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问题曾被多次探讨：这个时代我们有了电影、电视，为什么还要戏剧?
即便是传播如此发达的时代，戏剧所特有的现场感、仪式感也无法通过网络传达。在上海北京这样的文化核心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了获得这种特殊的体验而走进剧场;而在中国其他的地方，“戏剧”两个字却仍然是陌生而遥不可及的概念。
而在北上之外，依旧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或是专业院校出身，却没有选择进入当地省、市的剧团，而在体制之外排戏、演戏;他们或并非专业出身，甚至在大学剧社才第一次接触戏剧，却选择走上了戏剧的道路。
在 2016 年 7 月 31 日，我们发起了一则求助帖，寻找在北京、上海之外的戏剧人们，希望了解大家的情况。
在那之后的几个月，我们与近 30 位独立戏剧人取得了联系，他们多是当地剧社的创始人或核心成员，分别来自近 17 个不同城市或地区，这其中有大家较为熟悉的广州、杭州、重庆、成都，也有沈阳、银川这样让大家略感意外的城市。
他们在自己的城市写戏、排戏、演戏，也会来到北京、上海，或是参加比赛，或是参与邀请展。但更多的时间里，他们都在观众群体的主流视野之外。
曾问过多人为何留在当地，他们给出的回答各有不同，但更多被提到的是：这里需要戏剧。
我们想告诉大家他们的故事。
来自武汉的江湖戏班在乌镇嘉年华表演
一
在李思遥第一次发出来的微信语音中，有那种“突突突”的拖拉机声，一度以为是听错了，后来得到他的证实，“没错没错，宁夏确实有很多拖拉机。”
说这话的时候，李思遥不在剧场，而是奔波在银川的市区周边。
为了准备《一个男人一天中的 10 小时》的复演，他正在忙前忙后地补充、修复一些道具。一上午的功夫，他已经跑了银川的四个地方，一天下来，他大概会走十个不同的地方。
偏远、贫穷、低现代化、平均教育程度低……这是很多人想象中的宁夏银川，对他们来说，它可以是甘肃兰州、新疆乌鲁木齐，以及许许多多个没怎么听说过名字的西北城市。
很多人听说李思遥在银川做戏剧，都觉得不可思议，但就是在这样一片广袤却又贫瘠的土地上，诞生了一座属于李思遥一个人的剧场。
李思遥的遥剧场照片
如果你在上海，喜欢小剧场的演出，或许已经看过了李思遥的表演。九十分钟的独角戏，李思遥在台上唱歌、跳舞、拉手风琴，对肢体的控制和对情绪的拿捏都很到位。
他脱去衣服、赤裸上身，身体因为突然爆发的力量而肋骨突显;时而他又戴上假发，穿上胸罩，扮作女人在床上蠕动着身体。
光怪陆离的梦透露出的抽离和渴望让这个男人充满了矛盾，癫狂而又崩溃的表现让整个剧场在压抑中躁动。
《一个男人一天中的 10 小时》剧照
2016 年 7 月，李思遥带着他的作品《一个男人一天中的 10 小时》来到了 1933 剧场，这是他去年巡演的第一站，也是他第一次在银川之外的地方进行售票演出。
此前李思遥都是受邀去一些邀请展，不存在所谓的售票压力，但这次他其实是担心的：“毕竟上海戏多，观众素质也高，我心里没谱。”
后来这部戏的票房先抑后扬，让李思遥基本收回了成本。回到银川的剧场后，李思遥拥有了一批新的观众，此次到上海演出对很多银川人来说像是镀金，当地很吃这一套。
《一个男人一天中的 10 小时》剧照
三年前，有人告诉李思遥银川做不了戏剧，但李思遥是这么想的：“只要有希望就应该充满希望，即使没希望也要满怀希望，二三线城市做戏就是这样。”
最开始的时候，李思遥没钱，好在他是学音乐出身的，算是有一技之长。
2012 年初，银川的冬天零下十几度，李思遥早晨 6 点乘坐主办方提供的面包车去银川的郊区参加一个新楼盘的奠基仪式，车很旧，里面没有暖气，一路过去脚都冻肿了。
到了之后，他裹着厚厚的羽绒服，站上临时搭建的简陋的露天舞台，一边流着鼻涕，一边主持、唱歌，跟其他三四个节目轮着上，从天没亮折腾到天快黑了，一天下来 80 块钱。
李思遥当年的活动照片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银川人知道他在做戏剧，也有越来越多的合作找上门来。
不过，由于理念的差异，李思遥目前没有任何一部戏剧作品得到过赞助，但好在不用再扯着嗓子唱一天来赚钱了。
他开始做歌唱比赛的评委，还去帮某个政府机关拍摄微电影。“主要是这两个活动都有钱，不然我就不去了。”对于赚钱一事，李思遥非常坦诚，“现在情况比以前好太多。”
李思遥参与微电影的拍摄
在银川做戏很苦，李思遥不是没动过离开的念头。他毕业的时候其实就考虑去大城市，但转念一想，大城市确实好，可是生存压力更大。在银川毕竟是自己家，生活成本低，做戏的成本也比较低。
钱是所有独立戏剧人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对李思遥来说也是如此，但他不愿离开也有另外的原因：“这个地方需要这样的艺术。”
银川虽是宁夏的首府，但比起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如苏州、宁波等，差距实在太远，官方主流艺术活动大多冠以“大型”、“公益”、“巨制”的名号实则空无一物。
宁夏大剧院演出排期
耗资 1 亿元建成的宁夏大剧院更像是一个面子工程，李思遥觉得自己需要负起责任：“我感觉自己存在于这个地方是一件必须的事情，现在身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就觉得我应该待在这里。”
