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朝封建帝王，他们把自己统治的国家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天朝大国，视汉族人民为天朝子民，是唯一高等的文明发达的民族。所以，他们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以及，外来民族等都视作“未开化的野蛮不文明民族”。
并且，当时的中国还称这些民族的人为“番”或“夷”，就是“未开化”之意。“番人”和“夷人”建立的国家则被统称为“番国”，“番邦”。可以说，“番邦”是对汉族建立的封建王国以外的一切国家的统称，这明显带有贬低的意思。
可见，我们古代的中国人有多自大。
时间来到1830年，那时候的广东并不平静，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引发一场轰动国内外的外交风波，甚至，挑起了战火也是有可能的。在当时的广东，就发生了一件看似很平常的小事，这件事情差点就将原本在十年之后发生的鸦片战争提前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必大家都会想起十九世纪欧洲列强们的殖民产业。东印度公司就是英国驻外殖民产业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而东印度公司的高层领导被国人称作“大班”，我们今天要讲的历史事件，就是由一个“大班”引起的。
1830年的10月4日，广州大班师偕与几个金发碧眼的洋女人乘船回到广州。一行人坐着绿色的小轿，一路招摇过市，来到商馆下榻。此后的几日里，在师偕夫人的带领下，一群穿着洋装的英国女人坐着轿子出游，寻访广州的风景名胜。
谁都没想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这群女人会被推到外交风波的风口浪尖之上。
晚清朝廷将外国称作“番邦”，而外国女人也就理所应当的成了“番妇”。几个番妇在广州省城招摇过市，几天内就弄得人尽皆知，引来朝廷的注意。按照当时的规定：外国商人禁止携带家眷进入广州，并且，不能私自乘坐轿子，这都是朝廷明令禁止的。
之后，朝廷为了处理此事，专门派遣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宾亲自查访，将外商遣散回澳门，禁止在广州逗留，同时，再次重申“外国人禁止乘坐轿子”。
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外交活动揭开了帷幕。
一封由朝廷签发的公文被送到师偕手中，这个外国人在看到了中国的驱逐令后，并未理会这封来自中国朝廷的公文。此时，英国商人雅各则写了一封禀贴，经商行通事翻译后转交到衙门，表示，外国商人在广州的商官之中，倘若，不让他们携带家眷，那么，这未免有些不人道。这封禀帖被送到李鸿宾的手中，面对外国人的抗议，李鸿宾也没当回事。
但是，当事人师偕与李鸿宾的态度冷淡，却间接导致事态恶化。
李鸿宾向外国商馆提出通告：“三天之内，师偕必须将女眷送回澳门，否则，衙门将派官兵强制执行，将师偕等人驱逐出境。”
面对李鸿宾的通报，英方选择与之针锋相对。第二天，英国派出一百多名水军，全副武装，携带轻武器驻扎在商馆附近的码头上，保护师偕一行。事态陷入胶着，广州衙门的官兵与英国水军相互对峙，“番妇”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十分紧张，甚至，有兵戎相见的趋势。
实际上，中英双方都不想任由事态恶化，毕竟，两国都不想承担战争的后果。
省城的官员害怕战争一触即发，自身成为掀起战争的罪魁祸首，于是，自作主张派其他洋行的商人上下打点，希望化解尴尬的局面。最终，英国人选择了让步，他们先是向中国朝廷报告了水军登陆只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倘若，中方能保证商馆的安全，水军自然会撤离码头。
在得到李鸿宾的准确答复后，英国水军离开商馆，回到军舰上去了。
虽然，英国水军离开码头，但是，师偕的夫人仍以“舟车劳顿身体有恙”为借口，并未立即离开广州，在广州逗留了许久后才回到澳门。
这场外交事件暂时告一段落，却为后来的中英关系埋下伏笔。
讲到这，我们先来说一段题外话，当时的外国商人为什么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呢？而禁止“番妇”入境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早在乾隆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开拓东方市场，向清朝派出一名“中国通”，在浙江的沿海城市投石问路。这个英国人曾在广州经商，精通汉语，对大清市场的物价也有一定了解。这个英国人的中文名叫洪任辉，他与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汉森一起乘船来到宁波。
宁波是康熙开放的通商口岸，因为，港口附近的海滩水浅，且风浪较多，当地的商人资本薄弱，英国商人很少来此地进行贸易。这次，英国人的商船再次驶入宁波，触动了乾隆敏感的神经，他觉得：“英国人此番北上，极有可能对浙江海防不利。”
当然，乾隆不会在外交场上表现得太过直接，这位皇帝采用了更为圆滑的方式：“不禁止外国人进入浙江，但是，却提高浙江地区的海关税，让外国商人无法从中牟利。”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涨了几倍的关税，根本没有吓跑北上的英国商人。
过了一段时间，乾隆了解到英国商人宁愿承担高额关税，也要来到浙江进行贸易。英商的做法使乾隆愈发怀疑英国人的目的：“要不是英国人想做坏事，为何会做这种赔本生意？”为了查明真相，乾隆把熟悉广东外贸的封疆大吏杨应琚派遣到浙江进行调查。
