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据媒体报道，24日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苏-24战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这一行为怒斥为“背后捅刀”，土耳其则指责俄罗斯“侵犯”领空。
敢和俄罗斯硬碰硬，土耳其着实让人吃惊，人们也开始重新打量这个神奇的国家。土耳其“打飞机”的背后，既有复杂的政治军事利益考量和两国之间延续百年的恩怨情仇，也可能和土耳其人的民族性格有关。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比如意大利被称为“搞笑民族”，日本人的性格被总结为“菊与刀”和暧昧。那么土耳其人有哪些性格特点?历史如何塑造了他们?
●尚武好斗，传统可远溯草原游牧时代
土耳其位于安纳托利亚半岛，又名小亚细亚。这里靠近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又是欧亚大陆的交汇点，这两个特点决定了这块地方历史上战争不断，王朝更替频繁。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突厥人是草原游牧民族，尚武是突厥民族的传统。
战争是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奥斯曼王朝的前十位君主个个都能征善战。据说这10位君主一直保持了游牧时期的生活习惯，坚持和手下一道用餐，亲自照料自己的马匹，打仗时也都冲锋在前。到第十位统治者苏雷曼大帝时，更是达到顶峰。苏莱曼在位46年，几乎全都在马背上度过。他亲自率领奥斯曼大军攻陷了贝尔格莱德，征服了匈牙利王国，甚至曾经数次打到了维也纳城墙下，差一点就吞并了整个欧洲。
17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衰败;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1918年10月。奥斯曼在“一战”中战败。1920年，奥斯曼苏丹被迫签署了《色佛尔条约》，奥斯曼帝国被彻底肢解，只留下了安纳托利亚中间的一小块黄土高原。但西方低估了奥斯曼人多年征战养成的民族性格，以及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在凯末尔将军的领导下，打胜了加里波利保卫战，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即今天的土耳其共和国。
尚武精神在土耳其日后的政治文化中一直延续。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介绍：“土耳其政治精英长期以来基本上都是军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革命/变革、凯末尔党人的革命/变革以及共和国时代的诸多历史时刻，都是军人起了主导作用。1960年以来，土耳其军方通过不同形式多次干预文官政治。这部分也都可以看成是突厥人尚武精神在其政治文化中的延续。可以说，土耳其这个民族的历史上，作用最大也最被人民信任的就是军人。”
●身段灵活，“投机分子”的名号在全世界叫响
土耳其和俄罗斯，两国早就是数百年的老冤家。但土耳其和俄罗斯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剑拔弩张，在有利可图的时候，土耳其选择合作。
当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西方世界纷纷推出制裁措施时，土耳其开始和俄罗斯“交好”。普京取消了原计划从2016年开始每年向欧洲供应63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南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转而建设一条通过土耳其的类似管道。土耳其也大力向俄罗斯推销商品。
当时不少西方媒体就谴责土耳其并不是一个真正可靠的盟友。有人还提到了土耳其在二战期间的“投机行为”。二战期间，土耳其奉行中立政策，既与英美苏保持着关系也与纳粹德国互通有无，还愉快地和打得难解难分的英德两国同时做起了生意。1941年6月，土耳其与德国签订了《土德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该条约中规定土耳其向德国提供重要的战略原料铜、铬等矿石，封锁黑海海峡，禁止美、英援助苏联的军事物资通过黑海海峡。直到大战快结束，土耳其才审时度势加入到同盟国阵营。
可一旦局势对自己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土耳其也会迅速做出反应。“二战”结束，处于苏联和东欧包围圈中的土耳其岌岌可危。1952年，土耳其放弃了“骑墙”态度，加入到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北约的唯一一个伊斯兰国家。但加入北约之后，土耳其又恢复了超然的态度，对于对抗并不感兴趣。如今在打击伊斯兰国势力时，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往往表现消极，甚至从中阻挠，引来北约同盟国不少嫌隙。
西方已经默认了土耳其是一个滑头盟友，只有利益攸关的时候，土耳其才会参加联合行动。
伊斯兰世界也对土耳其满腹牢骚，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关系是他们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土耳其早在1949年就承认了以色列，并与之保有长期的外交和军事关系。后来则是对以色列“又拉又打”，大搞平衡。
土耳其这种“左右逢源”的外交政策，其实来自土耳其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奉行的“内求和解、外求和平”战略。当时凯末尔虽对法西斯深恶痛绝，认为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语言卑鄙，极端疯狂”，却又保持并发展与德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对于强大的旁邻苏联，凯末尔既保持警惕，却又从苏联获得了大量优惠贷款。30年代初，当全世界被经济危机所困时，凯末尔从苏联得到了第一笔800万美元的贷款，对土耳其渡过危机、开展工业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心向西方，却还做着恢复帝国荣光的梦
土耳其人都喜欢说自己是欧洲人。浪漫一点说，土耳其民族从久远的过去就是从东方奔着西方去的，这种情感冲动的惯性至今犹在。
土耳其人也曾拥有对西方世界的最大心理优越感。伊斯坦布尔气势磅礴的圣索非亚大教堂先是拜占庭帝国的基督教教堂，然后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清真寺。在奥斯曼帝国的强盛时期，奥斯曼人也看不起周边国家的人民，他们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下水的人，格鲁吉亚人为好吃懒做的人，希腊岛民都是傻瓜，西班牙人都是懒汉，意大利人都是杂种，德国和俄罗斯人是疯狂的异教徒，犹太人是污秽的狗，法国人是没有信仰的人，英国人是无神论者。
但帝国在第三次奥俄战争的惨败，让去过西方国家的帝国精英们意识到，仅凭奥斯曼帝国的光荣传统和伊斯兰教文明，是没法和强大的西方相抗衡的，只有向西方文明学习这一条路可走。此后奥斯曼帝国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改革，但收效甚微。原因是普通土耳其人并不打心眼里尊重欧洲人，而只是打算从欧洲人那里学到技能，然后再打败对方。苏丹们并没有意识到，光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或者简单地拷贝西方的政治体制，是无法成功的。
真正在土耳其推进全盘“西方化”改革的是凯末尔。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改革主义和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等六大主义后来共同构成了凯末尔主义。他废黜了哈里发，实行政教分离;解放妇女，摘下头巾和面纱，鼓励漂亮的姑娘去欧洲选美;男人也不能留胡子、戴旧式的帽子，而要戴西式礼帽、穿西装;废除伊斯兰教对法律和教育的控制，这些权力统统收归国家所有，还照搬照抄了当时瑞士和意大利的法律……
凯末尔对土耳其影响深远。土耳其一直希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欧洲国家，不仅仅是在地理意义上，更是在国家属性和普世价值观上。从1987年申请加入欧盟到2005年开始的入盟谈判，土耳其的“脱亚入欧”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但最近一些年来，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的影响日益显著，政治伊斯兰成为土耳其不可忽视的力量。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说：“我的土耳其老师曾跟我说，跟中国人比起来，土耳其人是很少怀旧的。但据我观察，土耳其人这些年是越来越怀旧了，比如，过去极其罕见的古装剧现在明显多了起来。可能这些年土耳其人的日子过得好点儿了吧。学术上，这被概括为‘新奥斯曼主义’。这主要是土耳其人帝国旧梦挥之不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