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关、戚事件”始末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曾经红极一时。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在红卫兵中活动，呼风唤雨，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许多的大的造反、夺权事件的背后，都有他们的影子。可是，当时的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大红大紫的他们会于1967年栽了大跟头，背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名声。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力、关锋、戚本禹何许人也?

王力，原名王光宾，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是在学校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被党组织派往东北军中做党的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山东根据地急剧扩大，各方面事业也发展起来，他就被组织调往山东我党办的《大众日报》任记者，用王力的名字发表文章。由于他能力强，头脑灵活，文笔好，口才也好，受到了当时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兼渤海区党委书记的康生的赏识。康生几次提拔他，不久，王力就担任了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全国解放后，王力调往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60年代初，王力被选派赴越南工作，一方面抗美援越，一方面接受锻炼。回国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调到中联部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此文的执笔者就是王力，而且，王力是在康生的指导下写作此文的。林彪早就知道王力，但接触不多。由于王力写了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林彪便与王力之间有了一种亲近感。从此，王力受到了林彪、康生这两个中央高级领导人的赏识。在林彪、康生的推荐下，王力在毛泽东那里挂上了号。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时，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关锋本姓周，原名周玉峰，号秀山，他出生于鲁、冀两省交界的庆云县，少年时入庆云中学读书。抗日战争之前他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里面干了许多具体工作，由于他读过书，有文化，喜欢写作，组织能力也很强，又在做实际工作中受到了历练，成绩也很突出，因此受到党组织的重视。在抗日战争紧张时期，他曾担任中共乐陵县委书记。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他于1939年改名为关锋。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后，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从那时起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1947年任山东回民师范学校校长，受到康生的赏识。全国解放后，关锋的职务一再被提拔，1950年调任中共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1955年担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此校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基层学校，是培养干部的重要部门，关锋以笔杆子见长，他文章写得好，文笔较为活泼，中央的一些秀才们就知道了他的名字。由于康生和中央的一些秀才的推荐，1956年，关锋被调到北京来，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笔杆子。当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有艾思奇、胡绳等要人，可见这个部门的重要性。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作为中央的干部调入《红旗》杂志社，主要任务是编辑供毛泽东参阅的内刊《思想理论动态》。他编此刊时，写文章和分析问题深入浅出，笔法也活，深受毛泽东的重视，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红旗》杂志的编委(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中央一些高级别、理论水平较高的人才能担任此职一一笔者注)。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把关锋纳入中央的革命派的一员，他很顺利地就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鋒。

戚本禹祖籍是山东威海市，出生于上海，解放前是高中生。读高中时，戚本禹就酷爱读书，也爱写文章。他接近进步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做了许多重要工作。这一点与姚文元的经历差不多，区别只在于：姚文元在1948年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戚本禹则在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戚本禹年轻(18岁)，有文化(高中生)，他入党不久就被选入中南海做机要工作，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团校去学习。他在中央团校学习结束后，被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看中，被选为田家英的助手，做资料工作。后被调到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任科长，行政上是18级。1961年，戚本禹被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搞调查，回来后，他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田家英将此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很赏识戚的见解，在信上写了批语，转发全党。戚本禹从此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也在中央高层挂了号，在全党出了名。戚本禹喜欢研究历史，这一点与毛泽东的爱好相同。戚本禹写的研究历史的文章，特别是1963年他写的关于李秀成之死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并与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展开论战，更使戚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曾经称赞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还在戚的文章旁边批过字，赞成戚的观点。当时，康生、陈伯达、江青也对戚本禹十分重视，因此，戚本禹很快就受到重用，被任命为《红旗》杂志历史组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田家英遇贬、自杀之后，戚本禹取代了田家英的地位，成了毛泽东的秘书(也兼任江青的秘书)，担任中央秘书局副局长、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65年12月，戚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此文受到毛泽东的重视。1966年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戚本禹成为这个小组的成员。戚在中央文革小组中，也是能写者之一。1967年《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一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成为攻击刘少奇的重磅炸弹。在王、关、戚三人中，数戚本禹最接近毛泽东，也最受毛泽东信任。但由于王力的资历较高，职务较高，他在三个人中，是第一号，是“挑头的”。

