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怎么骂他们，也救不了公费师范生的尴尬

被网友们视为“乡村教育主力军”的公费师范生，这段时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不久前，人大代表刘发英提出 ，要将公费师范生的违约行为记入诚信档案。

这一提议引发了十几万网友的讨论，且讨论者们旗帜鲜明地分为了两个阵营：

支持提案的阵营认为，公费师范生们享受了权利就该履行义务，报考却不去当老师浪费了国家的资源和学校的名额，既然没有坚定地想好要当老师，就不要报取这个专业，可以通过助学贷款解决经济问题。

但反对的公费师范生阵营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许多人是在亲人或经济原因影响下才报考该专业，并非出于自愿，几年前的决定，发生变化很正常，更别说公费师范生们已有违约金、考公考研出国等诸多方面限制。

在争论要不要将公费师范生违约行为计入诚信档案、或是加大其它对公费师范生的限制之前，应当对网友们给公费师范生的定位进行确认——

公费师范生政策真的帮助了乡村教育吗？真的促进了教育公平吗？

2007年，国家在六所部属师范高校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华中师大、陕西师大和西南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2018年改名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两者本质上是同一个群体。

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各省开始在自己省属的师范学校推行公费师范生政策。根据所属的学校不同，公费师范生又分为部属公费师范生和省属定向公费师范生。

针对该群体的协议中， 无论改名前后，都有“将公费师范生违约行为计入诚信档案”的这一条款。

即使在各省的执行中，这一条款内容各有差异，但公费师范生违约被计入诚信档案早就是既定的事实。

表面的问题争论似乎解决了，但隐藏在争论背后的，是网友们对公费师范生支教农村的期待。这个期待与网友的期待并不匹配。

根据教育部统计，自2007年至2017年，全国共招收了超过10万的免费师范生。履约学生中，90%去往中西部省份中小学任教。许多中小学校甚至由此首次次接收到来自北师大学、华东师大等顶尖师范高校的毕业生。

光看这些数据，免费师范生政策的确为中西部基础教育输送了大量的优秀师资。 但其中就职于农村学校的毕业生比例极低。

根据《人民日报》对免费师范生就业情况的统计，这些毕业生主要任职的学校是中西部的城镇学校。

在学校等级上，62%的免费师范生任职于省级示范学校，20%任职于地级示范学校。

除了陕西、江苏等少数省份，大部分省份没有分配到农村的免费师范生。

这种局面是多方因素造成的。相比非公师范生，公费师范生大多自带编制，在竞争中拥有优势。 为了迎合政策对公费师范生的偏好，也为了缓解自身编制名额的压力，在对教师的选择中，学校往往更青睐公费师范生。

根据协议，公费师范生在回到生源地省份后，拥有与心仪学校双向选择的权利。在双向选择失败后，他们才会被定向分配到其它学校。

在双向选择优先的情况下，即使部属高校的优秀生源愿意去中西部，也会在走向基层农村的路上，被更好的城镇中小学拦下。

虽然协议要求这类师范生必须到农村学校任教服务一段时间，但这一政策的具体执行并不容易。

为了招揽更好的公费师范生，也为了公费师范生能尽多地为当地教育做出贡献，各地方不得不宽松执行“服务农村学校”这一点。

如果严格执行，在保证免费师范生在农村服务时生活水平这一块，地方为提高吸引力需要投入更多。

与此同时，薪酬偏低、发展前景不好、工作环境艰苦等问题都是农村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除去一批对教育事业有激情、热爱的师范生，其它学生大部分都对农村学校兴趣不高。

实际上，与外部对免费师范教育的认知不太一样的是， 扶助农村教育并非公费师范生政策最主要的目的。

在这类师范生协议的开头，早就标明了其宗旨：培养造就优秀中小学教师和教育家，鼓励优秀人才长期从教。

2014年，华中师范大学对免费师范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显示38.56%的学生后悔成为免费师范生。

后悔归后悔，并非所有后悔的人都有违约的条件。

家庭、经济等外界因素是公费师范生选择报考该专业的主要因素。《人民日报》统计显示，在报考免费师范生的生源中，城市生源占四成左右，乡镇和农村生源为六成左右。

因为经济原因选择免师、公师的学生不在少数

从统计数据来看，不受外界因素阻扰，仅仅因为自身对教育事业热爱而选择教师这个职业的人，只占总人数的5%和6.7%，比例极低。

华南师范大学的大一公师生方贤和身边的同学，大多数是听从父母、为了之后就业的稳定，报了这个专业。湖南工业大学的许曼冬在填志愿时对这个政策了解并不清楚，基本是也听从爸妈的意见，走上了这条路。

