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围攻，中国正在遭遇什么？
当下国内流行的看法是，美西方主导的针对中国的舆论攻势频度和烈度最近一段时间都骤然加大，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问题上，中国遭遇到了舆论围攻。
表面看到的情况似乎是这样，攻击点来自美西方的政客和媒体，在他们的带动下，一些非西方国家的政客和媒体也随声附和，众口嚣嚣，此起彼伏，大有群起而攻之的架势。
国内的一些智库、媒体以及外交系统的驻外机构和发言人也及时进行了反击，主要方式是摆事实、讲道理、正视听。但显然未起到预期的作用，中国遭受到的舆论攻击一波紧似一波。
美国福克斯女主播珍妮·皮洛（Jeanine Pirro）污蔑中国，指责中国“故意传播病毒”。
本文的要点是：针对目前的形势，有以下两点需要及时加以厘清。
第一、到目前为止中国遭遇到的围攻已不是一般的谩骂，而是定罪，谩骂属于舆论攻击，而定罪属于实际的侵犯行为，两者之间有重大差别。
第二、主导这次定罪行为的主体不能用泛称的美西方概而论之，也不是表面上的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而是背后的一个特殊的资本集团，一个具有强大政治行动能力的激进右翼集团。中国缺乏与这个右翼集团正面交锋的历史经验，以往主要是与美西方各国政府打交道，今后必须学会与这个强大的虚拟国家进行博弈。
下面对上述两个事实判断进行论述。
4月16日，共和党籍参议员汤姆·科顿以及共和党籍众议员丹·克伦肖发起草案，声称中国应该为美国爆发疫情而负责。
还说美国公民可以把中国政府告上美国联邦法院，想让中国政府为美国人的死伤、以及美国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
国际舆论定罪
从历史上看，自从有了国际舆论，就有了国际舆论定罪这一配合帝国主义行径的侵犯行为。由于最早的国际传播完全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所以国际舆论定罪也就成了西方国家实施帝国主义政策的专用配套工具。先动用舆论进行定罪，再动用武力兴师问罪，成为了一个固定套路。
1870年，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英国路透社、德国沃尔夫社和美国美联社通过签署“联环同盟”（Ring Combination），将世界新闻的采访与发布划分为四大势力范围，国际舆论这个事物应运而生，西方列强对国际舆论的垄断也随之确立。自此之后，国际舆论就长期掌握在了西方手里，除了前苏联时期曾一度打破其垄断，形成为两极格局。冷战结束后，虽然出现了基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多极化局面，但美西方仍然凭借其超强的综合实力引领新媒体发展并继续成为国际舆论的主导者。
国际舆论对于美西方全球霸权的不可或缺，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的，尤其是包含在国际舆论中的“自由定罪权”。这种享有近乎绝对自由的定罪权，功能极强，一方面可以给想要打击的对象随意加上任何一个说明它应该被打击的罪名，另一方面还可以把自己的严重犯罪行径掩盖起来或者轻易转移到别人身上。
二战之后的历史中即包含了大量扑朔迷离的国际疑案——“铁幕”和“冷战”论是如何出笼的？日本是如何脱罪的？美国出兵朝鲜半岛、出兵印度支那、两次海湾战争，这几次战争的发动理由都是如何制造出来的？1984年尼加拉瓜因为遭受美国支持的恐怖袭击将美国告上国际法庭时，美国是如何从中脱身的？2000年南斯拉夫入禀国际法庭指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荷兰和加拿大八个国家违反国际准则“向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北约又是如何全身而退的？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对国际舆论的控制和对“自由定罪权”的垄断，以上事件的事实真相恐怕全部都要反转，其中的是非对错也全部都要颠倒，而真正的罪犯到底是谁也将大白于天下。但可悲的是，由于美西方的一手遮天，这一天并不会到来。
给真正的罪犯脱罪，给西方的对手定罪，全靠对于国际舆论的掌握。所以这并不只是话语权谁强谁弱这么简单，一旦涉及到脱罪和定罪的问题，则攸关一国之命运。
就当前形势而言，因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人数，在美国本土上以每天一个“珍珠港事件”（死亡2403人）的速度增加，同时经济和社会也都在遭遇历史上空前程度的重创。这对美国来说，成了一个大大超出其历史经验范围的极端事件。
