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知道：没了“政治正确” 这个世界只会更糟
【导语】
6月12日在美国奥兰多的一家同性恋酒吧发生的枪击案，致58人遇难，系“911事件”后美国遭受到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凶手奥马尔·马丁是一个穆斯林，曾致电911宣称效忠“ISIS”。
枪击事件发生后，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公开演讲，表示拒绝“政治正确”，并重申了反移民主张。去年12月，他就曾发表“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的言论，他还曾因“来美国的墨西哥人都是强奸犯”“女性堕胎应该受到惩罚”等言论引发争议。川普自参选以来，因为反政治正确的姿态在美国人气居高不下，形成了“川普现象”。
这两年，关于“政治正确”的争论不断被提起。2015年9月，一张在土耳其海滩上的3岁小难民尸体的照片引发全世界的同情，接纳难民成为了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正确”。欧洲一些国家敞开国门，大量接纳经地中海涌向欧洲的难民。但这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跨年夜科隆、苏黎世、赫尔辛基等欧洲城市发生大规模性侵案件及数百起攻击难民事件。
除了美国大选和欧洲难民困境，很多重大的问题，比如女权主义、LGBT、环境污染等，都离不开对于“政治正确”的讨论。“政治正确”是什么，它如何产生的，怎么一步步成为欧美政治社会中离不开的话题，现在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讨厌“政治正确”?
2016年新年前夜，有约1000名男性聚集在德国科隆火车站附近，成群结队地对过路的女性实施性骚扰和抢劫。图为事发后，抗议科隆性侵案的科隆市民。
“政治正确”源于民权运动，是人权平等观念的延展
“政治正确”指的是利用中立的字句，以图不侵犯他人，保护弱势社群，如黑人、妇女、同性恋者等。“政治正确”大背景是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兴起后，欧美社会对于人权平等的追求。它由“人人生而平等”推演开来，发展出种族平等、性别平权、性向自由、信仰自由等理想愿景。
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发源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如校园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等方面的政治“ 革命”，表达了对于主流文化的不满与批评，对妇女、对少数族裔处境的同情，以及对和平的渴望。
在这些激进的运动中，那些钟情左派的学生们习惯以指责对方“政治的不正确”作为武器。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政治正确”的思想以不被人知觉的状态深入人心。
在涉及到种族、性别和其他强势与弱势者之间的差异的话题上，你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只能站在弱者的立场上说话，否则就有歧视的嫌疑，这成为了大学学术活动和实践中的潜规则。
自80年代起，60年代参与造反的学生们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随着90年代学术界的“文化战争”的展开，“政治正确”，这个本来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专用词，被用来指代学院左派的思想，成了当时一个醒目的热点，并逐渐从学术扩展到政治、社会各个领域。
今年3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国际机场和地铁站发生的恐怖袭击爆炸，造成30余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政治正确”成社会道德准绳，不遵守后果很严重
三十多年的民权运动，让“政治正确”的观念成为美国人思想的一部分，并逐渐蔓延到加拿大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融入到这些国家的人们的生活中。
它反映的是欧美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反歧视诉求，也是欧美很多公民用于道德自律的原则，违背“政治正确”往往会为整个社会所不容。
对弱势群体的尊重突出表现在言语表达上避免“政治错误”。例如不能叫“黑人”，只能叫“非洲裔美国人”;不能叫“妓女”，只能叫“性工作者”;不能叫“疯子”，只能叫“精神病患者。”……
在任何正式场合的演讲，美国总统一定要把“他或她”，“他的或她的”等颇为拖泥带水的表达挂在嘴边。美国的脱口秀节目经常十分“毒舌”，不管是政客还是名流，都可能成为挖苦的对象，但是一旦涉及种族歧视、宗教、同性恋、性别歧视等，节目的后果不堪设想。
哈佛大学最“短命”的校长萨默斯曾在2005年的一个会议上说男性天生就在理工科领域超过女性，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成为了他下台的导火索。2009年，《纽约邮报》刊登了一幅警察用枪击毙一只黑猩猩的漫画，被指为是暗讽美国总统奥巴马，引发了公众对《纽约邮报》的抗议和谴责。2013年，美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对参加节目的儿童嘉宾说出的“杀光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想法很有趣”的评论，尽管后来基梅尔和电视台高层都道歉了，但是仍引发了全美27个城市华侨华人游行示威。
2009年，《纽约邮报》刊登了一副警察击毙黑猩猩的漫画，蓝本是发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一起真实事件。但漫画被认为是在讽刺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抗议者聚集《纽约邮报》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办公地点前，要求该报做出道歉。
“政治正确”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褒义词
“政治正确”自90年代流行起就遭到很大的非议。事实上，在当时文化争论中，“政治正确”并非是学院左派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反对者给他们的标签，以便给他们扣上各种激进的帽子。“政治正确”一开始就是以讥讽为出发点的，表达的意思往往是，它仅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事实上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