从 2011 年考入宁夏大学音乐系、进入宁夏大学剧社，到 2012 年成为社长，独立做戏、再到 2016 年拥有一座自己的小剧场，他一共花了 5 年的时间，那时的李思遥，只有 24 岁。
在 2016 年乌镇戏剧节的第四天，我见到了李思遥，他带着三位宁夏本地的表演艺术家一起参加本次的嘉年华，带来的作品是宁夏的原生态音乐(李思遥不参与演唱)。
他们从锦堂码头出发，乘着游船，来回唱半小时。河两岸的人们但凡听见了歌声，都掏出了手机拍照，有一位姑娘甚至追着船跑过了一座桥。在歌声结束之时，人们纷纷放下手机，为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渊源的宁夏原生态音乐艺术家而鼓掌。
三位原生态演唱艺术家
“我这次实在是没有时间，明年吧，也许会准备一部戏。”船停靠码头后，李思遥点了一根烟，给我介绍旁边坐着的一个戴墨镜的男生，“这是我师哥，孟京辉工作室的演员。”
问他为什么不跟他师哥一样，也去考孟京辉工作室，李思遥先是调侃自己：“我不行，”紧接着告诉我，“其实他们当时也要我去考，我没去。因为只要在宁夏、在银川还有一点希望，那我还是会坚持下去。”
“但如果有哪一天我觉得真的不行了，那我应该也会离开。”
李思遥跟师哥合影
计划参加全程乌镇戏剧节嘉年华的李思遥有点后悔。就在他出发前没多久，他发起了“银川青年戏剧节”，但他却需要一直远程工作，“其实挺耽误事的，因为我需要不断跟当地的团队沟通，但是又不能当面。”
但李思遥待得久也有了意外的收获——他们邀请到了青年竞演两项大奖得主《嘎玛》赴银川演出。
在结束乌镇之行后，李思遥回到银川，下了个馆子，就开始熬夜准备银川青戏节，在离开乌镇的第四天，他的公众号“遥剧场”发布了青戏节的 Logo，他也在朋友圈发布了邀请函的图片。
银川青戏节 logo
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戏剧节开幕，到 2017 年 1 月 7 日闭幕，银川共上演了 11 部戏。闭幕没多久，李思遥已然开始为第二届戏剧节选戏，“凡事要提前准备。”
前几天，李思遥朋友圈发了两张照片：“这两张剧照太能体现我的睡眠状态了，睡着在梦里声嘶力竭地呐喊，醒了依旧精神饱满地挣扎。”
剧照
二
同属于冷门城市，西南边陲的昆明乍一看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中好很多，但直到走近才会发现，这种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泡沫，如二三线城市迅速崛起的楼盘，徒有声势却少有人买单，在浪潮涌起后忍不住选择接盘的人也大多后悔。
热爱戏剧的年轻人们为剧团取好了名字，联系好投资方，做了两部戏，发现票卖不出去，就此撤退，然后新的一拨人再聚拢，再尝试、再失败，以此循环。
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 2009 级的 12 个人算是坚持很久的了，但在坚持了 7 年之后，他们也散了伙，恺子是其中的一员。
作为每位成员月工资只有 800 元的团队，他们无法负担高达五位数的场地费用，于是只能寻找外部的赞助，团队的崩塌也正是来自于一次与外部投资的纠纷。几千块钱让 12 个人之间产生了信任危机自此解散，所有人员各奔东西。
同在昆明，恺子同门的师弟师妹们似乎是殊途同归。2011 级的文韬、阿诺和他的师弟妹们在 2013 年加入了由李魏、张涛创建的元动。
一年后，排完毕业大戏的文韬从李魏那里得知元动将要有一个自己的剧场，尽管这个剧场其实是原昆明玻璃工艺制品厂的一个厂房。
文韬的高中同学，同时也是大学同学的陈思琦看他们可怜，自己也想做一些戏剧的事情，于是将自己家的这块地腾出来给他们做了剧场，算是一种投资。
但谁也不曾料想，这笔凭借熟人间交情的投资也为日后的变故埋下了伏笔。
厂房照片
在进驻原昆明玻璃工艺制品厂(目前称佴家湾十号文化艺术中心)之后，文韬和其他成员们靠着各种人脉完成了所有装修工作，将旧厂房修缮一新，从这里开始了他们新的戏剧之路。
在知乎上，文韬曾经为元动写下一个回答，也正是这个回答让我们意识到，在主流视野之外，有这么多人在坚持做戏。
那个回答的末尾是这样一段话：
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知道，云南有一个元动!有那么一大波年轻人，他们为了梦想和理想，哪怕挨饿，哪怕分崩离析，都坚守着要制作属于本土的戏剧。
剧场装修照片
剧场装修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装修完毕就开始了正式的运营。除去自己的常规排练和演出，空余时间会向外界开放，有时候是友情提供场地，分文不取，有时候租一天的场地，收取的 500 块全部攒到团费里，作为下一部戏的经费。
除去场租和售票演出，元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他们与一位做培训和儿童教育起家的老板合作，在另外一间厂房做起了教育戏剧。
好景不长，这位老板因为招生情况不理想，逐渐将文韬、阿诺边缘化，直到今天，之前收的的数十万元学费不见踪影，但剧场存在一天，就需要钱，这重担压得毕业没多久的文韬、阿诺喘不过气，这对好朋友之间也出现了裂痕。
文韬准备讲课
15 年年底，阿诺信守承诺，继续帮那位老板做电话销售招揽学生，而文韬觉得错在对方，自己只想进剧场工作，于是跟阿诺起了争执，两个人自此有了嫌隙，甚至有一次差一点在停车场打起来。
