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翔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西方流传着一个关于“中国债务陷阱”的谣言。按此谣言，中国对他国提供债务等资金支持，与他国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强迫他国在战略、政治、经济等方面对中国让步。这简直荒谬至极!
中国是大国，但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之所以在国内有大量项目需要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中国仍坚持为他国发展提供资金，是因为中国勇担大国责任和愿意为增进他国人民福祉提供助力。恶意编造、渲染“中国债务陷阱论”的背后，是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焦虑和认为中国不应取得如此成就的偏见。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因为既然是债务，而不是股权，在发放之初，必然是以还本付息为最终目标。因此，所有债务问题都有回款方案，且是双方在自觉自愿条件下达成的。最后之所以小部分债务国出现违约，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债务国经济政策不当造成本国经济发展失速，国际能源价格高企，国际资本流向因某些大国经济政策调整而出现异动等。近期发生的斯里兰卡债务违约，主要原因是因为斯里兰卡近年来发展战略发生调整，过于注重发展绿色农业。而俄乌冲突的爆发迅速推高国际粮价，斯里兰卡国内粮价暴涨，民众生活难以为继。
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本质上是那些不希望看到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化合作，人为制造出来的“话语陷阱”。2022年6月，G7峰会提出所谓的“要给不富裕国家筹资6000亿美元，用于为相关国家基建出资”。如果是债务就一定会是陷阱的话，那西方叫嚷着要为不富裕国家提供基建支持，难道不是西方明着在给发展中国家挖债务陷阱吗?如果对中国的债务会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陷阱，那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基建的债务就不会产生“债务陷阱”?这在逻辑上讲不通。美国也在对外借贷，有中国债务陷阱，那么就有美国债务陷阱、欧洲债务陷阱、日本债务陷阱等等。因为债务从本质上是财产性法律关系，而不会随债权国东方和西方的性质不同而发生变化，债务就是债务，都需要到期偿本付息。
西方编造所谓“中国债务陷阱论”，将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归咎于中国，转移了外界对西方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主要债权人的关注。事实上，西方发达经济体的跨国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石油交易商是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不断加重的主要推手。所谓的“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债务陷阱”，其中，斯里兰卡对华债务仅占斯总债务的10%，而其余90%都是之前对其他国家(多是对西方国家)的负债。
再看非洲的“重债国家”，中国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债务，平均只有相关国家债务的15%，而85%的债务是过去对其他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的负债。而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已经在道路、桥梁、港口、机场建设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等多个方面投资数十亿美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其他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了1000多亿美元。
此外，即使少数国家对华债务出现违约，中国从未“落井下石”，而是积极与有关债务国展开磋商，积极帮助有关国家渡过难关。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全球发展中心”(CGD)2018年3月发布的一项报告，仅在2001-2017年的17年间，中国就重组或免除了51个债务国的贷款，从未要求相关国家用国有资产偿付。
发展经济学已经证明，基础设施建设对拉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此外，有效利用外资也将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腾飞。
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0年，仅亚洲地区每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就高达1.7万亿美元，而目前只有50%能得到满足;非洲每年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1700亿美元，仅有30%能得到满足。面对如此挑战，中国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中的重要一条，是对外资的有效利用。在引导外资流入生产性领域的同时，保持国内经济平稳发展，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外资的补缺、增长拉动和刺激国内竞争的作用。这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启示:要想避免或降低债务违约，债务国需要加强对国际形势的研判能力，制定规范外资使用的政策举措，引导外资进入生产性而非消费性领域，更不能以贷养债，以债养债。
由此可见，所谓“中国债务陷阱”就是一个荒谬的谣言。
当下，国际社会应聚焦全球高债务问题，尽快在如何化解全球高债务风险问题上凝聚共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球债务加速上升。从2011年至2019年，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平均上升18个百分点，部分国家增幅远超这一水平。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中有58%已陷入债务困境或即将陷入债务困境。不止如此，这种危险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蔓延。所谓“中国债务陷阱”的谣言可以休矣，那些炒作“中国债务陷阱”的西方国家应尽快放下偏见，与中国携手找到走出全球高债务“雷区”的安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