王、关、戚在“文化大革命”中按江青、康生等人的意旨行事，与毛泽东的想法拉开了距离

王、关、戚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央文革刚成立时即进入中央文革了。当时的中央文革直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实际上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中央文件，中央文革是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署名下发的。王、关、戚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但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听从江青、康生、陈伯达的话，与江青、康生、陈伯达的关系十分密切，总是按照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意图做事。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到处呼风唤雨，鼓动造反派造反，他们的许多行为，是超出了毛泽东的想法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而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则是在“文化大革命”搞政治投机的分子，他们是想趁乱掌握更大的权力，满足个人野心。因此，毛泽东与江青等人是有原则区别的。而王、关、戚出于个人目的，更多地是听江青、康生、陈伯达的，这是王、关、戚最终得到被毛泽东下令抓起来的命运的关键点。

1967年上海发生一月夺权后，全国的动乱局势更加严重。面对如此形势，毛泽东想到了动用人民解放军来稳定局势。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毛泽东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对全国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他说:“党政部门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毛泽东在1967年7月14日的谈话记录)。对毛泽东依靠人民解放军稳定局势的决策，林彪当时也是支持的。但当时，人民解放军也受到了冲击，又让解放军通过支左来稳定局势，这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1967年1月24日，徐向前到林彪家里找林彪说:“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史料见1967年1月24日林彪致毛泽东的信)林彪听了徐向前的话后，表示与徐的看法相同，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林彪没有表态。第二天，即1月25日，林彪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转述了徐向前反映的情况。恰好当天，林彪又收到了徐向前写给他的信。徐向前在信中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1967年1月25日徐向前致林彪的信)林彪收到这封信后，当天即把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找到他家里来，共同商议，拟出了七条规定。这些规定中最关键的是指出:应该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这七条，当天就由林彪派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这七条之后，十分重视。他对文字进行了仔细修改之后，加上了一条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作为《中央军委命令》(简称“军委八条”)发出。“军委八条”发出后，军队立即行动，对动乱的地方进行军管，对一些造反派坏头头进行了严肃处理，把一些带头冲击军事机关的坏头头抓了起来。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意图，地方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时，也以军队代表为主。这些措施，降低了造反派掌权和造反派为争权而进一步打内战的可能性，全国局势一度稳定了许多。军队稳定局势的决策，抑制了各地造反派制造动乱的行动，使一些怀有政治野心的造反派头头趁乱夺权的阴谋难以实现。加上解放军在支左的过程中，必然要支持一派组织。对另一些军队认为不是左派的组织则不予支持，这就使地方一些造反派头头心怀不满。他们的这些不满和意见，通过王、关、戚反映到中央文革，又通过中央文革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听了这些意见，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力，于是，他让林彪再起草一个对造反派宽大的军委命令。林彪把这件事情推给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的江青正想要鼓动造反派大闹，因此，对此事很积极。她指定王、关、戚起草。王、关、戚早就对造反派受到压制表示不满，所以积极落实。他们三人在4月5日仅仅用了一上午就草好了一个《军委命令》，报送江青，江青立即送毛泽东处。这个《军委命令》共十条，核心内容是，军队对造反派群众组织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能随便抓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不论对左、中、右组织，都概不追究。毛泽东于4月6日当天就批发了这个文件(史称“军委十条”)。“军委十条”和“军委八条”是互不协调的。“军委八条”着重强调军队的稳定，并通过军队的稳定来稳定全国局势，而“军委十条”则强调对造反派的支持，对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也概不追究。这反映了当时毛泽东的矛盾心理:他既要支持造反派夺权，搞“文化大革命”;又要稳定全国局势。

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存在这一矛盾心理。他们利用毛泽东的这一矛盾心理，专门强调对造反派的支持，强调对那些搞动乱，搞武斗，冲击军事机关等造反组织概不追究，继续支持他们造反夺权。从这一点即可以看出，他们存在与毛泽东完全不同的动机。

此时，处在中央文革中的王、关、戚，正在紧跟江青、康生、陈伯达。他们知道，江青等人是搞“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只有跟定江青等人，自己才会有更辉煌的前途。因此，他们唯江青等人的指令是从，而在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中，他们更听江青、康生的，后来他们连陈伯达的话也听得少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再听周恩来等老干部的话了，甚至对老干部们不理睬了。这对他们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大转折，发生这个重大转折的主要因素，还是三个人的政治目的不纯，个人野心使他们利令智昏，上了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贼船下不来了，这也是他们变质，最终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

王力到武汉去“搅局”