来年的大年初五，文韬接到李魏老师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阿诺退出。当天，文韬始终无法联系上阿诺。过完年，文韬接到了阿诺的电话，两个人去剧场完成了交接工作。两周后，文韬掉了眼泪，“我的反射弧比较长。”
自那之后，阿诺再也没有跟元动的任何成员主动联系过，文韬也只能通过他偶尔的朋友圈状态知道他在大连，“看起来比以前开心不少”。
“但他再也不会给我点赞、评论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加了一个朋友圈的大 V。”
元动最初团队成员合影
阿诺的离开让文韬选择坚持到最后，他跟李魏老师决定出精品剧目，参加一些戏剧节提升知名度，回到昆明之后申请艺术基金，然后请阿诺回来。
但 2016 年的春节前后，给予元动重击的不只是核心成员阿诺的离开。
在文韬的回忆之中，15 年很多事情断断续续，大家也有提议跟陈斯琦好好谈一下把合约定下来，毕竟从当时给了元动一个剧场到现在，还没有一张合约来正式说明双方的关系，但所有人都在忙，这么一耽搁，出事了。
口头达成的君子协定在双方度过了近 2 年的蜜月期后被撕毁。看着元动剧场一天天成长、成名的陈思琦按捺不住了，作为剧场场地的拥有者，他并不满足于只做元动的幕后英雄。
春节后，陈思琦与那位做培训的老板私下签订了租赁合同，这意味着元动不得不离开，双方约定，在元动做完最后一部戏《天崩地裂》后就搬离剧场。
《天崩地裂》剧照
2016 年 3 月，陈思琦建了一个叫做剧变昆明的公众号，并开始筹办剧变昆明演出季，元动由剧场的半个主人变成了联合协办方，名字出现在文末的一大串长名单中，无显著标识。留下来的文韬也受到了排挤，由剧场管理者变成了灯光师。
6 月初，元动在这座剧场演完了最后一部原创音乐剧《天崩地裂》。6 月 8 日，陈思琦发布声明，将这所原本叫做“元动”的剧场改为与其公众号同名的“剧变昆明”。
自剧场变更以来的 8 个多月，“剧变昆明”的公众号发布了各种演出资讯，甚至还举办了有奖征集原创剧本的比赛，但再无一部原创话剧在改头换面的剧变昆明剧场上演。
元动自去年 6 月暂停了所有的日常运营活动，进入公司注册流程，核心成员文韬选择暂时退出，准备考回母校读研。
《天崩地裂》剧照
2017 年 1 月，文韬在结束考研笔试后，加入昆明历史最为悠久的胜利堂文化艺术中心工作。已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胜利堂早已不复当年辉煌，目前被承包给了一家私企。
文韬选择加入的原因很简单，他觉得这里有更多自己发挥的空间，但没有想到的是，他所有关于戏剧的提案都石沉大海，莫名变成一名租场的营销人员。
尽管工资被拖欠了两个月，文韬与同事们还是坚持做完了第一期工作坊，几天前，他们选择了集体离职。
胜利堂剧场内景
元动的创始人李魏去年年底有了小宝宝，当了爸爸。核心成员文韬以两分之差未能如愿回到母校读研。而元动，也许就这样消失了。
“我好多同学和朋友，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发展的特别好，有的做应用戏剧，做的风生水起。昆明这个地方真的太难弄了，可能以前有些人不如你，但是他们现在都比你好。”
“我现在也想出去了，不想留在这里了。这个地方坚持了这么久，但是让你失望的东西太多了，慢慢你就觉得，做什么都会让你失望。”
文韬当年写的毕业大戏，开场是这么一句话：戏剧是什么?戏剧是生活。“但我觉得，现在戏剧已经不是生活了。”
文韬毕业大戏
三
恺子曾经这样形容他眼中的昆明的戏剧环境：“这里并不是一群年轻人在努力做、想真正做好话剧这样一种氛围，而是充斥着利益的纷争。”
投资人的介入、同窗间的不和，都会让一个团体走向分裂。
2008 级云南艺术学院编剧专业的张亚群显然不愿走上同样的道路，他跟家里争取了一笔钱，建立了一个文化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虾兵蟹将，“我想过了，以后做戏做不下去就拿公司去做餐饮，炒辣螃蟹去。广告词都想好了，戏剧界最会做饭的，辣螃蟹界最有文化的。”
不同于几位生在昆明、长在昆明的师弟，张亚群家在山东，只是因为读书来到了昆明，但这么一待四年，他不愿走了。父亲从政，母亲从商的家庭背景让张亚群有家难回，回去就意味着与戏剧告别。
毕业之后，为了继续做他热爱的戏剧，张亚群死活不肯回山东，家里人因此切断了对他的所有资助，于是他不得不每天都窝在 30 元一天的小旅馆里，干一份电视台编剧的工作，还代写过论文，也写过广告文案。
问他有没有想过放弃，他回答：“真没有，因为根本没时间想放弃的事情。每天想的只有怎么交上当天的房租，剩下的钱是买包烟还是买宵夜。”熬了半年多，张亚群终于打动了父母，他们觉得儿子能独立了，可以自个儿活下去了，这才松了口。
2015 年，张亚群自己建了剧组，开始学习宣传和市场运作，他希望以后自己的导演和演员不用白天去卖保险，晚上来排练，就一心一意演戏，赚的钱能养活自己。
他也在用行动实现着自己的愿景，他给剧组的工作人员报酬很高——演一场戏大致是 800-1000，而他也是为数不多的向演员和导演支付酬劳的独立戏剧人之一，尽管他一直都在赔钱。
话剧《鼠辈》剧照
在商业化的道路上，张亚群比三位师弟走得更远一些。2016 年 9 月底，他带着他的话剧《鼠辈》去北京的鼓楼西剧场进行售票演出，之后还计划去南通和天津巡演，但他却离收回成本更远了一步。
迟迟没有通过审核的《鼠辈》不敢做大规模宣传，得到正式演出批文的那天是 9 月 13 日，此时距离 9 月 27 日正式开演只有短短 2 个星期，而一般话剧的宣传周期应该在一个半月以上。
