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历贬值愈演愈烈，我们还能走出“文凭社会”吗？
撰文｜王青
近期，“学历贬值”的话题再次引发关注。在豆瓣“上班”、“985废物引进计划”等小组，许多应届毕业生大倒苦水，各类“清北博士扎堆街道办”“985本硕银行网申只敢报柜员”“四川定向选调第一批只要清北”等讨论层出不穷，有年轻人感叹，“感觉学历贬值的速度不是层层下沉，而是地崩山摧壮士死”。
豆瓣截图。
在近三十年的高校扩招大潮中，我们对“学历贬值”的现象并不陌生。只是到了当下，高等学历的含金量越来越低，“双一流”成为普通大学生不得不面对的就业门槛。与此同时，存在于就业市场的“学历鄙视链”与“就业歧视”也让这个问题变得更为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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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凭通胀：
“不够用”与“没啥用”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就在《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一书中提出过“学历贬值”的问题，只是在当时，他用了“文凭的通货膨胀”这一概念。
《文凭社会：教育与分层的历史社会学》，[美]兰德尔·柯林斯著，刘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文凭的通货膨胀指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工作职位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在水涨船高。当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某一教育文凭或学位时，其价值也就随之下降。简单来说，就是文凭在求职过程中的含金量越来越低。
根据柯林斯的研究，在美国，高中文凭（接受12年教育）在1940年之前还相对罕见，但到了70年代，高中学位已是家常便饭，在找工作时几乎一文不值。而大学入学率在年轻人中超过了60%，大学学位也面临着如高中学位一样的命运。
40年后的今天，学历的通货膨胀现象早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问题。在西方语境之下，教育机构的选拔机制本应指向的是机会的公平，但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中，教育被证明是阶层流通的障碍，在与权力、资本、家庭背景的勾连过程中，它也不再是公平竞争的通道，反而阻碍了正常的选拔机制。
在中国，学历的快速贬值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一方面，高等教育的扩招一年比一年厉害。而研究生等高等教育报考人数也年年递增。根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再次打破纪录，达到341万考生报考，较2019年增加了51万人，增长比例达到17.59%。而在90年代，硕士研究生的报考人数只有24.2万人。
图片来源：教育部统计数据
同时，雇主对工作设立的门槛也在逐步提高。大学与研究生学历不再是优先考虑的条件，而是严格的准入门槛。就近几年的就业情况而言，研究生学历与985背景成了就业市场的普遍要求。高校教职对学历的要求更是上升到海外名校博士的标准。
虽然就业市场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大部分时候，高等教育的训练却与工作岗位的技能要求并不匹配。在《文凭社会》一书中，柯林斯进一步指出，“几乎没有人研究过在学校里究竟能学到什么，以及学到的东西能记得多久。管理和专业岗位中所需的技能大多是在工作中学到的，而商学院和专业学院之所以要求学生完成漫长的课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这些职业的地位，在业内人士与门外汉之间制造社会化的功能。”
换句话来说，相比于大部分工作（用大卫·格雷博的话来说，是大部分“狗屁工作”）中用到的技能与知识，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实际上是过剩的。哪怕拥有高等学历证书，进入职场之后同样要接受职业技能再教育。很多时候，高等教育的背景还会成为职场竞争的阻碍。这是因为工作比拼的并不仅仅是专业技能，还包括社会化技能、管理与领导力技能等等。
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蓬勃发展，各类收入可观的网红博主、自媒体创业者跃入大众视野。这些新型的职业群体不依靠传统的教育资历与工作技能，凭借自身的创造力与对时代风口的把握，年纪轻轻便光速走红，实现了传统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财富积累。与此同时，许多高等教育专业与传统职业技能也在技术的驱动下持续失效，学历承载的实际效力越来越弱。
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十年甚至二十年寒窗苦读的结果，只是通过一纸文凭，来向用人单位（这个工作岗位也很可能会在未来消失）证明自己值得被雇佣。为了能够在毕业后顺利进入就业市场，人们投入越来越多时间，花费越来越多金钱资源，却在毕业时发现，自己的学历还是不够用，哪怕是985硕士毕业，总有海归博士在面试场外等着你；就算你是海归博士，那些不走教育寻常路的互联网新贵也先人一步实现了财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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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严峻的现实：
