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学历盲信，有方可解吗

严从根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教授、执行院长

“第一学历”偏好的根本错误在于以“高考”结果判断能力的高低。“第一学历”偏好违背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基本要求，无视终身学习的时代精神，更否定了个人在第一学历之后的努力与奋斗价值。为消解第一学历歧视问题，早在2013年，教育部、人社部就明确表示：反对用人单位“非‘985’‘211’高校不招”的学历歧视问题。但政令并未迅速转化为现实，“第一学历”偏好依然客观存在甚而更为隐蔽。消除“第一学历歧视”，还有方可解吗？

　　强化正面引导，扭转社会偏见

“第一学历”偏好本质上是“唯出身决定论”，其根本错误在于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偏见：第一学历比最高学历拥有更高的含金量，更能反映人的能力和素养。这种偏见没有正确把握人的本质属性，任何“身份”，包括“第一学历”只是标识个体某一成长阶段的特征，并不能代表他在其他阶段甚至一生的状态。“唯第一学历论”是建立在“可能性”基础之上的“想象型判断”，违背客观事实。

坚持正面引导，强化“反第一学历偏好”宣传，是打破社会偏见，转变人们观念的重要方式。一方面，要完善各类舆情管理机制，引导民众科学而正确地看待第一学历，树立“能力导向”的选人用人观；另一方面，讲好学生的“逆袭”故事，扩大正面宣传效应。

同时，法律是守护个人权利与尊严的重要保障，它具有国家强制性。纵观国内外，消除歧视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比如二战之后，德国为了清除种族歧视和文化歧视，制定了《民法典》《母亲保护法》《解雇保护法》等包含反歧视的法律体系；21世纪，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制定了以反就业歧视为核心的《一般平等待遇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长远来计，我国可借鉴并制定反学历歧视法，明确“学历歧视”的概念、范围和法律责任。当下而言，可将反第一学历偏好的精神渗透到相关学历的法律法规中，如修订《就业促进法》，让“第一学历”偏好成为违法行为。

　　凸显政府责任，强化示范效应

消除歧视，政府率先示范，能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此前，政府率先在公务员录用中删除乙肝歧视条款，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消除第一学历偏好，政府如果能带头矫正，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2020年，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各省级教育部门要协调和配合有关部门，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在招聘公告和实际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作为限制性条件”。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编办、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亦明确要求：广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不得将毕业院校、学习经历、学习方式等作为限制性条件。这为消除学历歧视，特别是第一学历偏好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下一步，各级政府须细化用人标准与方法，明晰岗位职责要求，淡化文凭学历，强化德行能力匹配，真正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选拔出来。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宣传，提高和营造“反第一学历偏好”的意识和良好氛围；通过提供咨询、调节和援助服务，为“反第一学历偏好”提供具体而有效的帮助。

　　摒弃自我矮化，涵育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个人优秀与否的关键不在于“学历上的出身”，而是理性自信和持续一生的努力。如要做到自信和努力，个人首先要摒弃自我矮化。在“第一学历”偏好里，最可怕的是自我矮化。自我矮化者认同并内化社会偏见，不仅歧视第一学历并不光鲜的其他人，也歧视自己，不敢和第一学历优势群体同台竞争，不敢挑战有难度的工作。只有摒弃自我矮化，拥有自信，才能不断实现超越，超越第一学历限制。除此之外，个人要致力锻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形成自己的优势，脱颖而出。只有如此才能让他人和用人单位充分意识第一学历不能代表一切，破解他们对第一学历的盲信。另外，个人还要有抗争的勇气，合法合规地反对“第一学历”偏好对自己权益的损害，在维护个人权益中推动公共权益的发展。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23日 14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