王、关、戚紧跟江青、康生、陈伯达而离开了毛泽东、周恩来，很快就在行动上表现了出来，并闯下了引发“七二0事件”的大祸。

原来，在“军委八条”发布后，武汉军区立即介入“文化大革命”，但没有得到军队支持的造反组织不高兴了，他们和军队内部的一些造反派勾结起来，把矛头指向了武汉军区。2月初，这些造反组织强占了红旗大楼，接管了《长江日报》社。3月，武汉造反派贴出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面对造反派的进攻，武汉军区并没有手软，他们把闹事的造反派头头抓了起来，并宣布解散“工人总部”等造反组织，同时组织抓革命、促生产，让大批被打倒的干部站出来工作，使武汉局势好转。但造反派不甘心，他们上北京串连，得到了北京一些红卫兵的支持。进驻《人民日报》社搞所谓“监督《人民日报》”的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写了一个《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交给王力审阅，王力对这篇社论稿进行了修改，还加了许多话，影射攻击武汉军区镇压红卫兵的造反行动。4月2日，经王力批准，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非同寻常，它代表的是党中央的态度，对武汉地区影响极大。正当此时，王、关、戚主笔起草、经毛泽东批准的“军委十条”也下发了，这就使武汉军区受到了很大压力。相反，武汉地区的造反组织却备受鼓舞，他们直接到军区支左办去贴大字报，矛头直指武汉军区。江青也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支持武汉的造反派。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提出要向中央汇报武汉的情况。4月19日，周恩来在钓鱼台主持汇报会，听取陈、钟二人的汇报。通过汇报，周恩来了解了武汉地区的真实情况，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要出面做武汉地方造反派的工作。江青原本答应做武汉造反派的工作，但她第二天却借口4月19日的会议情况被泄露，不仅不做武汉造反派的工作，反而刁难陈再道、钟汉华二人，继续支持武汉造反派与武汉军区作对。在江青的背后支持下，武汉地区武斗不断，造反派们对支左的解放军进行谩骂、殴打，他们闹得更凶了。接着，中央文革支持被武汉军区宣布解散的“工人总部”，公开责难得到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组织。6月26日，康生起草、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出的电报，把武斗的责任推给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这就引起了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的不满。武汉地区的动荡、武斗局势更加严重。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1967年7月15日，毛泽东亲自到武汉去了解情况。王力是听到毛泽东要去武汉的消息后主动要求去武汉的，也是向毛泽东汇报情况的主要人员。王力在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对武汉军区和“百万雄师”进行了攻击。毛泽东在武汉听了汇报之后，做出了一个调和各方面关系的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要求武汉军区对“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大造反组织都要支持，毛泽东还说: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再道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做陈再道的工作，让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但同时表示要保陈再道。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做工作，武汉地区的局势和缓了下来，陈再道等人的心里也安稳了一些。但王力却对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处理问题心怀不满，他和江青、康生站在一起，意图是专门支持“工人总部”。他们心里也明白:这样做，会引起两大造反组织的更大矛盾，甚至发生武斗，但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他们就是要冲垮武汉军区，在足以影响全国的武汉市，制造更大的动乱。进而搞乱全国。

王力是7月13日从成都出发前往武汉的。7月14日，他刚到武汉，就违背了周恩来不准他公开露面的指示，上街去看大字报，并有意在湖北大学校门口下车，与造反派谈话，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第二天，武汉的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称王力是中央派来的亲人，欢迎他到武汉来解决问题。随后，王力便以中央“大员”的身份，陪谢富治与陈再道等人谈话，向陈再道和其他武汉军区领导人施压。7月17日，王力还跑到“百万雄师”的总部去，把“百万雄师”头头的名单弄到了手，并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搞武斗，吓唬“百万雄师”，要求“百万雄师”管好自己的人，不要管别人。这一下，把“百万雄师”激怒了。7月18日，“百万雄师”公开贴出了反击王力的大标语。但王力却不收敛，反而步步紧逼。7月18日，王力继续在武汉煽风点火，挑动造反组织之间的矛盾。他于18日晚上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总部，戴上了造反派的袖标。7月19日，王力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趾高气扬地训斥陈再道等人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了解，“我要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给你们讲起。”接着，他从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讲起，从下午2点一直讲到晚上11点还没有讲完。他在讲话中，把武汉军区说得一无是处。他还说:“百万雄师”是陶铸的官方组织(此时陶铸已经被打倒—笔者注)，是破坏工人运动的组织，而“工人总部”则“造反有理”。王力的武汉之行以及他的一系列活动，完全打破了毛泽东、周恩来做武汉稳定工作的部署，纯粹是“搅局”。

