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当务之急”，年轻人为何不愿生娃了？

日前，国家卫健委答复人大代表关于“东北地区人口减少，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的建议，认为东北地区可以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探索，提出实施全面生育政策的试点方案。

消息一出，引发舆论关注。

对此，国家卫健委再次表示对“恳请国家全面放开东北地区生育政策限制”的观点，需他们做全面深入的研究论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为什么是东北？

据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三省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分别减少7.6万人、13.33万人和21.8万人，合计减少42.73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0.80‰、-0.85‰、-1.01‰。

在人口研究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看来，东北地区的生育率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即足以维持人口世代更新、人数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2.3，比全国范围水平早了十年左右。东北地区移民后裔多，在传统生育文化传承方面相对南方较差。

在回应人大代表的建议时，国家卫健委表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当务之急”

2020年底，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目前，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原国家卫计委曾组织专家研究，预测出2016年至2019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量为1767万、2023万、2082万、1982万，其中出生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但官方公开的数据显示，只有2016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高峰1786万，2018年便出现明显回落，2019年出生人口仅为1465万人。

根据公安部数据，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出生人口共1003.5万人，而2019年这个数据为1179万人。已知2019年新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按此比例推算，2020年新出生人口大约为1246.9万人，相比2019年下降14.9%，提高生育水平已迫在眉睫。

社科院在今年年初发布的绿皮书中指出，中国人口在2029年达到峰值14.42亿，而2030年起将进入持续的负增长。而从以下这个数据更能反映出形势之严峻：2000年1月1日，上海新生儿数量为1148人，而2021年1月1日，仅为27人。

提高生育率并非只是东北地区的“当务之急”。

当代年轻人为何不愿生娃了？

从生育观念来看，“丁克”“单身贵族”不断出现。比起“人至中年，妻儿美满”，当下不少年轻人更喜欢“年纪轻轻，猫狗双全”；比起抚养儿女传承下一代，他们更渴望自己的生活能舒适安逸。各种娱乐方式的兴起，填补了年轻人的闲暇时间。相应地，类似于抖音、快手等快节奏的即时满足方式，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年轻人的观念，他们在面对生育孩子这种投入大量时间、大量精力才能得到回报的延迟满足，会产生一定的抗拒心理。

从生育成本来看，有声音指出，有些人不愿“生”，其实是担心“育”。 近年来房价、教育成本和医疗费用均快速攀升，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以及女性越来越重视职场所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等问题。因此，很多家庭虽然有生育意愿，但为了追求个人发展、生活质量，并降低养育压力，不得不选择减少生育。

从社会发展来看，目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均为发达国家，高于更替水平的则多为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更高要求、教育的普及、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等，这些改变都会导致生育率的降低。

解除“人口警报”不止于“放开生育”

当前优化生育政策的重点，并不仅仅是试验放开政策限制，更要在公共服务方面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从产检、生产到奶粉、月嫂……这些都是年轻父母的大开支。一些地区的教育资源矛盾甚至在幼儿园时就已显现，小学和中学表现得更加突出，学区房的价格成为不少家庭的重担。

完善托育服务体系。生孩子对于年轻父母来说，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是非常高的，为了照料新生儿，年轻妈妈们甚至可能会断送几年的职业生涯，完善的托育服务能够部分地帮助年轻父母从照顾孩子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建立更有利于生育的职场环境。在不少地方，生育成为职场女性的“减分项”，成为她们就业、发展、提升的障碍。而丈夫尽管按规定有陪产假却“落地难”，往往成为“纸面上的福利”。

因此，降低养育孩子的家庭成本，形成育儿友好型的社会环境，提高家庭生育意愿和养育子女的能力，才能化解“生育焦虑”，走出生育困局。

（大众网·海报新闻编辑 马婉莹 综合人民日报、中国之声、半月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