据了解，各地的正式演出审批复杂程度都不太一样，其中以北京市西城区的审核最为严格，这次张亚群演出的鼓楼西剧场，恰恰位于西城区。
演出批文
“就算北京演出的两场全部坐满，我还是要亏一半的钱，完全就是花钱去学习。”
《鼠辈》本次的版本一半是昆明的演员，一半是从北京招募的职业演员，在张亚群看来，这是自己人向专业人士学习的好机会。
“面试的时候有一个情节是要往地上摔的，他们知道也许不一定能入选，但是真的很认真地去摔，我们自己的演员在正规排练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做到。”
心疼演员的张亚群最近的日子并不好过，在北京因为压力过大，情绪出了问题。这么一生病，无暇顾及在北京排练的剧组，等到状况好点回到剧场，发现坏事了。
剧组因为利益关系划分成了多个小团体，明里暗里地撕，“每个人好像都拼命想从这次来到北京的机会中得到更多东西。”
2 天的正式演出，10 多天的排练，吃饭、住宿、交通全包，排练、演出另付，对成员极大的权力下放与慷慨的付出，换来的是 18w 的亏损和内部的嫌隙。但张亚群对此并无怨言：“我的管理问题没解决，带谁出来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怪他们。”
接下来张亚群打算休整一段时间，正好天津那边排期也出了点问题，于是将演出延后。问他是否有更换演员的打算，他很宽容：“能用就接着用啊，没有人是完美的，而且也不怪他们。”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中，我很少听到张亚群的消息，前几天问他近况如何，他说自己还在昆明，准备开始做新戏：一个剧场分成三个表演区域，一共三个演员表演对于同一件事的三个立场。
话剧《鼠辈》剧照
四
长沙人喜欢吃米粉。早上可以吃米粉，中午可以吃米粉，晚上也可以吃米粉。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干脆也去吃碗米粉。
他们更多喜欢吃扁的米粉，公认手工粉最好吃。当地知名的三百碗，现做现切现煮，很受欢迎，不过本地居民更喜欢去一些没有什么名字的街边小店，比如“张记”、“李记”。
“老板，下碗粉，加个荷包蛋。”再看看摆在台面上的“盖码”(类似于上海的浇头)，有红烧肉、红烧排骨等等，喜欢什么加什么。
长沙人对米粉的爱深入骨髓，如同热干面之于武汉人，鸭子之于南京人。也难怪没想好戏剧工坊的李韧将做戏剧比作经营一家米粉店。
长沙米粉
人口有 700 多万的长沙市刚刚跻身为新一线城市，在这里你可以叫出来好几个独立剧坊 / 工作室的名字：没想好、靠谱儿、火苗、果实、荒岛……
在火苗的创建者常徕眼中，果实戏剧工作室曾经一度可能成为全国“最良性发展的戏剧机构”。这个由著名主持人汪涵、杨乐乐一手创办、扶持的戏剧工作室在创建之初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果实的公众号在 2016 年 10 月的三篇内容全部与他们参加乌镇戏剧节嘉年华相关，在那之后，果实再无任何更新。
文章底部的 Logo，除了二维码，还是汪涵、杨乐乐夫妻在 2013 年 6 月发起“长沙有戏”计划时，拿着话筒讲话，笑得很开心的照片。
果实公众号底部图片
与果实的人员有着一定重合的荒岛戏剧工作室不是一个只做戏剧的工作室。除了戏剧制作之外，他们做的更多的是是大众戏剧的普及和推广。
这个成立于 2010 年的民间戏剧推广的公益组织宣称任何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加入，这也造成整个工作室没有一个稳定的组织框架，他们的公众号“戏岛”一直在更新，翻阅历史推送，字里行间都是极具个人感情色彩的表达。
目前长沙只有没想好和靠谱儿两个较大的剧团能保证持续且稳定的剧目演出，另外的火苗更加侧重于实验戏剧，演出频率略低，场次较少，但也一直都在运行。
成立于 2008 年 12 月的没想好戏剧工坊是湖南省第一家民营话剧团体，目前担任制作人的李韧在国外读的高中、大学，回国之后，他一直在北京从事国内外表演艺术演出的巡演策划工作。
李韧
2010 年，他回长沙参加长沙音乐厅的筹备工作，有一次看电视节目时发现了“没想好”，据他所说，是糊里糊涂地被剧团的戏子们“拉下了水”。
工商管理专业出身的李韧讲话非常具有逻辑性，在他眼中，没想好面临的问题是所有二线城市剧团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品牌号召力弱、很难得到经费支持、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也很难得到展示自己的机会……
不过，没想好正在一点点克服这些问题。作为长沙本地老牌剧团，他们培养了一批“角儿”，得到了当地观众的普遍认可，具有一定的票房号召力。
他们在戏剧运营方面也有了突破：2013 年创建了长沙第一个黑匣子微剧场“爱剧场”，喜剧作品《手枪手》也快到了 100 场演出。
爱剧场场景照
此外，没想好也走出了长沙。2013 年原创话剧作品《掌柜的在吗》应邀参加了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此后这部作品几年间去了全国多个城市的戏剧节和演出季进行演出。
2014 年，他们将喜剧《一夜精喜》带到了杭州木马剧场，这部戏也成为了那一年木马剧场的票房冠军，自那之后，没想好每年都带着自己的戏去木马。
翻看没想好的公众号，偶尔能看到观众留言：新戏怎么不来杭州啊?
