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留守井冈山，邓萍负伤，2位参谋长接替，双双牺牲
彭德怀和他的十大战时参谋长之二
在彭德怀的戎马一生中，有十大参谋长辅佐其战斗，分别是邓萍、陈毅安、刘之至、叶剑英、肖劲光、左权、滕代远、张文舟、阎揆要、解方。前文介绍了邓萍，本文介绍第二位陈毅安、第三位刘之至。
陈毅安任彭德怀参谋长的时间，是1929年2月至当年3月。
说起来，陈毅安与彭德怀还颇有渊源。彭德怀刚入伍在湘军第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兵的时候，旅长是陈嘉佑。陈嘉佑曾参加华兴会，华兴会以首领黄兴谐音命名，主要成员是湖南人。
1905年，华兴会、兴中会和光复会三大革命团体合并为同盟会。所以陈嘉佑是蒋军的元老，但他同时人品很正直，对蒋氏的行举极为反感，是一位反蒋最激烈的湖南军界名士。彭德怀当兵两年后成为班长，陈嘉佑就离开了湘军。算下来，陈嘉佑是彭德怀的老上级。陈嘉佑不一定认识初出茅庐的彭德怀，但彭德怀对这位老上级还是很敬佩的。而我们要介绍的陈毅安，正是陈嘉佑的四弟。
陈毅安出生于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20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24年6月入党。1926年1月，他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0月军校毕业后，他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师三团三营七连任党代表。1927年9月，陈毅安随部队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一营副营长，并随部队到达井冈山。
1928年8月，已是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副团长的陈毅安率一个营奉命驻守井冈山根据地，他亲自操炮，以仅有的三发炮弹打退了蒋军的重兵围剿，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中的“黄洋界上炮声隆”的名句，就是赞扬骁将陈毅安的。同年12月，陈毅安在永新烟江与蒋军作战时，小腿中弹负伤。
1929年1月，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柏露村会议决定，朱、毛率红四军主力突出井冈山，在外围寻机作战，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王佐部守卫井冈山。
为加强红五军守卫井冈山的力量，熟悉井冈山环境和有军事指挥才能的陈毅安、刘之至等人被调至红五军，协助红五军守山。陈毅安任红五军副参谋长。在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时期，彭德怀任总指挥，陈毅安任前沿总指挥。在战斗准备阶段，陈毅安陪同彭德怀等人勘察了井冈山的周围地形、地貌，并对兵力、火器配备进行了就地布置，构筑了以在地上打入在火中烤过的竹签作为阵地前沿障碍的“竹钉防线”。虽然守山的红军顽强地抗击了蒋军的多次进攻，但终因蒋军利用一个反水的当地农民抄了井冈山守军的后路，井冈山最终失守。
陈毅安随红五军突围，在突破蒋军最后的大汾封锁线期间，陈毅安带领一个大队撕开蒋军的口子后，留下断后，掩护部队冲出了最后封锁线，左脚又负伤，但仍随军行动。同年2月中旬，红五军参谋长邓萍养伤离队，陈毅安转任红五军参谋长。这时候，红五军政委滕代远也因伤与邓萍一起离队，陈毅安正是在彭德怀最需要有人分担行军、作战重担的时期出任参谋长一职的。3月下旬，陈毅安因腿伤严重，需要担架抬着随军行动，实在无法适应频繁的艰苦转战。彭德怀特批陈毅安回家休养，并嘱咐他回家后好好养伤，待机再去找他归队。可见，陈毅安短暂地任职了红五军参谋长一职。
1930年7月初，邓萍奉彭德怀指令找到陈毅安归队。陈毅安一诺千金，告别结婚仅七个月的妻子李志强，担任了新成立的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此时，红三军团正准备攻打长沙。7月22日，红三军团向长沙出发的蒋军进攻部队发起攻击，经陈毅安请战，彭德怀亲自给陈毅安写了手令，命令陈毅安指挥红一纵队攻打蒋军浏阳河河防重要据点榔梨。7月27日，陈毅安率部经激战攻占榔梨，为红三军团进攻长沙扫清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障碍。