武汉群众首次喊出了“打倒王、关、戚”的口号，但王力有惊无险。回京后，王力同关锋、戚本禹变本加厉攻击武汉军区

王力讲话的消息传出去以后，“百万雄师”不干了。“百万雄师”立即出动，一部分人在汉口游行示威，另一部分人分乘数十辆卡车冲进武汉军区大院，质问军区干部: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凭什么把另外的造反组织封为左派。武汉军区支左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军区领导要王力出面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可是，王力只是冷笑了几声，拒不接见，这就使事态进一步扩大了。

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2万余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分乘27辆大卡车和8辆消防车，涌进武汉军区大院，高呼口号，并质问王力为什么说“百万雄师”不是革命组织，如不答复，明天全市罢工，“百万雄师”要在军区呆一个月。20日上午7时，“百万雄师”群众冲进谢富治的房间，把王力抓走，拉到武汉军区大院4号楼，要求他回答问题。接着，“百万雄师”调出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在武汉市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独立师近千人也乘车并架起机枪参加游行，公开和“百万雄师”站在一起，游行队伍高喊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打倒王力”“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当天下午，“百万雄师”召开七万人大会，向王力示威。7月21日、22日、23日，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在后几天还喊出了“毛主席受蒙蔽”，“打倒王力”“打倒关锋”“打倒戚本禹”“江青靠边站”等口号，贴出了类似标语，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各地群众也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件事，史称“七二0事件”。

王力在武汉支一派压一派，直接点燃了“七二0事件”之火，搅乱了毛泽东、周恩来要安定武汉的大局，而此时王力在哪里呢？原来，他被群众抓走之后，就被军队要了回来，后来，按周恩来的指示，被武汉空军的刘丰保护起来，于7月22日派飞机送回北京。

王力回到北京后，江青等人为了表示对王力的支持，也为了树中央文革的威信，特意组织了许多人到机场迎接王力。迎接王力时，关锋和戚本禹也去了。三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红极一时的人物相互拥抱、握手，表现出很深的“感情”来。同类相怜，三个人在机场谈了许多。接着，在武汉被吓得面如土色的王力，摆出一副英雄的样子，在机场以“凯旋者”的身份，乘车回到了钓鱼台中央文革办公的地方。

王力回北京后，并没有安分，他和关锋、戚本禹一起，多次接见红卫兵和各造反组织，介绍“七二0事件”，把责任都推到了陈再道的身上，激起了不明真相的北京红卫兵对陈再道的义愤。王、关、戚在此后的各种讲话中，还把“七二0事件”说成是“陈再道搞兵变”，是“反革命暴乱”，并指使红卫兵到各地去串连，贴传单，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立即喊出了“打倒陈再道”的口号，贴出了同样的标语。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这样一搞，使北京和各地的军队也不明真相。7月22日，海军驻武汉部队也表态，要打倒搞兵变的陈再道。东海舰队还发表《严正声阴》说:我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空军部队也表示:武汉军区出了大问题，有鬼。武汉军区的29师则宣布脱离武汉军区。王、关、戚还到处演讲，宣传陈再道搞兵变。他们向林彪写了一个材料，说武汉有发生兵变的危险。林彪听后也相信这一说法，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派邱会作飞往武汉，让毛泽东迅速离开武汉。陈再道到北京开会时，被王、关、戚指使造反派围困在京西宾馆，北京的一些军队造反派也冲进京西宾馆，要找陈再道“辩论”。后经周恩来指示傅崇碧保护陈再道，陈再道才免除了被造反派和北京部分军队抓走的危险。一时间，军队内部发生了种种猜疑和矛盾，使军队出现了混乱的迹象。

王、关、戚还嫌乱得不够。他们三个人一同去向江青汇报，要在北京找陈再道辩论。江青听后，马上去找周恩来，逼周恩来召开一次让王、关、戚与陈再道面对面辩论的会议。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在7月26日召开了一个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请陈再道和钟汉华在会上谈一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没有让王、关、戚参加这次会议，但他们已经没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了，因为经过他们造谣、鼓动，北京的许多造反组织和一些部队都认为陈再道要搞兵变了，陈再道已经有口难辩，处于挨批的地位了。果然，在这次会上，大家对陈再道的质问集中在兵变问题上。有的军队高级领导人还指责说陈再道是钻进革命队伍中的蒋介石，武汉军区是汉奸窝，“七二0事件”是反革命叛乱。当陈再道进行辩解时，他的领章、帽徽被撕掉，讨论会变成了批斗会。第二天，陈再道、钟汉华被撤销了职务。

