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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十分强调得民心得天下的概念，然而历史却总是恰恰相反，自古以来真正得民心而得天下的很少见，更多的却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例如元末诸雄中割据江浙的张士诚，可以说是元末诸多割据势力中，最为得民心的。直到今天苏州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民间虔诚供奉的九四香，纪念张士诚的。
甚至因为张士诚太得苏州民心，气的朱元璋加倍征收苏州的赋税，在明代苏州一个府收的税相当于江浙一个省。
按孟子说得，的民心者得天下得说法，似乎张士诚才是最有可能坐上皇位的人，但是为何这么得民心的张士诚却落得惨败而亡的下场？
张士诚，原名张九四，泰州兴化白驹场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七月三十日，张士诚出生于泰州白驹场的一个穷苦的“亭民”之家。长大成年后与弟弟士信、士德一起以贩卖私盐为生。
因为张士诚为人厚道仗义疏财，经常帮助周边乡邻，故而在当地盐民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当时有个叫丘义的灶长，为人刻薄凶狠，屡屡对张士诚兄弟及其他盐民们盘剥勒索，盐民们 都对其恨之入骨，但是敢怒而不敢言默默忍受。
直到元顺帝至正十三年（1353年）正月，当时的张士诚看到起义的红巾军攻城略地日益壮大，元朝的统治已经显得岌岌可危。
因此他将自己的弟弟和心腹等共十八人聚集在一起，杀死平常欺压百姓的丘义等人，举起反元大旗起义。这就是后来史书记载的“盐民十八条扁担起义”。
张士诚树起反抗元朝的大旗后，周边饱受欺压的百姓们纷纷来投，张士诚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当年，张士诚便率军攻占江浙的泰州和高邮等地，随后在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
在张士诚占据泰州城不久，就引起了元朝廷的高度重视，因为张士诚占据的地盘是东南富庶区域，而且还是重要的盐产区，张士诚占据盐产区，等于切断了元朝的钱袋子，要知道当时，元朝的盐课收入占到财政收入的八成左右。
所以，在元朝末年抗元起义领袖中，有“（陈）友谅最桀，（张）士诚最富”之说。但是此时因为百万红巾军在刘福通的率领下北伐中原，暂时替张士诚挡住了元朝廷的主力，元军有些鞭长莫及。
无奈之下，元朝廷只好采取武力镇压和招抚并行的办法，先后多次派遣使者，试图以高官厚禄收买张士诚，以暂时缓解一下局面，但是都被张士诚拒绝，并扣押了前来招抚的使者。
眼见招抚无望，要元朝廷只好组织地方地主武装前去讨伐张士诚，但是都被张士诚一一击败，并且张士诚还乘胜追击，扩大了其在江淮地区的势力范围，并牢牢控制了运河，扼断了元朝粮食和赋税北运大都的通道。
虽然张士诚的反元斗争有声有色，但是此时北方的反元斗争形势却急剧而下，红巾军的主力在元朝正规军和地主武装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被封锁在河南境内，而各地其他义军也基本被镇压下去。
此时占据元朝财税重地江浙地区的张士诚，成为元朝统治者的主要打击目标。至正十四年九月，元顺帝钦命右丞相脱脱亲自挂帅征讨张士诚。脱脱招集全国的主力军队，共4 0万人马，号称“百万”，浩浩荡荡杀奔高邮。
面对元朝正规军的疯狂进攻，张士诚的起义军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几次出兵阻击全部失败，只得退守高邮城，脱脱的元军趁机把高邮团团围住。
为了脱困，张士诚试图虚与委蛇假装投降，然而脱脱鉴于张士诚以往的作为，拒绝其投降并且还发布命令攻下城池后必定屠城以儆效尤。
为了防止附近的起义军救援高邮，脱脱又派兵攻占了六合，盐城和兴化等地，高邮城内的张士诚顿时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 然而此时的高邮城已无退路，在脱脱屠城的威胁下，城内的百姓在张士诚带领下拼死抵抗，但是因为实力悬殊。脱脱围困高邮月余，攻破了高邮的外城，高邮危在旦夕。
就在起义军生死存亡之际，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元军的后院“起火”了。至正十五年初，脱脱的被朝中政敌弹劾，元帝下诏书解去脱脱兵权。诏书一下，元营军心大乱，从各处征集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
张士诚得知这个消息后真是喜不自禁，立马率军出击，将元军杀的大败。接着乘胜把势力扩展到了扬州一带。张士诚率领的盐民义军孤军奋战，以少胜多，致使元军主力伤亡过半，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一个转折点。
高邮之战，张士诚牵制了百万元军，对全国各地义军起了极大的掩护。经过此役，张士诚声名大振，一时间风头无两。张士诚挟获胜之余威，连克通州，常熟，平江，湖州，杭州、嘉兴等地。
割据范围南到浙江绍兴，北到山东济宁，西到安徽北部，东到海的广大地区，此时张士诚达到其势力最强盛的时期，他将治所从高邮搬到平江（苏州），并自称吴王。