定制后代与精英的自我复制
文凭社会的另一个后果，便是教育日益成为争夺资源的“军备竞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中产家庭疲于争夺有限的资源，小镇青年越来越难以实现阶层的逆袭。
近年来弥漫在中产家庭的教育焦虑，并不是来源于对知识和学历的迷信，而是来源于阶层跌落的恐惧 —— 如果无法在这场学历竞争中获胜，就意味着被绝对排斥在高级工作岗位所代表的阶层地位之外。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提出，后工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社会。这也决定了社会等级主要以按照技术能力与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来划分，阶层变迁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在这个社会中，大学学位、专业考试证书、许可证等是高级就业的一个条件。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美]丹尼尔·贝尔著，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后浪 |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6月。
与农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不同，在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中，一个人在社会上能走多远不再是由出身家庭的阶级地位决定，而是取决于个体的天赋与努力。也就是说，不管你出身如何，只要你够优秀，肯奋斗，就能够实现个人的成功与阶层的跃迁。
经过大半个世纪，这种知识精英社会宣扬的机会平等主义却遭到现实的证伪。耶鲁法学院教授 Daniel Markovits 在 2019 年出版的《精英主义的陷阱》（The Meritocracy Trap）一书中指出，精英主义看上去提供了一个更为平等的成功机会，实际上却正在垄断阶层上升的通道。
首先，要成为精英，意味着从出身开始就需要匹配相应的精英教育资源。一般来说，以常春藤为代表的美国精英高校不仅对 GPA 有严苛的规定，同时还要求申请者有独特的个性展示、深扎的兴趣爱好、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元的人生体验。
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要想让孩子进入这样的精英教育系统，不仅需要激励孩子经历漫长而激烈的竞争，还需要整个家庭的资源与精力投入，包括高昂的私立学校学费、额外的课外辅导班以及一方家长的全职教育。
通过这些高成本的投入，精英教育体系不仅赋予了他们“精英”工作所需的专业技能与教育背景，也为这些“精英家庭”的孩子带去了普通人难以获取的眼界见识与社交资本。同时，精英教育背景也是大部分精英工作的准入门槛（在美国的语境下，精英工作通常指代极其有限的高收入阶层工作，集中于法律、金融、咨询、医学领域）。
哪怕拥有了高等教育学历，普通家庭的孩子依旧难以在就业市场突围。在2019年出版《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一书中，美国西北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劳伦·A·里韦拉揭示了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是如何共同作用保证了精英阶层的统治地位。
《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经营的自我复制》，[美]劳伦·A·里韦拉著，江涛/李敏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6月。
里韦拉深入美国起薪最高的行业——投行、咨询和律所等大型公司，通过考察这些公司的招聘流程，指出了看似能力取向的选拔标准最终只是帮助精英阶层完成了自身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他还指出，哪怕上了顶级大学并不意味着已经可以成为社会的上层，同是顶级学校的学生，精英家庭出身的学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
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国内，不难看到类似的状况。住在北京后沙峪的全职“顺义妈妈”们，在生娃念头浮现的同时，就开始精心设计起“爬藤”育儿计划 —— 幼儿园就要进私立，高中开始出国念书，最后必须顺理成章的进入需要高学费、高GPA、高双商的藤校。没那么有钱的中产“鸡娃”家庭们则更多通过争抢学区房、加码网课兴趣班等方式，给自己的孩子配备尽量多的“兵器粮草”，去抢夺所剩不多的精英教育资源。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他们往往对这场“战争”有心无力，不得不“输在了起跑线”。