《一夜精喜》剧照
没想好的作品基本都以喜剧为主，如近来的《手枪手》、《武林萌》等等，“实验戏剧、肢体剧等等都很好，但在一个戏剧急需普及的二线城市，普及戏剧一定要演让观众看了，还想看的戏。”
有一次，李韧看到一个观众看完一部实验剧，走出剧场就感叹以后再也不看戏剧了，因为故事没有触动他，让他对戏剧有了误解，“实验戏剧的运作模式也有问题，宣传、定价、引导都不能与商业剧等同。”
没想好在演出了几场之后也逐渐摸索出了道理，他们发现观众在剧场和演后都有共鸣时，演员和创作人员才更有动力，“对于戏剧来说，舞台上是一部分，而舞台下是另外一部分。
不同于其他独立戏剧人拥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李韧更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相当于经营一家小米粉店，把米粉煮好，客人觉得好吃，然后他们会经常来，米粉店就能活下来。至于这个米粉店对餐饮行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对米粉普及有什么影响，那是社会、官员、媒体关心的事，我们自己还是埋头煮米粉即可。”
没想好 logo
2011 年 10 月成立的靠谱儿，起初的 5 名创始人 3 个都换了行业，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小镇青年付忠良留到了今天，在靠谱儿负责编剧、导演工作，与他一起留下的还有杨阿龙，目前是靠谱儿的演员。
10 年前，在中央戏剧学院高职班读了 3 年书的付忠良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每个人都挺浮躁的，就是那种脸上掩饰不住的着急，我也急，急着经济独立，可又不想像其他同学那样天天出去见组约局。”
正好长沙招大学老师，付忠良觉着挺适合自己，因为上学那会儿就是经常表演老师有事儿来不了，他带着同学回课，就这样他来到了长沙，这么一待就是 10 年。
2008 年，付忠良自己在外开了个艺术培训学校。几年间，付忠良的学生把国内几个一流的艺术院校进了遍，很多艺考的过来人口耳相传，学编导去哪里哪里，学表演去哪里哪里，付忠良的培训学校在表演这块就是那个“哪里哪里”。
2011 年 10 月，付忠良跟四个学表演的学生一起创建了靠谱儿，这之后的一年，他们都在一家剧场演戏，当时的票房很好，剧场方觉得有利可图，打算将来年的场租翻一倍。
2012 年年底，当时的长沙市市长看了靠谱儿的戏，给他们拨了一笔钱，于是付忠良就带着靠谱儿找了个废弃锅炉房改造成了剧场，起名为“文艺复兴”。开业那天，他们抱着一挂鞭炮拍了照。
靠谱儿团队在锅炉房的合照
在靠谱儿创建之初的两年，付忠良只是兼职，他工作的重心依旧是自己的培训学校。做培训的这几年给付忠良带来的不仅有自由、成就感，还有金钱，付忠良非常直白地承认——银行卡里的数字越来越喜人。
虽然挣了钱，付忠良越来越觉得没趣了。
除了日复一日流水线作业一般的生活带来的煎熬，参加艺考的学生也让付忠良产生了怀疑：“那会儿的学生虽然学表演考表演，但是真的不喜欢表演，甚至有的学生根本就不适合学表演。他们学表演的唯一原因就是学习成绩不好，还想考个好大学，家长想的就是毕业之后找个好工作，简直了。”
2013 年，付忠良关闭了自己的培训学校，开始了在靠谱儿的全职工作，“反正赚过钱了，也知道赚钱是什么滋味了，成天吃甜的对身体不好，不如就吃点苦吧，因为那个时候(艺术培训)已经变味了。”
2014 年 10 月 21 日，这一天是付忠良 30 岁的生日，也是靠谱儿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日，他在靠谱儿公众号当天的推送里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其实我早不想干了，我也想去挣钱，我是个无肉不欢的胖子，吃了三年的素了，我也馋。可是每当我想拍拍屁股走人的时候，责任两个字又总是跳出来啪啪的抽我的大嘴巴。
我是个个人英雄主义极为浓烈的人，我总觉得靠谱儿会牛逼，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牛逼，我只知道不能停，只要不停，起码就还有希望。
我总觉得靠谱儿是一面旗，我们得举着，让那些想要为自己喜欢的事儿奋斗的人看到，哪怕只能被一个人看到，哪怕只能影响一个人，这面旗就还有它举着的意义。
那一年 9 月，靠谱儿培养了两年多的肖鼎臣考入了孟京辉戏剧工作室，成为最新版《恋爱的犀牛》中的马路。
对此，付忠良为他感到高兴，但开心之余也有些感慨，“长沙还是太小了。”
两年后的今天，也许连付忠良自己都没有想到，已满 5 岁的靠谱儿依旧在长沙举着这面大旗前进。
肖鼎臣主演《恋爱的犀牛》剧照
五年中，靠谱儿的确遇到了很多困难，最大的困难，还是钱。
去年复兴剧场做了一次大规模的修补，灯杆改成电动，房顶也维修了一下，还做了吊顶，总共花了 5W 多，付忠良感觉自己的心在“喷血”。
