到六国故地的叛乱，第一个措施是严惩。但严惩的对象并不是老百姓，而是官员，用现在的观点去说就是“问责”。如果能强有力地贯彻这种“问责”，相关官员一定会拼尽全力，杜绝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胡亥的做法错了吗？当然没错。
但看问题不能孤立，也要联系现实。之前我就说过，胡亥只是一个傀儡皇帝。而在秦王朝，这种官员的不作为是普遍现象。两相结合，胡亥的“问责”和“严惩”效果自然会大打折扣。不但收效甚微，还经常会引发负面效果。
虽然胡亥的所作所为充满了政治宣传的味道，但管中窥豹，也能发现一些历史真相。
六国故地叛乱无可抑制，帝国中央政府却不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直到反秦大军越过函谷关，秦帝国中央政府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这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
许多聪明人在说到如何改变中国现状时，常常也是胡亥这种思维方式：不外乎“问责”和“严惩”而已。我并不是说“问责”和“严惩”不对，可解决问题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之所以会有人夸大“问责”和“严惩”的效果，是因为他们会假设，社会上存在一种高高在上、无所不知且公正客观的权力机构。
问题很明显：谁该负责任？责任有多大？由谁来确定？
比如，贪污应该“严惩”。可是谁贪污？贪污了多少？由谁来确定？如果手下都贪污，作为最高统治者又该如何应对呢？
秦王朝有着成熟的法律制度，“问责”和“严惩”的相关法律条款，秦王朝肯定不缺乏。事实上，正是因为秦国法律制度严苛，才能最终征服六国。
可如果遇事不决就“问责”和“严惩”，却不知联系现实，那可坏事了。
如果只是个别官员的个别行为，他自然无法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攻守联盟，从而无法完全封闭与此相关的信息。如果情况不难收拾，官员只要略尽棉力就能改变现状，官员自然不会冒着被杀头的风险玩忽职守。
但如果这是大多数官员的普遍行为，官员之间很快就会构建出大大小小的攻守联盟，将所有的相关信息全部严密封锁。这种攻守联盟并不能改善状况，只会让决策机构无法收集到全面而真实的信息，从而难以做出有效的应对措施。
当局势难以收拾，官员无论怎样尽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官员不但会玩忽职守，更会有意无意地放任事态扩大。因为法不责众，如果官员联合起来放任事态扩大，最后因此受处罚的官员当然越来越多。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意味着官员的同盟者越来越多，官员在封锁相关消息时也越来越容易。当政府发现事情的真相后，也无法追究相关失职官员了。因为失职的官员漫山遍野，那还如何追究呢？
迷信“问责”和“严惩”的管理效果，是许多人的惯性思维。在他们看来，只要制订好各种条条框框和任务目标，发现失职就严惩相关人员，这样的社会一定天下太平。这种管理理念，我们很难说他对或不对。但如果不联系实际情况而迷信这种做法，却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试着还原这段历史：如果你处于胡亥的位置，有人向你报告，六国故地发生大规模的叛乱时，你会如何做？你肯定会把相关的主管官员召集起来，要求他们尽快把叛乱的起因和经过，写成一份总结报告。
只有找到叛乱发生的原因，才能制订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从程序上讲，这种做法并没有任何错误。如果事情仅限于此，相关的主管官员在工作时都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可问题在于：叛乱的起因里面，有没有地方官员施政不当的因素存在？如此声势浩大的叛乱，事前总得有些兆头吧？有关部门为什么没有发现和汇报？叛乱发展得如此迅速，是不是因为官员和叛乱者同流合污？
以上几个问题才是关键所在，因为他充满了主观判断。
作为一个系统学习过法家思想的胡亥来说，他这样思考问题并不奇怪。但也正是因为秦王朝一直坚持这种管理理念，最后秦王朝对于外界的信息收集工作，再也没有获得什么重大的进展。
直到有一天，有一支军队竟然杀进了函谷关。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秦王朝顿时惊呆了。事已至此，秦王朝只能抛弃那套“问责”和“严惩”的制度了。此时再追究责任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整个秦王朝都面临着最为严重的考验。这不是某个官员失职，而是整个国家机器失职。
在这种背景下，胡亥终于不再追究责任了，这也是官员们希望的结果。出事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更多人拉下水。所以陈胜叛乱之后，官员们装聋作哑，终于把整个秦王朝都给拉下水了。
事已至此，胡亥肯定会检讨自己的失职，用这种方法来团结人心。李斯和赵高也得一个劲地向胡亥赔罪，用这种方法来团结人心。
有这三位带头，下面的官员自然也敢于承认自己失职了，于是秦王朝重新团结起来，应对秦王朝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秦王朝终于派出军队镇压叛乱势力。秦军绝对是一流的军队，一出马就是捷报频传。可惜他们团结得太晚了，当时的天下早已是烽烟四起，秦军再能打，也是按到葫芦起了瓢。最后在捷报声中，秦王朝逐渐走向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