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走上歧路时，他们身上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战争，即使意识到战局不利后仍然站在军国主义一边，高呼“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
后人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抵抗战争的狂热和非理性的最后堡垒，可是，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几乎都浑身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偷袭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日本各地的公园里民众集会欢庆，饭店里客人们举杯祝贺，大街上的陌生人也相互道贺，东京皇居外的广场上则挤满了跪在地上感谢天皇的人群。日本国民就像吃了致幻剂一样，沉迷在胜利的狂欢之中。
后来人们回头看，才知道这是多么可笑，多么悲哀。本来，自从4年前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以来，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货架上的商品越来越少，不得不对顾客实行限购。
政府提倡节约运动，宣扬“奢侈是敌”“真正的日本经不起放纵”。后来食品也出现了短缺，家庭餐桌上的米饭口感干涩，难以下咽。“偷袭珍珠港”意味着中国战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日本又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只要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这是更大灾难的开始。可是在当时，支撑民众思考的材料来自经过“审查”和“自我审查”的报纸和广播，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
一旦人们只能接受违背事实的信息和违背常识的说教，认知必然被扭曲，失去正常思考的能力。事实上，保持常识的人还是有的。他们要么厌倦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战争，要么担心自己的家人可能被送往战场。
当然，绝大多数民众很容易被政府和媒体的宣传牵着走。就像古斯塔夫·勒庞
所以，“乌合之众”将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知道一切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辨别，不能盲从。确实，普通民众不由自主地被时代风浪裹挟其中，载浮载沉，读书明理的知识分子应该洞见风浪背后的狰狞真相，至少独立思考，不追赶潮流。那么，在那样的历史时刻，日本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认识“偷袭珍珠港”的呢?
历史被创造出来
12月8日夜，我和既是同事又是文艺评论家的寺冈峰夫一起，在因灯火管制而一团漆黑的银座大街上，一边兴奋地大声说着话，一边走着……(第二天早上）给许多作家发出约稿信，希望他们以“战斗的意志”为题给杂志写稿。
没有一个作家拒绝我的约稿，我对自己的编辑计划亦没有半点儿怀疑。这是战后一位编辑的回忆。此前，他和文艺界的朋友们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一直抱有抵抗的意识，可是“偷袭珍珠港”却让他们的思想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们一夜之间仿佛自我麻醉一般，丢掉了抵抗意识，被一种圣战意识牢牢操控”，“这以后，我们的手便渐渐地龌龊了……”。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作家拒绝他的约稿。也就是说，那么多作家都和他一样，站在军国主义一边。一位文艺评论家的文字，反映了当时作家们的典型心理反应——向英美宣战的消息公布了。
这只能说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我还记得战胜的捷报在胸中鸣响。这是何等巨大的构想和图景啊。突然美国英国变得渺小起来。如我们这样有着绝对可以信赖的皇军之国民多么幸福啊。而今，日本真是伟大的国家。这位评论家名叫青野季吉，战后曾任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
早年他参加日本共产党，1938年因为“人民战线事件”被捕，转变立场后保释出狱。“转向”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案底”的，在有形和无形的压力下，青野季吉发表上述言论，或许可以理解。可是那些并无这样压力的作家们，也同样为战争而欢呼。请看下文：
光荣的秋天终于来临了。我们的帝国直至开战的堂堂正正的态度，时至今日才终于可以领悟的政府方针政策及步骤的周密性，特别是开战便传来的辉煌战果，都是令所有国民感到心中欢喜的事态。此时此刻乃一亿国民再生之日。
而且，这心情并非外部强迫使然，如前所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促使我们自然而然于胸中升腾起这般感情。我们怀着这样的感情，守候在天皇陛下身边，我们时刻等待着被召唤，准备着尽卑微之力，化作盾牌保卫陛下。
。。。。
这篇名为《光荣之日》的文章，是文艺评论家河上彻太郎在开战第二天一气呵成写就的。文章刊登在1942年1月出版的《文学界》上。它不仅是其个人体验，而且也代表了更为广泛的日本知识阶层。
青野季吉