美国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关于如何导致他国遭遇重创以及如何从他国遭遇的重创中获利这方面的，而反过来的历史经验，即美国自身遭遇重创、他国从中获利的情况，基本没有。
如果不考虑西方国家内部的冲突，那么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以来的整个西方也是一样，大多数时期都是给非西方国家造成重创并从中获利，而很少有西方自身遭遇重创、非西方国家从中获利的情况。
直到近年来中国高速崛起之后，才有了中国屡屡获利、美西方自认为吃亏这种颠倒的情况发生。
及至本次疫情，如果正如当前形势所预示的，中国率先结束疫情、率先开放经济甚至率先挽回了损失，而美西方不仅遭遇了远比中国严重多少倍的重创，并且从此之后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落后于中国，导致中国开始从稳定的领先优势中持续获利，那么，的的确确就是自西方崛起为世界霸权之后的第一次了。对整个西方来说，就是史无前例了。
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定罪权”这个百战百胜的舆论“大杀器”还会留着不用吗？
这就是中国在最近几周遭遇到的舆论冲击波。应对这种“自由定罪权”冲击波，中国靠摆事实、讲道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对方打的恰恰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牌。
资本国际的“黑金中心”
下面再来看看牌桌上的真正对手到底是谁。
首先要看到，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建国初期的中国了。1951年美国与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美国坚持将日本的罪行限定在1941年12月7日之后，此前所发生的事都不与讨论。这就等于是将确定日本战争责任的定罪权完全拿在了美国一方手里，同时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排除在外。这就是日本战后走上脱罪之路的那个起点，中国长时间里对此束手无策。
今天的中国不仅是数一数二的世界大国，而且与世界各国经济深度融合，早已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和责任共同体。即使美西方各国政府有心想要孤立中国并给中国定罪，在具体操作时也远没有那么容易了。3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G7外长会上提议把“武汉病毒”和中国要为全球疫情负责的内容写进联合声明，却没能得逞，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并不妨碍蓬佩奥一再上蹿下跳，使出浑身解数带节奏，试图组织起给中国定罪的国际社会一致行动。他这是在干什么呢？各国政府做不到的事，他指望谁来做呢？
如果认识到美国的政客大都是按照编好的剧本和台词进行表演的演员，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蓬佩奥那些重复性很高的言论，肯定是在表演给什么人看。
正如我在上篇文章“新冠疫情为何让美国变得难以理解？”中所说，蓬佩奥此人在美国政坛上被称为“科赫的议员”，因为他的言行并不代表美国国务院，主要代表以科赫（Koch）兄弟为首的一个特殊的政治势力，连特朗普都在新闻发布会上将蓬佩奥戏称为the head of the “Deep State Department”[1]。因此沿着此人的表演主要给谁看这个思路，很容易就判断出给中国定罪这一轮攻势的真正出牌者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一股政治势力，来自于此前多篇文章中所说的“资本国际”或“币缘美国”，但并不代表“资本国际”或“币缘美国”整体，只是其中的一个特殊的部分，或其中的一极。这一极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大量的金钱通过不透明的甚至是秘密的网络组织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开展政治活动，推动极右翼的、激进的“自由至上主义”，因此可以理解为是“资本国际”中的一个“黑金（Dark Money）中心”。
众所周知，美国政治中的“黑金”问题由来已久，政府政策长期被非法金融所左右。19世纪末美国大富豪参议员马克•汉纳曾有句名言“政治中只有两样东西最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样我记不起来了。”[2] 到了今天，此种情况更甚。1972年“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接受保险业巨头斯通200万美元竞选捐资的问题被曝光，引发的运动推动了日后竞选资金方面的改革。但到了2016年，科赫兄弟的组织网络为大选积累的政治资金竟高达8亿多美元，“黑金”问题在美国已完全失控。