更为现实的是，这些出身普通的学生成功通过了高考的独木桥，他们所面临的依旧是难上加难的未来。某种程度上来说，前段时间讨论火热的“小镇做题家”们正是文凭系统中的“牺牲品”：身处农村乡镇的小镇做题家们虽然能凭借题海战术在高考中突围，却几乎不可能具备与城市中产学生相同的竞争资本。由于缺乏自我表达的信心，他们难以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地交际，导致本就匮乏的人际网络更难拓展升级。最终面临哪怕大学进了 985，在步入社会之后依旧被淘汰的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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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这场起跑先越来越前置、成功路径越来越游移的竞争中，人们不断付出更多，但成功的希望却越来越渺茫，甚至引发更广泛的“不想奋斗”“只想平躺”等讨论声。自媒体“燃财经”在《8 位互联网人讲述：2020 年，我为什么不想奋斗了》一文中，采访了那些主动放弃奋斗的年轻互联网人。其中一名互联网从业者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心思都放在工作上的“奋斗狗”，甘心成为一条“闲鱼”。一方面，突如其来的不可抗力让她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同时，她逐渐认识到，自己并非金融、IT 从业者，想要通过打工赚大钱，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认清了“奋斗的最好结果也就是维持恰饭而已”之后，她坦言不想奋斗就是她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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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文凭社会：
褪去高学历光环，重定择业标准
曾经，教育被认为是促进阶层流动的最有效路径。“鲤鱼跃龙门”“高考改变命运”的话语激励了一代代的普通年轻人。然而今天，教育的理想主义光环在消退，对文凭的重视，让高等教育重新成为精英与中上阶层的垄断工具。
看到这里，读者也许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上大学或是追求高等教育已经不再值得？答案显然不是。无论是指出文凭就业市场会和社会流动硬通货的柯林斯，还是提出精英教育是精英阶层自我复制手段的里韦拉，这些学者的立意是为了暴露现有教育与雇佣制度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正如《文凭社会》的译者刘冉在译后记中所言：
学校并不是独立于权力和阶级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纯粹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视了教育系统中的文化生产过程与权力关系，就无法意识到它完全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维系特权和掩盖社会不平等的工具，这才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危险。
当文凭日益沦为就业市场的硬通货，柯林斯认为，文凭废除主义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例如禁止在雇佣过程中要求学历。文凭废除主义不是要废除学校，而是让学校回归其本质的知识生产功能，不再作为生产文凭的工具而存在。在他看来，当教育歧视已经成为维持特定人群阶级地位的工具，废除就业市场的学历要求才能为真正的教育平等开拓新的方向。
在2019年出版《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一书中，教育学者朱永新认为，在未来，传统的学校将会消失，并被学习中心所取代。包括高考在内的考试与评价体系也会发生变化。
这样的激进主义解决方案当然有其空想性质，尤其是在中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体制下，根据教育来选拔还是一种比根据其他标准选拔更为合理的方法。但柯林斯的解决方案为我们敲响了另一记警钟：在学术不端频发、教育资源倾斜的今天，我们需要正视教育系统内部的社会建构、阶级冲突和权力关系。
同时，我们都应警惕与反思高学历的虚假“光环”。在近期的秋招市场，不少媒体报道了非全日制学历在就业市场中屡遭就业歧视的问题。“非全”研究生与全日制研究生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全日制研究生需要脱产学习，而非全可以利用工余时间完成学业。
用人单位对“非全”的歧视进一步证实了《文凭社会》的观点——学历不是专业技能的证明，而是特定岗位的进入门槛。在这样一个结构性不平等的用人制度之下，年轻人走出大学校园之后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往往并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文凭社会中的用人偏见。尤其是狼性竞争文化的影响下，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又被简化为求职者个人能力的问题。
最后，在个体层面，重定职业选择的标准也是走出文凭社会的路径之一。伴随新兴产业正在蓬勃发展，个体的生活、娱乐等技能被赋予更多价值，不再需要和公司平台牢牢绑定。尤其是在学历贬值、产业更替的冲击之下，“高学历”光环、“铁饭碗”效应、“一招鲜吃遍天”的工作技能必然遭遇困局。对于年轻人而言，打破单一的择业标准，注重个人技能的拓展开发可能是更切实际的解决方案。
撰文｜王青
编辑｜走走；青青子
校对｜李立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