7月28日清晨，红三军团扫清了城内守敌，占领长沙全城。此役消灭蒋军八千余人，俘虏团长以下官兵近三千人，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攻下的唯一省城，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8月3日晚，湖南军阀何键集结重兵，在串通好的十余艘军舰掩护下，以十五个团的兵力分两路渡过湘江，合击长沙。
8月5日拂晓，蒋军开始进攻。长沙北门随即被突破，西面湘军也强渡湘江拥入市区。彭德怀遂令红十六军在榔梨设防，保护该处浮桥，维护退路安全。他亲自指挥红八军等部边阻击，边交替掩护，尽量争取时间让地方组织和农民撤离。陈毅安接令后，率部赶往乌梅岭组织防御。但在半路上遇见彭德怀带着小股队伍赶来，彭德怀告诉陈毅安：军团政治部尚在城中，军团总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都不见出来，得赶紧去接应他们。陈毅安毫无畏惧，即将所部一分为二，由彭德怀、陈毅安各率一支，乘势攻入城内，救出了被围困的红三军团政治部百余人。接应军团政治部成功后，彭德怀又指令陈毅安迅速率部前往红三军团撤离长沙的重要通道新河组织防御。
新河是红三军团全线撤出长沙的通道。陈毅安指挥红一纵队在新河、经武门、浏阳门等地域与蒋军激战，大部分红军得以安全撤离。8月7日拂晓，陈毅安在指挥部队转移时，不幸腰中四弹，血流如注，英勇牺牲，年仅25岁。
1939年秋，四处打听陈毅安的下落的陈毅安妻子李志强，曾给毛主席写信。因为陈毅安是彭德怀的部属，毛主席将李志强的信件转彭德怀回复。李志强遂请求去延安工作，彭德怀回信表示欢迎，并寄去200元大洋的路费。1940年春，李志强带着与陈毅安的遗腹子陈晃明启程匆匆奔赴延安。然而，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母子双双被特务逮捕。出狱后，母子二人在长沙，顽强撑到全国解放。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李志强写信给彭德怀，不久收到彭德怀从兰州的来信，说：“你和晃明8月26日的信收到了，你们母子熬过10多年艰苦生活，始终向往革命，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关于你们目前的生活、工作和学习问题，我已电告湖南黄克诚同志，请予关照，如有困难，可和他们面谈。”
1951年，彭德怀又协调按规定，将烈士遗属李志强及陈晃明接来北京，并亲自到李志强家，详细讲述陈毅安牺牲的经过，共同缅怀陈毅安。李志强被安排在北京电信局工作，陈晃明上学的费用，由彭德怀负担。1955年，陈晃明从北京工业学院毕业，留校任教，并留学前苏联，后成为知名的工程光学专家。
1958年，已是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看完李志强呈递的54封陈毅安烈士的亲笔信时，十分感慨陈毅安在建党初期和革命时期的献身精神，于是安排秘书长黄克诚将这54封书信打印成册，命名《陈毅安烈士书信集》，并欣然挥毫题字：“生为人民生的伟大，死于革命死得光荣！”
1959年后，彭德怀移居北京西郊挂甲屯，很少见人，但李志强和陈晃明夫妇及其儿子却一直是他家的座上宾。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逝世。李志强、陈晃明带领一家人，在他逝世的301医院门前马路上徘徊很久，最后，找到一处距他遗体最近的地方默哀。
陈晃明心潮起伏，想起彭伯伯和父亲的战友之情，以及他对自己一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久久不能平静。
彭德怀的第三位参谋长是刘之至，任职时间是1929年3月至1929年7月中旬。
刘之至，字映轩，别号士英，曾用名志治、智志，1901年2月26日出生于湖北黄梅县东山五祖镇刘岳村一个农民家庭。