科赫兄弟及其同伙们自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逐步通过越来越多的“黑金”深入影响美国政治，这个隐形组织与乔治•索罗斯等个别人的政治捐资行动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公开的资料显示，该组织中有名有姓的18位亿万富豪截至2015年的财富总和就超过2140亿美元，而众多百万富翁级别的匿名参与者则可以忽略不计。一位观察者写道：
“没有人和他们一样花费如此之多，其突出的规模使他们与众不同。他们自有一套违反法律、操纵政治和混淆视听的方式。……我未曾见过任何与此相似的东西。”[3]
这就是“资本国际”中的那个“黑金中心”，金钱的来源和流向是黑暗的，金钱所推动的政治议程是黑暗的，总体上说其行动目的和所采取的手段的都是黑暗的，但仅仅因为投入的金钱数额巨大，一切都靠花大钱来摆平，所以在美国可以几十年长盛不衰，逐渐发展成一个屹立不倒的极右派政治权力中心。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财富造就权力，造就出的权力造就更多财富。
“黑金中心”的核心人物们并不直接竞选公职，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他们已发展出一套更为有效的参政方式——将政客们当作“表演剧本的演员”然后由他们“为剧本提供题目和台词”。而创造题目和台词的工作室，就是遍布美国的众多学术机构和智库，“黑金中心”通过直接控制的各个私人基金会拨出大笔金钱长期赞助这些学术机构和智库。
据统计，1950年美国私人基金会约有2000家，而到2013年已超过10万家，资产超过8000亿美元。众所周知，美国的私人基金会实质上就是“资本国际”的权力形式，这些私人组织大规模侵入到公共领域当中，不经任何选举、不受任何监督、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只为财富和权力这个循环事业服务。
美西方的主流媒体，包括出版机构、著作人、评论家们，与被豢养的政客们一样，也大都分布在上述“黑金中心”私人基金会—学术机构和智库—政治剧本的舞台演员这个三级结构的庞大体系当中，也大都靠“黑金中心”的金钱过活，殚精竭虑地为“黑金中心”的事业服务。
只要调查了解一下美国现任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人与科氏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看看他们从大老板那里拿了多少钱；再调查了解一下除科赫兄弟之外这个团体里的另外一些公开身份的巨头，如梅隆银行和海湾石油公司（Gulf Oil）继承人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靠国防合同而发家的哈里•布拉德利（Harry Bradley）和林德•布拉德利（Lynde Bradley）、化学和军火公司巨头约翰•M.奥林（John M.Olin）、科罗拉多州酿酒业家族库尔斯（Coors）、密歇根州安利销售帝国的创办人德沃斯（DeVos）家族等，看看他们所控制的私人基金会的数量和每年从这些基金会流向大学、智库、出版社、媒体等机构的大量金钱，对于这个“黑金中心”左右美国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强大能量，也就有了基本认识了。
可以认为，这就是当下中国所面对的那个真正对手。不要看围攻中国的舆论火力点来自四面八方，其实真正在舆论攻击中定调门、带节奏的那一批“主力队员”人数并不多，而且受着同一个政治组织的指挥。至于非西方国家部分政客和媒体的攻击谩骂，不过就是追随者出于从众心理的随声附和，不必当真。
看清楚了以上两点——1）这一波舆论围攻不是一般的舆论战，而是国际舆论定罪行为；2）发动者不是美西方部分政客和媒体，而是“资本国际”的极右翼“黑金中心”——也就更清楚中国正在遭遇什么了。
至于为什么中国会与“资本国际”的极右翼“黑金中心”发生了正面冲撞？考虑到“黑金中心”的很多核心人物在中国也有不少的投资，为什么突然转变了对中国的态度？这背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尤其是，“黑金中心”拉开架势要借此次疫情给中国定罪到底意欲如何？此举到底是战术性的短期行动还是战略性的长期行动，这些深层问题还需要继续认真加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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