反对者认为，主张“政治正确”的人提倡的是一种平均主义，把公平当成了平等，通过政府权力来消除所有不平等，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要求平等则意味着必须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
“政治正确”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把社会群体分为压迫阶级和受压迫阶级，黑人、妇女、同性恋者等属于被压迫阶级，需要同情，而白人异性恋男性则是需要被惩罚的阶级。这种二分法让他们关心的其实是某一阶级的平等，而不是每个人的平等。
反对者还认为，倡导关注种族、女权、同性恋等问题，实际上是在放大视野的同时，分散了造成社会严重不公的内在和根本原因的注意力，因此在现实社会政治中表现得苍白无力，“政治正确”成为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同时，“政治正确”导致了逆向歧视，比如它让一些黑人受到了优待的同时，也会让一些白人和亚裔等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
1997年至2013年期间，至少有1400名未成年人在英国小城罗瑟勒姆遭受到当地穆斯林帮派严重的性虐待。虽然有不少受害人向警方或社工求助，可是当地官方知悉疑犯是少数族裔后，担心被指责种族歧视而不愿跟进调查，也不敢公开讨论此事。
英国罗勒瑟姆性侵案中的一位死者Laura Wilson，死时年仅17岁。她11岁时就遭到性侵，16岁成为两名穆斯林的性虐对象，因为激怒了穆斯林伴侣，被刀刺死。
“政治正确”矫枉过正，引发欧美社会的反弹
“政治正确”成为道德准绳，让欧美的每个人都谨言慎行，除了“Negro”(黑鬼)等言语修辞上的讲究，只要流露出一丝对弱势群体的“歧视”，都会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让一个人失去名誉或工作。
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些欧美人对“政治正确”深恶痛绝，一些支持“政治不正确”的讽刺小说也不断出现。最著名的莫过于詹姆斯·加纳的《政治正确的床边读物》，里面有一篇改写小红帽的故事，当剧情发展到大灰狼准备吃小红帽，伐木工冲进来想杀狼救人的时候，小红帽却大声痛斥这个伐木工“性别歧视!物种歧视!胆敢假定女人没有男人的帮助就无法解决和狼的争端!”结果，小红帽、奶奶等几位女性一把夺过伐木工的斧子杀死了他。最终，小红帽、奶奶和狼变做一家三口和谐生活在一起……
2015年播出动画片《南方公园》第19季，是围绕着一种对“政治正确”的全面嘲弄展开的，从犹太人、女权主义、环保人士、基督教、科学教、扶贫、同性恋，乃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剧中，一个男变女的前田径运动员，大家都怯于政治正确和道德虚荣，每谈及她/他，只能赞扬，无人敢表达自己的真实看法;对大量加拿大难民(影射中东难民)涌入美国，民众不敢反抗，只有又变男又变女又同性恋的一个人，因为毫无道德包袱，出来骂了一声，并成为了领导民众反抗的政治明星。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政治不正确”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前的参选者本·卡尔森公开表示不会接受一个穆斯林总统，克鲁兹则说“政治正确正在杀人”。川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很多带着歧视性的话语，道出了很多美国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从文艺作品的讽刺到政治人物明目张胆的反对，反映的是过分的政治正确对欧美的社会、政治的戕害，很多人在“政治正确”的裹挟下，无法公开表达自己的偏见，反而加深了愤懑与不满，于是，反对“政治正确”成了一场全民的狂欢。
美国总统参选人川普
但是没了“政治正确”，这个世界会更糟糕
“政治正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试图用事实来说服对方。比如巴黎恐袭、科隆性侵案以及这次的奥兰多枪击案，都把矛头指向了本就备受争议的穆斯林，从而得出“政治正确”导致糟糕后果的结论;但支持“政治正确”的人会认为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是和平、宽容的，现在已有一些穆斯林成为欧洲国家的政府高官，西方各国的军队里也都有相当多的穆斯林士兵。新任伦敦市长萨迪克·汗就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
用举例的归纳法来证明观点，总有以偏概全的嫌疑，除此之外，还可能模糊事情的本质，这也许根本就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
“政治正确”，如前所述，提出时就不是一个褒义词，如果换成“反歧视”，可能就顺眼得多。对“政治正确”的嘲笑，更多的是对政治正确者——所谓“白左”的嘲笑，反映的是政治正确者理论与实际的脱节，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却无能付诸行动，或者行动仅为牟一己私利。
比如，某些女权主义者要求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却拒绝承担同等的义务;美国给黑人优待的同时，吝于舍弃白人利益，而造成对亚裔的压迫;欧洲在接纳中东难民的同时，无法给出一个妥善的安置方案;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却要求每个人的道德自律，导致了矫枉过正……“政治正确”在实践上的尴尬，只能从实践上进行改善。这不是“政治正确”产生的问题，也从来不成为反对“政治正确”的理由。
就多元化背景下的欧洲难民和恐怖袭击问题而言，产生问题的是国家、社会的管理水平，而不是“政治正确”的问题。比如成为几次恐怖袭击策源地的比利时，这个国家因为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一国之内连说法语和说荷兰语的警察之间都长期缺少合作，这样的工作效率下，责任又如何推给白左呢?
反政治正确者，主张以隔离和加强审查这些手段解决难民、移民、国际恐怖主义问题，这些手段看起来有效率，符合公共利益，但实际是以牺牲人权为代价。
隔离和偏见曾经强化了黑人身上的负面问题，而如果偏见可以毫无顾忌的施加在难民、移民身上时，同样可能加速他们生存状况的恶化，更有可能将他们推向具有煽动性的恐怖主义。
反政治正确下的强权逻辑，实质就是牺牲社会歧视链下游者的人权，以维护所谓公共利益，反政治正确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歧视有理的环境下，反政治正确者如何保证自己不沦为社会歧视链的下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