1925年初，刘之至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被编入步兵科学习。刘之至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入党。1926年初，刘之至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927年，刘之至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重创后，刘之至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经过闽、赣、粤边境，转入湘南坚持斗争。1928年4月，刘之至随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宁冈砻市，会师后编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1929年1月，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合后，根据柏露村会议决定，朱、毛率红四军主力突出井冈山，在外围寻机作战，彭德怀、滕代远指挥刚到井冈山的红五军和红四军王佐部守卫井冈山。为加强红五军守卫井冈山的力量，熟悉井冈山环境和有军事指挥才能的时任红四军第二十九团参谋长刘之至和陈毅安等人被调至红五军，职务不详。
1929年1月底，井冈山失守后，刘之至协助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荆竹山附近突围，击退蒋军追击、堵击，突出重围，经遂川入上犹、崇义、大余、信丰、南康、赣县等地追赶红四军，在异常艰苦情况下，沿途还打了不少胜仗。
1929年3月下旬，因红五军参谋长陈毅安回家养伤，刘之至接任红五军参谋长。随后，刘之至协助彭德怀、滕代远转战赣南，向红四军活动区域靠拢。3月底，红五军攻占瑞金城。4月1日，朱、毛率领红四军也来到了瑞金，两军第二次会师。5月初，根据前委决定，红五军率部回到井冈山，与湘赣边区特委领导边区军民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5月中旬，彭德怀、刘之至率红五军和红四军王佐部，挺进湘东南。酃县、桂东不日即克，但所获物资不多，遂向广东境内的小商埠城口攻击，亦获成功。彭德怀、刘之至得知城口以东物茂资丰的南雄无正规军守卫后，又率部攻占南雄。此行所获枪弹、资财颇多，尤以买得苏区匮乏的大量西药及盐、布等令人欣喜。
7月初，红五军返回湘赣根据地，集结于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交界处休整。彭德怀和刘之至将红五军重新进行了整编，全军编为两个纵队，每个纵队辖四个大队。纵队长分别由李灿、贺国中担任，军直辖一个特务大队。
红军整编没几日，湘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召开联席会议，一心想扩大根据地的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红军应向外发展，攻打安福的建议，遭到彭德怀的极力反对。彭德怀认为安福城城坚难破，地形不利，且其周围的吉安、永新、莲花城均驻有蒋军主力，在其腹地作战，势必冒遭三面围攻之险。刘之至非常拥护彭德怀的意见。但可惜与会人员绝大多数都赞成邓乾元的意见，希望攻取安福后能迫使永新、莲花两县的蒋军不战而退。彭德怀他们在会上显居劣势，孤掌难鸣，只得遵命执行。
7月中旬，红五军从永新出发，经过莲花和安福交界的寅陂桥，计划在寅陂桥宿营。不料蒋军的工兵营和靖卫团一部也到了寅陂桥，双方进行了遭遇战。红军经3小时激战，终于将蒋军打垮，然后乘胜追击逃向安福县城的蒋军残部。
寅陂桥距离安福县城有三十多里，红五军一直把蒋军残部追到安福县城，但残兵逃进城后，紧闭城门不出。当时，彭德怀、刘之至决心乘胜把安福县城一举攻下，无奈安福县城城墙高大而又十分坚固，蒋军死守不退，红军想尽办法攻城，结果未能成功。这时，大雨倾盆，护城河顿时灌满了水，对红军攻城极为不利，于是彭德怀和刘之至决定沿来路撤退，全部开往宁冈。可为时已晚——红军在沿路返回时陷入了莲花、永新、安福三地蒋军预先设置的埋伏之中。幸得他们及早发现，指挥部队奋力杀出一条血路，才突出重围。
安福战斗规模不大，但红五军损失惨重。军参谋长刘之至、纵队长贺国中和五个大队长牺牲，另一个纵队长李灿负重伤，其余几个大队长也都负伤，伤亡300余人。这对刚刚才有一点生气的红五军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红五军成立以来指挥官损失最大的一次作战。
刘之至牺牲时，年仅28岁。刘之至牺牲后，由彭德怀亲自主祭，将烈士遗体安葬在杨溪坝。40多年后，彭德怀提起此事还惋惜不已。