“真的是喷血，不是流血。但这是大事儿，马虎不得，多少钱都得花。以前设计老师调灯光得踩梯子，每次都跟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灯杆一改进，效率大大提高。”
但有些地方，付忠良很抠门，最近排的戏都没离开过一个房间。沙发、茶几、书柜、窗户、门，都是靠谱儿戏中常见的东西，“我写的时候要考虑舞美，写到需要一个什么道具的时候，先想剧场有没有，非要买的话，贵不贵。”
“因为穷啊，能不装的逼，千万不能装，装了也不像。先把故事讲好、角色演好，这个更重要。”
靠谱儿作品《明日头条》剧照 摄影：陈佳汉
与基本能够养活自己的没想好和靠谱儿相比，火苗实验戏剧工作室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它却是湖南省唯一的专注于实验戏剧的团体。
创始人常徕从 1997 年起就投身于大学生戏剧创作，2013 年成立的火苗，前身便是常徕任教的湖南省农业大学虹剧社。
火苗经常去外地戏剧节演出，但除了食宿交通全包之外，分不到票房收入，除了教育戏剧赚取的部分收入之外，火苗几乎由常徕一人自负盈亏，好在家人也比较支持。
法学专业出身的常徕极其注重版权保护。
去年 5 月，火苗演出了捷克著名作家哈维尔的《花园宴会》。为了得到授权，常徕通过自己的捷克朋友 Klara 联系了捷克文化部，再通过文化部向哈维尔的遗孀取得了这部作品的演出权，另外还联系了台北的耿一伟老师获得了中文翻译授权。
《花园宴会》剧照 摄影：罗佳骏
除此之外，火苗的演出中，自己编曲、自己演奏也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这一切，都是为了尊重版权。
常徕为话剧《念》作曲、演奏的钢琴曲
跟长沙的几位戏剧人交谈，不难发现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风格。李韧稳重、付忠良直率，火苗的常徕，常发微信表情，非常平易近人。
说到专注于实验戏剧的火苗，常徕有些愧疚，“没想好和靠谱儿能养活自己的剧团，这一点比我强。”
以包容著称的北京、上海，对于实验戏剧，观众们也并不一定愿意接纳，在二三线城市，人们尚未树立对戏剧的审美观念，也许更加会抵触实验戏剧。
常徕觉得这种事情无法避免，“但凡实验戏剧，一定有一种想要表达的东西，做好它就可以了，不用想如何共鸣。实验不是闹着玩，作品一定得有其存在的理由，清楚这个理由就好。”
常徕作品《时间简史》(北京后 SARS 剧场)
在常徕眼中，实验戏剧犹如当代艺术的个性化，如果失去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那么也就失去了关注。
抱着一颗好奇的心，这些年来，常徕一直在尝试。在去年的乌镇戏剧节，他作为演员参加了青年竞演单元。
说到青年竞演，常徕忍不住调侃自己，“我早就被乌镇认为不是青年啦，所以我无法以导演的身份来参加青年竞演啦。”
常徕参与演出的作品名为《安静之墙》，导演徐静来自长沙，是常徕从大一带到大四的学生。
《安静之墙》剧照
在乌镇戏剧节的第五天晚上，我从冷餐会出来，带了两个橘子和好多个枣子拿给常徕。
吃完之后，他仔细看了看我的媒体证，跟我打趣：“你看你这是个 D，我们青年竞演是 C，剧组是 B，嘉宾是 A。我们还比你们高一级呢，可是我进不了冷餐会。不如我们还是去深夜食堂吃点?”
我喝着酒，常徕点了一份面，一边吃一边跟我讲他们的戏：“今天的排练我们整个把之前的都推翻了，重新来。”
常徕参演的实验戏剧在这次的乌镇戏剧节反响不是很热烈，“大家还是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决定做比较大的改动，毕竟这是一场比赛。我个人不在意荣誉，但是我希望能够帮我们年轻人一把。”
10 月 20 日，常徕迎来了他在乌镇的最后一次演出。这一天早晨，他在西栅找了一堵很高的墙进行冥思，“我去感受这里的墙给我的压力。我感受的，会在剧场传达给观众。”遗憾的是，这部名为《安静之墙》的作品并没有能够进入决赛。
演出前，常徕在雨中站立了半小时
在结束乌镇之行后，常徕回到长沙，带着他的一部戏远赴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参加戏剧节。回国之后，常徕给我发了消息：“很荣幸拿了个奖回来(评委会特别奖)，但是很遗憾没有把最佳导演奖拿下来。”
《银河铁道之夜》(明斯克)
新的一年，常徕最近在构思一个新的记录剧场作品。为此，他联系到了德国 RiminiProtokoll 剧团的 Stefan Kaegi 导演，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位导演，常徕的回答是——真实。
这个剧团的作品从来不用专业演员，也从来不做任何带表演艺术性质的呈现，但是来自各行各业普通人的真实的生活和话语，反映出真实的社会问题和生态。而常徕也希望将自己的戏剧风格由仪式转向真实，或者说两者兼备。
目前的构想是，随机招募 100 名大学生，由他们呈现这部作品：这些大学生目前有什么问题和困惑，他们对社会是否有足够的认知?