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却一直在做稳定局势的工作。毛泽东从武汉飞往上海后，经过两天的独立思考，认定陈再道不是搞兵变。他在7月24日同杨成武进行了一次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问杨成武: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杨成武回答说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毛泽东又问杨成武: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回答: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l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再道、钟汉华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接着，毛泽东指示杨成武: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等接到京西宾馆去，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承认，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参见《杨成武将军自述》289,290页)7月2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毛泽东在电文中称陈再道为同志，只这“同志”两个字，就保住了陈再道和钟汉华。

但王、关、戚却总觉得没有把陈再道置于死地，不过瘾。同时，他们更感到不把军队内一大批人打成走资派，达不到天下大乱的目的。8月1日，王、关、戚共同策划，由林杰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一一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这篇社论中历数了军内走资派，并把揪军内一小撮当作“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这篇社论发表后，毛泽东于8月12日在上海看到了。此时的毛泽东正想通过人民解放军来稳定全国，他不能允许再把解放军搞乱了。因此，他看了这篇文章后十分生气，在文章上面批道:“大毒草”，“还我长城！”毛泽东的批示传到北京后，王、关、戚等人要把陈再道置于死地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心中惊慌了一阵。但他们心里想，他们是江青、康生信任的人，有惊无险，于是又大肆搞起制造动乱的活动来了。

冲击外交部，王、关、戚的行动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注意

早在毛泽东写上述批示前的8月上旬，王力就按照江青、康生的旨意，把制造动乱的手伸向了外交部。他们觉得周恩来直接领导、陈毅任部长的外交部，是“老保”。那时，外交部的造反派在王、关、戚的策划下，组成了千人的“揪陈大军”，要揪斗陈毅，并且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王力约见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的代表姚登山等人，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权。王力在谈话中说:“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子人马，原封未动……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他在讲话中还煽动说，要打倒陈毅，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他还说:“外交部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部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造反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出有多少过火的地方。”谁都知道，当时在王、关、戚三人中，王力是挑头的，王、关、戚三人是连在一起的。王力的讲话代表了他们三个人。不光如此，王、关、戚的意见，在当时也代表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王力的话，煽动性极大。在王力的煽动下，外交部的造反派冲击并砸了外交部，宣布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8月22日，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引起了英国的抗议，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

王、关、戚此时的行动，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想法和行动已经越来越远了，二者之间已经在本质上不同了。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在努力做稳定局势的工作。毛泽东在1967年8月16日同两位外国专家谈话时就设想，“文化大革命”搞三年总可以够了，到第三年就是扫尾了，因此，要稳定局势，到1968年至晚1969年，就要实现全国的全面稳定。为此，毛泽东在9月4日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指出:要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要解放一大批干部。他还批评说:有的“四大”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1967年9月4日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9月9日。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指出:‘大联合”是解决各省问题的关键。他要求做稳定局势的工作。他担心，“文化大革命”如果搞得不好，会出现辛亥革命以后那种全国混乱的状况，长期分裂。他还说:红卫兵把老干部揪多了，夺权夺多了。他说:对干部整得过分了，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他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在一个工厂里都是工人，为什么要分两派，我想不通。”他还说:“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此时，周恩来也在努力做稳定局势的工作。在武汉时，周恩来就尽全力做群众组织的工作，以促进团结，当王、关、戚秉承江青、康生的旨意，要把陈再道置于死地时，周恩来亲自把陈再道保护起来。当王、关、戚鼓动外交部造反派揪陈毅时，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陈毅。

而王、关、戚的行动，已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行动背道而驰了。这必然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注意，也使毛泽东与周恩来开始对他们进行重新审视了。

周恩来最先认定王、关、戚是坏人，毛泽东亲自做出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并没有意识到王、关、戚是坏人。前文已经提到，王、关、戚都曾经受到毛泽东的赏识。当时，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王力，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还说: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他又在一次谈话中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毛泽东那时只是认为王力同他不一致，王力的方法不对，并没有认识到王力以及关锋、戚本禹三个人是坏人。