在这里，有必要对陈毅安、刘之至二位烈士留守井冈山时期的职务情况作一简单的分析。很多文章提到，当时刘之至、陈毅安调任红五军参谋长，并有毛、朱与之谈话等等，我个人对此说法不敢苟同。
一是邓萍当时是红五军参谋长，没有任何资料显示邓萍被调离或被降职；二是邓萍在任，红五军和红四军刚会合，如此调整，于情于理难以信服；三是红五军和红四军会合后，彭德怀自愿将红五军暂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滕代远分别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红三十团团长、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红三十团党代表。所以，留守井冈山这一时期不存在红五军，也就无所谓红五军参谋长的职位。
那么，陈毅安、刘之至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
首先，陈毅安、刘之至确实随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并由于他们在黄埔军校接受了正规的军事学习和训练。在红军中的实战经验和在红四军的团级任职，以及对井冈山地形、地貌、敌情的了解，他们在留守井冈山期间，和彭德怀等人一起参与指挥了艰难的守卫井冈山及随后的战斗，并充分体现出了他们坚定的信念、顽强的作风和指挥才能，因此，他们才得以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下脱颖而出，先后被任命为红五军参谋长。
陈毅安、刘之至随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都是当时设在茅坪的井冈山红军学校的兼职军事教员。红五军和红四军会合后，红军学校和红五军的随营学校组成了新的红军学校，原校长陈毅随红四军主力突围离开了井冈山，由彭德怀兼校长。因为该校未随红四军主力行动，而是留下来和红五军一起守卫井冈山，并在与二十倍于己的蒋军的战斗中，全体教员、学员都作为战斗员投入了战斗。
二是陈毅安、刘之至出任红五军参谋长的时间问题。根据前述观点及有关资料，陈毅安调到红五军，应该是红四军准备突出井冈山的时候，职务是红五军副参谋长，这个基本无异议。刘之至大概也是这种情况。他们共同协助彭德怀、滕代远、邓萍等人进行了守卫井冈山的防御准备和防守战斗，并随红五军主力撤离井冈山。1929年3月，邓萍、滕代远等在小密离队养伤后，由于频繁的作战，参谋长一职不可或缺，作为副参谋长的陈毅安升任参谋长，但陈毅安由于脚伤，无法随军行动，彭德怀查看后，特批其回家养伤。这样，陈毅安仅仅出任红五军参谋长一个月左右。1929年3月下旬最迟4月，刘之至接替陈毅安出任红五军参谋长。同年7月，刘之至在安福战斗中壮烈牺牲。
以上可以看出，陈毅安、刘之至先后出任过红五军参谋长是毫无疑义的。但由于红军初创时期及恶劣的战争环境，很少有可能找到任命书、通告、命令、报告等书面的直接证据。这一时期主要的证据大多是当事人的事后回忆，况且这种回忆大多带有主观、客观的色彩，涉及陈毅安、刘之至先烈的这一时期任职的资料很少，因此有各种的说法不足为奇。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红军指战员有着非常崇高的革命信仰、强烈的革命精神和高涨的革命热情，对职务的高低从不计较，完全看能力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红军参谋长既是指挥员，又是冲锋在前的战斗员。拿某些人的价值观来说，是个吃力不一定能讨好的活。从今天来看，陈毅安、刘之至在彭德怀所率的红五军的至暗时刻，可以说是临危受命出任红五军参谋长的，这不仅是他们才能的体现，更是革命军人的责任和担当！
以上，仅是我个人的粗略分析，也可能存在一些谬误。期待有识之士指正。陈毅安、刘之至等先烈英年早逝，甚为可惜。斯人已逝，精神永不朽！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青春最厚重的底色是奋斗，最可贵的精神是拼搏，别在最好的时光里选择安逸，人生越懒，越安逸，你就越可能错过美好的风景。虽然苦过之后不一定有甜，努力过之后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的人生希望更加渺茫，就像一潭死水。不努力的人生，一眼看得到头，苍白到连新的风景都没有，那才是真正的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