若真像网友呼吁的那样，要求师范生们“不想当老师就不要选这个专业”，显然只会加重教师队伍人才紧缺的现状。

如果选择助学贷款，没人能担保自己毕业后连续几年都能顺风顺水。一旦不能按时还助学贷款，受到的限制和影响比公费师范生大得多。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于2018年对免费师范生的违约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在选择违约的公费师范生中，57.2%在大学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不适合或不喜欢做老师，51.5%认为自己报考时对政策了解不足，52.6%则认为协议中的履约年限太长。

一些网友认为，协议并非要求公费师范生终身任职，完全可以在履行完自己的义务后转行做别的。

但对于普遍履约完已经27、28甚至30多岁的公费师范生来说，在这个“35岁进入半退休”的狼性社会里，选择而立之年转行从新手做起，压力是巨大的。

即使不违约，公费师范生也要面临诸多限制。

曲阜师范大学的吴玉江，对公费师范生六年内不能更改工作地点这一点表示担忧。如果被调剂到了不满意的工作单位，师范生容易因此失去对工作的热情，就算双向选择成功，在入职后发现了工作环境的问题也无法顺利解决。

但在公费师范生的所有限制中，对研究生考取的限制，是公师生们普遍最不满的一点。

根据协议，公费师范生只能读取教育相关的非全日制在职研究生，不得另外考取研究生。

先不论非全与全日制在社会上的待遇差别巨大，即使是符合协议考取在职研究生，情况也很尴尬。

要么就是自己工作所在地，根本没有能培养教育类研究生的大学，或者就算有，也比自己的本科低好几个层次，从而没有就读的欲望。

方贤想要继续从事教育行业，但协议对研究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她继续在本专业领域深入学习理论知识。

西南大学的李言心身边有学长学姐选择违约，原因也大多因为计划升学考研。

同校的邓豫因不想违约，而放弃了考研。在她看来，如果重新选择，她一定不会读这个专业，因为这意味着她要比同届生晚一年参加研究生考试。

对公费师范生考取研究生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育领域研究生的培养。

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该校本科生往往是研究生的主要来源之一。但占总数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公费师范生专业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来说，损失了不少人才。

最为尴尬的点或许并不在研究生人才的流失上。

根据政策，公费师范生必须在毕业后回到自己所在生源地就职，而非就读高校所在的城市。

这也就决定了，对于出生在大城市的学生来说，他们毕业后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生源所在地，也就是发达的大城市就职。

汪珺琦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对于来自上海的她以及其它大城市的学子来说，公费师范生是个热门专业，毕业后既能留在自己的家乡，又能在大城市获得稳定的“铁饭碗”。

而从教育资源不优渥的地区千辛万苦考到大城市的“小镇做题家”们，不得不面临着毕业后继续回到落后家乡工作的现实。

看似维护教育公平的公费师范生政策，却加重了师范生内部的不平等。

还有声音觉得， 基层教育要靠限制、强迫公费师范生来推进，不然不会有人去做。

可公费师范生政策不是个随机抽签的政策，它是双向签约协议。当你加大对公费师范生的限制时，报考这个专业的人就会随之减少。

作为公费师范生的邓豫和方贤，她们身边真正违约了的人，其实还是少数。

这么看来，如果加大对公费师范生的限制，并不会帮助推进基层教育，甚至还会打消师范生们的热情与积极性。

政策方向的悄然转变侧面证实了上述规律。

在2007年推出的免费师范生政策中，对免费师范生的要求还是“履约10年、农村服务2年”，到了2018年修改的公费师范生政策，要求就变成了“履约6年、农村服务1年”，并允许师范生们就读大学期间，在该专业内部进行专业的自由选择。

对于如何才能提升对基层教育的扶助，推进教育公平，各国有不同的做法。

印度实施了“教育保障计划”，为低种姓和落后地区的学生在精英学校保留名额；日本向特殊教育家庭提供经济支援；美国对弱势学生群体进行补助。

但大部分国家共同在做的，还是提高对教师群体的拨款，提升教师的薪资水平和社会地位。

许曼冬觉得，面对条件艰苦、地方偏僻、生源质量不高的农村教育工作，如果农村教师的待遇不提高，继续工作下去的动力肯定不强。

这一公认的最佳做法，在引发争论的人大代表刘发英采访视频一开始，就已被刘发英提出，却淹没在网友们七嘴八舌的讨论中。

如果你认真看过，刘发英 在采访视频中建议“公费师范生违约记入诚信档案”前曾说：

“要提高农村的、特别是贫困山区的教育水平，首先是要真正提高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工资待遇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

第二点，是要从真正意义上，提高教师这个行业的社会地位，要真正地营造一种尊师重教的氛围。”

想要在日后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方贤，希望周围人不要拿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老师，一直做各种超越自己工作范围之事的他们，其实也只是普通人。

（文章受访者均为化名）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有间大学”。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