杨应琚来到浙江后实地考察了浙江沿海地形、海防，以及英国人的商船、海军，并向朝廷回复了两份调查报告。在这两份调查报告中，杨应琚表示：浙江的形势非常严重，不同于广州有虎门之险可守，浙江海域平缓辽阔，无险可守，外国人的船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开进浙江腹地。
此外，外国舰船全副武装，搭载武器装备颇为先进，这些船只停泊在浙江港口，对于清朝水军无疑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乾隆深感认同，当即朱笔一挥，命：杨应琚遣散逗留在浙江的外国商船，并将对外通商口岸定为广东，从此，外国商船禁止驶入浙江。
紧接着，英国人的商船被驱逐出浙江，朝廷在沿海地区布置了大量官兵。不知英国人是“做贼心虚”还是碍于浙江海防加强，最终，英国船队老老实实地回到广州。然而，此事并未了结，1759年一艘三桅小商船“成功号”开进了天津大沽海域。
这艘商船仍是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派洪任辉作为代表从天津登陆，北上京城，来到天子面前告了御状：“广州海关腐败，对英国商人敲诈勒索，此外广州洋行还垄断贸易，请求乾隆皇帝开放海禁，使中英双方能够进行自由贸易。”
一个黄头发蓝眼珠的番人竟敢跑到天子脚下告广州海关的状，这让乾隆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乾隆立即召见全部军机大臣。首先，将冒然进京的洋人定罪，随后，派京官将洪任辉从陆上押送回广州，并且，命令福州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共同审理此案。
这场案件的原告是以洪任辉为首的外国商会，而被告则是广州海关总督李永标。这场审理的结果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李永标敲诈勒索罪名成立，被撤职抄家，发配边疆。而外国人洪任辉则以“串通内地奸民，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被遣送回澳门监禁。
有了洪任辉这一“前车之鉴”，朝廷将外商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亲身审理洪任辉案的李侍尧则认为：“想要防范这些番邦，必须用更多的规章限制洋人。”于是，李侍尧拟定了一份针对洋人的规章制度，并且，得到了乾隆的批准。这份规章中，前几条均是对洋人们在中国的行动限制与私生活内容限制。
广州开埠之初，洋枪、洋炮与洋妇均被视作“违禁品”禁止入境。当时，携家带口的外国商人只能将女眷留在商船上。1746年，两广总督修改了规章：“允许外国商人的家眷住在澳门，但是，要遵守查禁制度。”由此，便构成了我们前文说起的“番妇上街”事件的背景。
那么，清廷缘何一定要把外国女性拒之门外呢？四个字：“夷夏大防”！
中国人一向看不起外国人，往往用“夷”、“番”、“蛮”等字眼来称呼，而外国女性袒胸露臂的服饰以及其他很多生活习惯等，都被视为“有伤风化”。而且，如果允许她们进入广州长期居住，势必扩大华夷接触范围，难免引发所谓“不轨”行为。
这说到底，还是所谓的“天朝思维”在作祟。
但是，有了案子就必须有个了结，“番妇上街”事件总得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外国人师偕回到了澳门，他的夫人也离开了广州，那么，谁来“背锅”呢？朝廷开始追查跟师偕有关系的中国人，于是，当年送师偕一顶轿子的谢五就成了替罪羊。
不久之后，谢五抓捕归案，被扣上“交结夷商”的帽子，成了“番妇上街”的罪魁祸首。经过广州地方官员的合议，最终，判决谢五发配边疆充当劳役，以儆效尤。等到李鸿宾等人将判决结果送上朝廷后，朝廷批准了，但是，倒霉的谢五却早就死在了大狱里。
后来，李鸿宾等广州官员联合拟定了八条针对洋人的新规章。除了原本的条例外，还额外重申了禁止“番妇”住在商馆、外国商人禁止乘坐轿子以及禁止外商偷运军火等三条。新条例被道光批准后，重新颁布，但是，英国人早就摸清了中国朝廷的态度以及地方官们的底线。
三年后，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外贸垄断权，并且，在中国设立了驻华商务监督。原本，东印度公司的“大班”改为“夷官”，实际上，这只是为了针对中国外贸条例进行的改革罢了，从本质上来讲，是换汤不换药。
此后，中英双方一度发生矛盾，最终，矛盾激化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当年，发生的“番妇上街”案件，也成了英国人煽动反华情绪的话柄。那段满清羞于提及的战争结束后，英国人在谈判时，明确要求“外商可以带家眷住在通商口岸中”，这些内容被收录在《南京条约》之中。
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后，女传教士更是被允许到内地传教。随后，越来越多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来华的外国女性数量更是迅速增加。自此，中国沿海城市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番妇”上街，招摇过市，好不热闹。
不过，清人对她们的印象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变化，只是无法阻止而已。
参考资料：
【《晚清“番妇来华”事件》、《大清朝的“夷夏大防”》、《南京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