后来，王、关、戚的本质进一步暴露了，这就使周恩来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周恩来是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中认定王、关、戚是坏人的.8月7日，王力在约见外交部造反派时的讲话内容，很快就被整理成文字，送到周恩来处。周恩来看后，认定王、关、戚居心不良，他们是想搞乱国家的坏人。但周恩来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关、戚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的地位。同时，周恩来当时还不了解毛泽东对王、关、戚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恩来没有急于表态，他还在看。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关、戚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恩来对王、关、戚的认识。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3页)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就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史料见杨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43-45页)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在特殊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布置，迅速而巧妙地解决了王、关、戚问题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当天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周恩来当时的考虑是：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同时，王、关、戚深受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信任，他们会保护王、关、戚的，如果只由周恩来单独行动，抓王、关、戚，江青、康生、陈伯达会闹事。只有通过开会的办法，在会上把毛泽东的指示说清楚，才能动手抓王、关二人，并让戚停职检查。有了毛泽东的指示，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就不敢闹事。周恩来又考虑到，可以事先争取一下陈伯达。因为周恩来知道，由于王、关、戚过于接近江青和康生二人，与陈伯达已经面和心不和了。于是，周恩来预先在钓鱼台单独和陈伯达谈了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表示，拥护毛主席的决策。这样，就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执行这个任务，有十几个警卫已经足够了。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准备停当后，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们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的用词，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主席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此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关锋“请假检讨”后，戚本禹整日心神不宁。他心里清楚，王、关、戚三个人是捆在一起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三个人一起上窜下跳，许多坏事都是他们三个人共同干的。王、关被“请假检讨”，他自己的日子也好过不了。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他想，毛泽东对他很赏识，此时，毛泽东可能会出面保他一下。但是，他想错了。毛泽东此时虽然为了分化王、关、戚，采取了抓两个、看一个的策略，但毛泽东肯定是要把王、关、戚的问题一起解决的。而且，毛泽东确实已经对戚本禹十分不满了。

在“文化大革命”那种特殊环境下，中央也无秘可保，很快，全国各地造反派，特别是北京的造反派组织，都知道了毛泽东决定把王力、关锋抓起来，并且对戚本禹已经十分不满的消息。这个消息在1967年底传遍了北京大街小巷。于是，北京的一些造反派组织，特别是对王、关、戚不满的造反派组织，在12月底，把“打倒戚本禹”’“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的大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早就对戚本禹不满的陈伯达也顺水推舟，于12月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谈话说:在《红旗》杂志，除了揭发王力、关锋的问题外，所有人的问题都可以揭。这等于暗示《红旗》造反派打倒戚本禹。北京打倒戚本禹的口号声日益多了起来，江青也保不住他了。1968年1月14日，中央又一次开了一个小型碰头会，会上决定:对戚本禹实行“请假检讨”。接着，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在各种红卫兵的传单上，在各地的街头标语上，都出现了“打倒王、关、戚”的口号。当时，许多红卫兵小报上，把王、关、戚称之为“变色龙”、“小爬虫”。“王、关、戚事件”迅速传遍全国，这对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中国政坛，发生了重大影响。影响之一是:中国许多有政治头脑的人开始对极左那一套产生了怀疑，他们产生怀疑的理由很简单:中央文革里也出了坏人了，那么，过去在中央文革指导下的一切造反行动，就值得怀疑了，而且，搞“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机关也不可靠了。影响之二是:那些过去听从王、关、戚指挥的红卫兵及各地的造反组织，看到他们过去的“老师”出了问题，在行动上也有了一定的收敛。影响之三是:过去被王、关、戚指挥红卫兵和造反派所打倒的老干部出了一口恶气，他们中间有人敢于站出来说一点话了。影响之四是:相对来说，军队稳定了，外交部门稳定了，因为王、关、戚就是由于冲击军队和外交部而被抓的，从那以后，造反派们不再敢冲击军队和外交部门了。这两个部门的稳定，保证了动乱中的中国没有走到分裂的地步，中国的外事活动也能进行了。

但是，王、关、戚毕竟只是江青等人的手下干将。他们倒了，但江青一伙还在活动，还在继续制造动乱，他们篡党夺权、乱党乱军的行动并没有停止。中国从那以后，又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曲折道路。

有意思的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在“王、关、戚事件”中的一些表演。王、关、戚本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的亲信，是他们手下的干将，但当王、关、戚翻了船后，江青却多次在群众大会上说:王、关、戚是坏人，是我最早看出来的，是我把他们揪出来的。康生则更为阴损，他来了一个落井下石，直接给他自己过去亲自提拔、推荐的王、关二人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帽子，给戚本禹扣上了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陈伯达在中央解决王、关、戚问题前，从周恩来那里知道了毛泽东的决策后，厚着脸皮，跑到王力那里，把他以前给王力写的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要了回来。在后来批判王、关、戚的会议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过去在中央文革指挥下干的一切坏事、出的问题，一股脑儿，全推到了王、关、戚的身上，从他们的这些行为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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