此时的张士诚是最有得天下的人之一，是当时以集庆为中心的朱元璋无法与之相比的，时朱元璋的所辖之地，只不过占有现在的安徽东南到江苏西南，一块不大的地狭粮少的地区，可谓是“论兵强莫若友谅，论财富莫若士诚”，况朱元璋又处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的三面包围之中。
此时的朱元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远不能与张诚相比。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在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张士诚最后却败于之手，落得个丧身“灭国”的下场呢?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张士诚的格局不够，有争夺天下的力量，却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
虽然盐民出身的张士诚，十分了解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致力于革除元朝的弊政，废除元朝施加在农民和盐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减免农民赋税，并把当年四成赋税返还给农民。
其还把地主和富户的粮食衣物赐给贫民和老年人，设立劝农使和劝农慰，带领当地百姓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发展农桑，铸造痛痹“天佑通宝”，取代元顺帝发行的至正钞在江浙地区流通，有效地稳定了江浙地区的物价和市场，也因此深得江浙百姓的爱戴。
但是其格局不够，想着小富即安，割据一方就好，根本没想着凭借自己的势力去争夺天下。在自称吴王后，张士诚开始沉溺于享乐，把国家大事都交付给自己的弟弟张士信打理，而张士信又是个十足的小人。
而且，张士诚虽然在隆平府设立学士院，开办弘文馆，招纳文人，提供饮食和津贴。设立礼贤馆，招徕了像施耐庵、罗贯中、陈基、陈维先等元末名士。但是这些名士们大都是以文学成就出名，而非军国谋略之才。
并且张士诚为人太过厚道，正是因为他的厚道故而能得到江浙百姓的民心，然而也是因为他的厚道，导致用人不当，赏罚不明。张士诚虽有养士之风，但是用人施仁而不当于理，施恩而不知施威，施赏而不能加罚，姑息将就，一味骄纵。是以可共富贵而不能共患难，一朝失势，众叛亲离。
史载“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凡出兵遣将，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赐之。至军则载妓歌舞，日命游谈之士，酣宴博奕。及丧师失地而归，士诚亦不问，或复用为将”。导致真正有才视的人才反而难以出头，于是这些人纷纷转投他人。
而被士诚委以军国重任的“国弟”、宰相张士信，贪财好色，重用腐儒，弄得朝廷上下猜疑，不肯用命。后来张士诚兵败、吴政权覆灭之际，大批将士束手降敌，平时美官丰禄富贵显赫的武将文吏竟无一人死难。就连同生死共患难十多年的心腹大将吕珍、李伯异、潘元明和他的女婿潘元绍等人也都背叛了他。
而张士诚的西邻老对手朱元璋却是个雄才大略，知人善任的绝世枭雄。在元末群雄中，朱元璋是始终奉行唯贤是用、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的。朱元璋用人都要亲自考察，询问方略确认其是否真有才学，而非只看重其清名。
并且早在刚起兵的时候，就询问李善长“四方战斗，何时定乎”，充分展现了自己要一统天下的雄心。并且朱元璋治军强调法制，严肃军纪。有功必奖有过必罚。不以自己的喜好随意任命官员。
其还接受名士朱升的建议，厚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只求实利不务虚名。而且朱元璋本人的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也是无人能及的。当时在选择攻先打陈友谅还是先打张士诚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先打张士诚，因为张士诚富而弱，打他一来容易二来能获取大量财富以补充军需。
但是朱元璋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张士诚器小，器小无远见，陈友谅志骄，志骄好生事。
如果先攻打张士诚，志骄的陈友谅必然会抓住这个时机来生事，到时候双线作战，兵力不够的情况下，生存就变得很困难了。但是，如果攻打陈友谅，器小的张士诚就不会有任何动作，小富即安的他会坐观山虎斗，却不会有实际军事上的动作，单线作战对于朱元璋更有利一些。
事后的发展也验证了这样的结果，攻打陈友谅时，缺乏战略远见的张士诚，只是坐观虎斗，失去良机，最终终被各个击败。
由此看见，得天下的成败与否，不能单单指望民心的向背，更在于战略和战术的得当，自身组织力度的强弱，制度建设的完善与否，以及用人是否合适。这些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至于民心与否，自古以来不是最重要的，只是成功后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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