常徕还有一个更大胆的一个想法，他希望在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把这些人再聚集到一起，看看这些年他们有什么变化。
常徕作品《致爱丽丝》
五
山羊公社刚建立的时候，杨苏打和毛毛刚毕业，没有钱、没有演员，最关键的是，没有排练场地。
按杨苏打的话来说，钱是凑来的，演员是骗来的，但唯独场地不会从天而降，于是只好打游击战。
夏天的时候，他们去过钱塘江边排练，发现散步的人太多;他们偷偷跑回母校，在传媒学院的天台上排练，蚊子也不少;后来他们还去了广场排练，广场舞大妈们对他们很宽容。
山羊公社天台排练场景
后来山羊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地，他们也过上了独特的生活：养猫、看展、写现代诗、品伏特加、晚上扮作人偶出去兼职……
杨苏打给这张图片的配文是：研究宅系全息投影技术
翻看山羊公社的公众号推送，一定会觉得，这帮年轻人太好玩了。但在这些有趣推文的背后，是山羊公社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作为长三角经济圈中仅次于上海的大城市，跟大多数人想象中不同，杭州几乎没有戏剧消费的习惯。
“杭州文化消费非常单一，最直观的的一点就是，如果你做了戏，朋友肯定问你，‘有赠票吗’。”杨苏打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
“首先是对戏没有选择权，因为本身剧场少，戏也少。其次是消费习惯上，会自动形成‘看戏比看电影高档’的心理，形成了鄙视链，然后看戏就变成小众圈的狂欢了。”
于是，培育市场，扩大观剧人群，成为了杨苏打与朋友毛毛成立山羊公社后最开始做的事情之一。
他将一系列线下活动称之为“破坏剧场”，在酒店、图书馆、咖啡馆，甚至在大街上演戏。
咖啡馆戏剧《勇者的告白》
在杨苏打眼里，戏剧不是一些人所认为的“高端”，恰恰相反，它应该属于所有人。
咖啡馆戏剧《少年唐璜的忧愁与爱》
让杨苏打本人决心开始走上戏剧这条道路的契机，正是一次院校表演系的汇报演出，演出内容是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的片段。
“剧中扮演伊凡·德米特里·切尔维亚科夫的，是一个身材瘦小、长相有些奇特的男孩儿，他眼袋很大、鹰钩鼻，整了一个乱糟糟的卷发，一套西装很不合身，显得非常臃肿。光是看上去就让我忍俊不禁。”
时隔六年，杨苏打依旧记得那一天的清晰场景，在山羊公社的公众号里写下了这段回忆。正是那短短的 25 分钟，他被舞台上荒诞离奇的景象深深吸引，加入了学校的枕木剧社，一待就是四年。
浙江传媒学院枕木剧社合影
2014 年 10 月，山羊公社正式建立。两年多来，山羊公社主要依靠杨苏打和毛毛两人投入，以此支付场租、为演员们支付工资，日子虽然过得紧凑，但还算是能养活自己。
2016 年 9 月，他们带着三部戏来到了上海，开启了在文化广场露天的生态箱剧场的演出，但突然而至的台风莫兰蒂，对这一趟预期并不会亏本的演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原本的 12 场演出，因为台风不得不取消四场。第一部戏《了不起的达尔杜弗》原定于 9 月 7 日的首场演出卖出去的 200 张票不得不全部退款，山羊公社为此还做了很多公关工作，安抚戏迷朋友。
那之后，台风减弱，山羊公社淋雨演出了第二部戏《唐璜!唐璜!》，按杨苏打的话来说，真是“太朋克了”。
《唐璜!唐璜!》剧照
这次在上海的亏本之行，在杨苏打看来，并不是天气的过错，主要还是经验不足造成的。
“我们应该想到极端天气对露天场地的影响，但是我们只想到了防雨的备案却没有想到如果取消怎么办。”而在台风天帮忙装台时，杨苏打还摔坏了骨头，躺了一个多月，“也是一段很让人爱恨交织的回忆。”
回到杭州之后，山羊公社休息了一个月，之后也接了一点商业活动，但资金还是出现了问题。为此，演员不得不去接其他影视剧剧组的活儿，山羊公社自己也进行了裁员。
在 16 年年末、17 年年初，杨苏打接触了一些投资人，顺利地融到了资金，让山羊公社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时隔两个月，山羊公社前几天发布了第一篇推文，开始招人。
山羊公社推文
投资人看重了山羊背后的文化价值，这一切以戏剧为核心，但并不局限于戏剧。
在杭州这个拥有阿里巴巴、网易等知名互联网公司，同时越来越具有创业氛围的城市，杨苏打对于资本的介入并不排斥。
自三年前创立山羊公社之时，杨苏打就开始找投资人，这三年中，也受到过一些投资人的资助。但今年年初，是他们第一次以公司的形式做这件事。
“找投资人这个念头一开始就有，我觉得资本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资本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既然它能够促使你的事业、品牌成长，为什么不去接触一下呢?我觉得之前不愿意接受资本，可能只是因为不够了解它。”
排练场景
在获得融资之后，山羊公社今年将重点放在培育市场方面，在做戏方面可能不会有太多机会。
杨苏打将来更倾向于自己作为一个经营者，也希望自己的剧团能够做一些不是那么商业的戏。当然，他们也希望通过商业化的项目和常规的业务赚钱，来养活这个剧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化的情况。
杨苏打也跟投资人反复进行沟通，比如编剧团队就是为了赚钱，如果要做儿童剧，或者是别的类型的舞台演出等需要赚钱的活动也都可以，但是山羊公社的初衷不能改变，它还是要做自己真正要做的东西。
“我觉得等于是曲线救国吧。”
排练场景
曲线救国这个词，在很多独立戏剧人的口中都是一个高频词，如果妥协意味着能够继续做自己喜欢的戏剧，大多数人都愿意做出让步。
三年前杨苏打跟投资人见面的时候，会吵架，甚至会甩脸走人，“说到底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心里没底。”三年下来，杨苏打调侃自己已经没有脸皮、没有底线、没有尊严了。
“其实我这个人有社交恐惧症，我觉得和人接触好麻烦。跟投资人接触的过程是很矛盾的，你本身很抗拒一件事，然后你又一直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情况并不会好转……”
在这个过程中，妥协是一部分，但杨苏打也觉得这个事情挺有趣的，和各种各样不在一个世界的人交流，在暗中观察，“每一次 presentation 都是一次非常具有间离效果的演出。”
从今年开始，山羊公社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即提供服务，服务的对象就是戏剧的爱好者和泛爱好者，然后促进他们成为山羊公社的粉丝。
杨苏打有一个有点中二的愿望，“有朝一日让山羊公社成为像 Lovelive 一样的邪教!”
