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4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二分区第十九团，在政委黄文（1955年大校）率领下，奉命进驻山西盂县上社镇以东的张城堡村，准备当晚攻打上社镇日军据点。
上社镇是日军在盂县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拿下它有助于我军打开前往五台的通道，因此这一仗意义重大。
按照黄文和刘东纪原定的计划，上社据点驻有日军一个中队、再加上伪军也不过300余人，以一个团来对付他们可谓绰绰有余。
然而就在战斗即将打响、黄文准备下达出击命令时，敌情却不断变化。
侦察参谋领进一位地方干部前来报告：中社、下社、北会里三据点的敌人，今天下午已全部集中到了社镇了，一共有500多名日军，100余名伪军，有大炮10多门，敌人的意图暂未查明。
这个突然出现的新情况，一时让黄文疑窦丛生：敌人为什么要集中？集中了又要干甚？是想趁我十九团立脚未稳，给我军当头一击呢……
黄文与团营干部们反复研究，得出一个结论：由于敌人侵占的正太铁路被破坏，附近据点的敌人都打击遭到八路军各部队，使上社之敌陷入孤军无援境地。因此，敌人只有往一起集中兵力。
很明显，敌人集中是惊慌不定、企图逃跑的表现。
黄文当机立断，决定不管敌人如何行动，我军今晚一定要攻打上社镇敌据点，决不能让敌人逃走！
那么，我军是强攻上社镇据点呢？还是把敌人引到工事外消灭呢？
黄文果断决定：设法把敌人引出来消灭，对我军更有利。
随后，他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做了两手准备：命令一营连夜赶到期社镇以南15公里的神泉村，占领有利地形，秘密隐蔽；同时命令二营、三营做好战斗准备。
当晚10时许，十九团的战士们冒着大雨出发了，二、三营很快到达了上社镇的白藏村河边。
正在这时，侦察排长急匆匆地跑来报告：“敌人已经在上社村北的炮楼底下集中，动向不明，我留下侦察员监视敌人，跑来特向政委报告。”
黄文听了大喜：“太好了！敌人出了窝，更有利于我军歼灭它。”
他当即命令两个连在上社镇东西两面进行佯攻，其余四个连由北而南，立即发起攻击。通过三面夹攻的办法，迫使敌人向南逃到兴道村河滩，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返回炮楼。
各营连都作了简短的动员，便按照命令，分头行动起来。
然而，当部队进村后，敌情又出现了变化——除了雷鸣电闪和瓢泼大雨外，却一点也听不到敌人的动静。部队又悄悄地摸到村北的风坡山下，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
原来敌人向南逃跑了。十九团将士就向南追击，到了柴庄村发现敌人的脚印忽然又转向西烟方向了。
黄文分析，敌人肯定是向南经兴道村要往盂县城里逃跑，因为去西烟一带的道路狭窄，翻山越岭，黑夜行军不好行走。况且西烟镇的敌人正处在我友军围攻中，狡猾的日军绝不会自讨苦吃。
当时由于敌情一下弄不明，想找老乡查问，但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
正在着急之际，侦察参谋跑来报告：“看见不远村庄的南面河滩里有灯光，还听见了马叫声……”
原来敌人为了甩掉十九团的追踪，大部队从河水里走过去，只派一小股日军走向西南，专门踩下脚印，企图迷惑我军。
当晚由于倾盆大雨，敌人以为甩掉了我追击部队，只逃到兴道村就不走了。
黄文命令部队先在兴道村外选择有利地形把敌人包围，等天明以后再一举歼灭。
等十九团到兴道村时，雨也停了，天也晴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在兴道村停下来了，正在动手拆房烧火做饭！”
兴道村的东西两面都是大山，黄文按照地形，马上部署战斗：把二营的三个连分别布置在两侧的高山上；三营两个连堵住兴道村北口，一个连作为机动；一营仍在神泉村退敌断路。
这样一来，十九团就在兴道村的河滩上布下了一个“口袋阵”。
5日凌晨，各营连均进入事先划定的战斗位置，等待着敌人前来自投罗网。
一直到8点多钟，敌人才出了村。几百名日军排成几列纵队，沿着公路慢慢行进。
当敌人后尾离村已有一公里远时，刘东纪立即让部队迅速出击，随着他一声令响，一场恶战开始了！
二、三营所有的轻重机枪从东西两边的山头射向敌群，打得敌人溃不成军。
敌人受到突然攻击，一时摸不清头脑，乱作一团，只顾拼命地向道旁的高粱地里钻。
我军集中火力一直猛烈扫射，后来敌人凭借高粱和田埂的掩护，组织兵力企图反扑，却根本无济于事。
在一营阵地上，枪声杀声也混成一片，敌人向盂县城逃跑途中，被我军切断了退路，又有不少日伪军被击毙。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拼杀，战斗胜利结束了。此战全歼日伪军300多人，生俘日军官兵6人，缴获迫击炮5门、山炮6门、轻重机枪20挺、三八步枪300余支、战马14匹，还有很多军需品。
这一仗的特别之处在于战斗即将打响时，敌情不断变化，结果却让人很满意——这既是百团大战中一次非常漂亮的歼灭战，也是山西盂县八年抗战中消灭敌军最多的一次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