在战时，报纸杂志受到严密监控，不可能发表反战言论。这些文字或许不能反映知识分子们的真实思想。且看作家们在日记里如何记录自己的认识：时年59岁的斋藤茂吉是日本20世纪著名的诗人，他在目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则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
创造这种意义是我们的工作
1941年11月26日，四位京都学派的学者举行了一个名为“世界史的立场与目本”的座谈会。这是一次臭名昭著的座谈会，因为它“创造”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与会者自觉地肩负着“创造这种意义是我们的工作”的神圣使命，声称在此动乱的世界中，日本才是“世界史的中心”，日本要通过战争引领世界史。
座谈会的宗旨是，讨论知识界如何应对刚刚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希冀以此次讨论会掀起一场精神革命，建设“新日本精神之秩序”，超越西方。
他们认为，日本的最大病患，就是过分吸收西欧近代文化和制度而滋生出了毒素。在被近代“污染”以前的日本，古代信仰和以儒学为代表的来自亚洲大陆的“东方精神”浑然融合成了美好的传统，虽历经风雨，但仍在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中保存下来。现在要去除近代的“污染”，必须回到“纯粹的”日本精神传统当中去，要通过日本传统开辟新的道路。
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太平洋战争有其“世界史的意义”，这场战争的抵抗性大于侵略性。太平洋战争的目的，就是要解放亚洲，使其不再受西方操纵的现代主义压迫，重新恢复亚洲社会的和谐。
思想工作是整个战争的一部分，应为进行得如火如茶的“圣战”尽一番力量。其现实目的，就是要打倒以英、美、法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诸种意识形态，助力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的“世界新秩序”建设，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提供理论支撑。
为了抵抗极权主义，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拥护“近代”一边，可是许多人却站在“近代”的对立面，与法西斯主义同流合污。无论知识分子还是政府都大声疾呼，要求全民抛弃堕落无耻的腐化生活方式，用牺牲精神取而代之，称这才是真正的日本“皇道”。
讽刺的是，当他们声嘶力竭地喊出“超克近代”的口号时，西方的潮流、品味及习惯已深深打进日本社会，无法割弃。口号虽然叫得震天响，但要打仗，则必须倚赖“近代”的“理性科学”以生产飞机，也要用它来应付生产及战场上的各种需要。
他们身上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这场战争持续了4年。深受其害的民众之所以默默忍受，除了暴力机关挥舞恐吓大棒，意识形态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而后者恰是知识分子们的“功劳”。他们发挥特长，以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对战争进行合理解释和辩护。他们或是著书立说，或是发表演说，到处宣扬这场战争是“伟大”的“圣战”。
那些现在看来荒诞不经的说辞，在当时的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青年知识分子从心里说服自己支持和参加战争的根据，因为“爱国”“民族”“国家”“特色”等意识形态神话都是知识分子所喜爱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也嗅到了战局越来越不利。可是，他们不敢揭穿真相，依旧随声附和。
评论家清泽测在1944年3月的《黑暗日记》里写道：“他们（知识阶层)清楚地知道事态不妙，反对东条内阁——他们是一些两个人在一起时大谈悲观论，四五个人在一起时说这样下去很危险，而十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高唱应以一亿玉碎的精神共赴时艰之徒，其内心是悲观的。”
当然不能说，在战争期间，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同流合污。有些人为逃避现实而投入到艺术工作及非政治性活动中，少数异议者企图躲过言论检查，发表其批判性看法。
但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热烈支持战争，即使意识到战局不利仍然站在军国主义一边，高呼“一亿玉碎”的疯狂口号。后人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是抵抗战争的狂热和非理性的最后堡垒，可是，这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几乎都浑身涂满了耻辱的污泥。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那些知识分子的荒诞言论，不仅是为了说明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价值观、放弃理性后会多么可笑，更是为了警醒世人。因为在追赶型的后发国家里，尤其是在经济上崛起的新兴国家里，也经常有知识分子跃跃欲试，有些人甚至在暗暗抄袭上述知识分子的“成果”，只不过把日本换成别国而已。
而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他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