Lovelive 是日本人气虚拟校园偶像，此为现场粉丝应援
去年的 10 月 1 日，杨苏打在病床上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回顾山羊公社经历的所有，在文章的末尾他这样写到：
最近，我学了一个新词 Macht Sichtbar(德语)，意为“使看不见的被看见”。
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将会被瞩目。
山羊公社 2016 年合影，目前多名成员已离开剧社
(感谢飞鸟冰河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编辑：魏嘉毅
采访：张晨曦
撰文：张晨曦
附 25 名独立戏剧人 / 剧团名单：
长沙：李韧(没想好戏剧工坊)、付忠良(靠谱儿戏剧工作坊)、常徕(火苗实验戏剧工作室)
西安：黑洞先生剧社
南昌：癫鸫老三(影子默剧小组)、老头(长亭剧社)、李赞(南山剧社)
福州：胡子(去墨剧坊)
厦门：张甜甜(猫剧团)
昆明：恺子、文韬(元动剧场)、张亚群(虾兵蟹将)
济南：Cxp(先行工作室)
合肥：龙准(方盒剧社)
武汉：Hyx(剧点戏剧工作室)、郎剑飞(江湖戏班)
重庆：袁野(303 话剧社)
成都：绵绵(静默绵绵哑剧团)
广州：游乐园、公艺坊
天津：袁野(启灵剧社)
沈阳：意外工作室
长春：34 剧社
鞍山：李观泽
银川：李思遥(李思遥戏剧工作室)
后记：
1673 年 2 月 16 日，伟大的剧作家，演员莫里哀在舞台上进行了人生最后一次演出，剧目是他自己的作品《无病呻吟》。身患肺病的莫里哀扮演一个装病的主人公，在台上不停的咳嗽，但台下观众却以为这是莫里哀精湛演技的体现，雷鸣般鼓掌，越是咳嗽的凶，越是热烈。最后一幕，莫里哀支持不住，倒在舞台上，观众仍在这场演出热情叫好。次日，莫里哀逝世，安葬于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观众才明白，昨夜的演出，也是莫里哀人生的最后一幕，台上台下，他都走到了尽头。
作为一个戏剧家，能够死在舞台上，这也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但对于台下观众来说，这种燃烧生命至死方休的热情从何而来，他们在舞台上尽力展现的又是什么，要明白这个疑问并不容易。大多数人不认为台上的故事是现实，而认为那是种编造出来的“虚幻表演”。尽管“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句话，谁都会说，可真面对它的时候，有这个眼力和觉悟的人永远是少数。
做艺术行业的采访，有个问题是永恒的困扰，为了艺术追求，就要在困境中煎熬，穷，苦，无人问津，出头无望，这种见闻已经是大众所知的常态。那么，到底要展现什么，是老问题下的新纠结。很多次，“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要撑下去”这样的问题，都呼之欲出，很多受访者似乎也早已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理想，艺术，追求，不甘于平凡……这样的字眼，时常浮现在对话中。
是不是做戏剧，或者追求艺术，就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答案?并不是。
舞台下的观众，人人都过的顺心如意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但人生于世，既然苦多乐少，却坚持前行，不外乎是人总要活着，既然无论怎样都会艰难，倒不如选个心存热爱的领域，多给自己一些挣扎的理由。舞台上下困苦煎熬的众生，如莫里哀，不过在艰难的人世中，选择了一条能慰藉自己的生活方式。为心底的赤诚，将生活变成了一个大舞台，又将舞台活成了人生的主战场，于是就在写给自己的剧本里挣扎，直到撑不住，落幕收场。
是的，这样的故事，从古至今，重复上演，你可以说毫无新意，死不改悔，但就是有这么多人，飞蛾扑火一般冲过去，不过是为了活得痛快一点，少点遗憾。
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等待戈多的两个人，坐在台上，等着那个永远不会露面的人，看着人来人往，悲欢离合，在身边上演。
大将军寇流兰，为了所遭受的冤屈和背叛愤然拔剑，最后却发现他要搏斗的一切，都来源于自己，仓皇四顾，心下茫然。
台上的戏剧名篇，声台形表，流光溢彩，不过是台下人的日常琐事，左右为难。如果问，为什么理想实现的如此艰难，所追求的艺术，出路何在，这个答案，台上的戏剧，早已给出了答案。王子将军，草根流民，他们都是这样活着。观众觉得那是台上的故事，其实看到的，是台下的自己。
所以，想成为莫里哀的人，虽然不多，却总有一些人，薪火相传，前赴后继。
对于这些正在奋斗的戏剧工作者，他们的前途命运，无人能预言，之希望至少在这一刻，这篇匆匆的文字记录，能给他们的挣扎辗转，留下瞬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