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搞慈善捐赠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秘密？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中欧商业评论（ID：ceibs-cbr），作者：孙行之，责编：施 杨，创业邦经授权发布。

关于富豪捐赠，知乎上曾有一条评论:“除非他们用直升机到贫困的地方撒钱，否则我绝不相信他们的捐赠”。这句话质疑了富豪们捐赠的动机——未必出于纯粹的善；也可能质疑了他们的做法——捐赠的过程有猫腻，比如政治献金、避税、诈捐、做广告等等。

的确，说单纯因为大爱驱动，而抛掷巨资，这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下，难以自圆其说。

不过，这句玩笑话，也意外点到了传统慈善和西方现代公益的重要区别。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源于人的善意。救济穷苦的人，这是一种点对点的，基于人情的行为。而现代公益呢,它的投入和输出基于社会共识，投入源源不断，去向多种多样，施予者与受助者之间隔着一部社会机器。旁观者看到的可能只是一系列数字，很难直观地感受到受助者获得的改善，更别提亲眼看到他们脸上感激的表情。

更关键的问题是，从17世纪初开始，欧美公益就已经与纯粹的善告别了。公益的出发点不再是宗教意义上的“慈善”（charity），也不是道德层面的良善，而是一项功利主义的主张，即“提高社会整体福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美公益更像是一项社会工程。它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堵了资本主义的漏，为的是让得这艘大船不至于沉没。

所以我们才看到，对西方现代公益贡献最大的，恰恰是在趋利这条路走到登峰造极地步的人：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以及比尔盖·茨等等。而使他们走上致富之道的，和为他们实践散财之道的，始终都是同一种东西——“科学”地用好每一分钱。

在谈论他们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1601年英国女王颁布的《济贫法》和《英格兰慈善用途法规》。《济贫法》是社会政策的发端，又被历史学家资中筠在《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中认作是欧美现代公益的先声， “捐赠从慈善性质发展到某种程度的社会性”。

换个角度说，原本“你穷”只是你自己的事，从那时开始，“你穷”就变成公家的事了。而因为英美两国的历史渊源，英国的做法对美国早期公益事业也是影响很深。

粗看，这是个促使富人向穷人捐钱的善举。法案规定，有产者必须交税，税收由教区统筹，用来安置同教区的赤贫者。

但结合具体做法，再联想一下穷人遭受了什么，就能知道，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故事。狄更斯的小说《雾都孤儿》就是以《济贫法》等一系列法案为背景的。主人公奥利弗在济贫院长大，一天的食物只有三顿粥，周末才有一片面包，后来又被送到棺材店当学徒，备受虐待。

这就是《济贫法》的做法，把“圈地运动”中失地的流浪者、赤贫者安置到济贫院或者劳教所，强制劳动。为了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教区监督员会把穷人家的孩子和父母隔离开，送去上学或当学徒。甚至，为了避免穷困人口“再生产”，在一些教区的济贫院，夫妻是不被允许见面的。《济贫法》更多是实现了对穷人的控制：穷人不会四处流浪闹事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被吸纳到新的工业体系，成了劳动力。

《雾都孤儿》2005

这种做法，以“济贫”自居，实质是“功利主义”的，与道德意义上的“善”相隔很远。“功利主义”强调“最大化社会总体福利”。但它可以引出一个危险的推论：牺牲小部分人的权利，赢得一个大群体的利益，这是合理的。就像那个经典的哲学故事，五个受困于洞穴的人，能不能为了活命，而吃掉其中一个？

美国的慈善理念，总体源于欧洲，但做法更为务实。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1835年访美考察时就得出观点：欧洲人整天把德性和牺牲挂在嘴上，只敢私下说德性是有用的，美国人却坦然承认这一点，相比较来说，后者反而比前者更高尚。

美国公益工程最重要的动力，同样是“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而不是直接救济穷人。成立最早塞奇基金会，总部大楼墙上镌刻的会徽格言，是一个粗看与慈善没有直接关联的句子，“真理使你自由”。基金会创立之初就明确规定有“三不捐”，居首的，就是“对个人或家庭的救济”。

从钱的去向看，“功利”目标体现地也很明显：从20世纪初到现在，美国富豪捐赠长久以来的共同点是，重视教育，尤其是对精英大学的投入。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芝加哥大学等等，一部部金光闪闪的校史，也是富豪的捐赠史。可显而易见，精英大学的席位，依然属于富豪本阶级的孩子。绝大部分寒门子弟与之无缘。

私人公益基金投入的第二大传统领域是医疗，其中当然也包括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援助，但更多资源投入于新药开发、科研推进等方面。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医疗尤其重视，北京协和医院就是他们的杰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也是。在医疗领域的捐赠更是盖茨基金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美国实业家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

此外，科技创新、环境保护、国际政治一向是美国私人公益基金投入的传统领域。尤其是前两个，在当前越来越被看重。

不论是教育、医疗、国际政治还是科技，这四方面都与国家利益，甚至全人类的福祉紧密相连。可以说，现代公益瞄准的目标，更多是为社会整体“做大蛋糕”，而不是传统慈善所做的“分蛋糕”。穷人当然也是受益者，但钱并不直接流入他们的口袋，而是通过涓滴效应流向他们。

但毕竟美国公益蓬勃的年代距离《济贫法》颁布已经过去300年，具体做法有了很大的改良。美国的私人公益基金从一开始就把切实帮助弱势群体纳入视野。到了当代，公益中的人道主义味道更是越来越浓，“平等”的观念被更频繁地提及。

有一点是不会变的，那就是确认个人主义和贫富不均的合理性。这是资本主义理念的根基，也是大亨们安享财富的根基。

一方面，要强调贫富差异天然合理；另一方面，大亨们又在倾力与弱者分享财富；用什么来协调两者的矛盾？

卡内基，钢铁行业的垄断者，也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公益奠基人。他的奠基之功，不仅是他以大半身家建立的基金会，还有他那篇《财富的福音》，几乎就是西方富豪捐赠的“纲领”。

这篇文章之所以能穿透时间，就是因为，它很好地弥合了贫富分化合理性与捐赠行为之间的裂缝，能为财富精英代言。

在发表于1889年的《财富的福音》里，卡内基提出了一个调和性的概念——“财富代理人”。

“财富代理人”的说法，其实暗含着卡内基对贫富分化合理性的辩解：首先，“适者生存”的法则，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因而分化是必经之路；其次，富人也是靠能力和勤奋致富，所以天经地义。总而言之，卡内基还是在这篇文章中劝导人们去适应并接受这一竞争法则。

但他也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均衡点：财富精英有能力在竞争社会中赢得财富，也应该是造福社会的第一责任人。“富人就只是他的穷兄弟的代理人,用他管理上的超人智慧、经验和能力来为他们服务。”

卡内基为普林斯顿大学捐了个湖，为让学生少打橄榄球多划船

同时代的洛克菲勒将“财富代理人”的概念向前推了一步。他提出的信条是：“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当好这个“代理人”了。卡内基写道：“现在百万富翁的罪恶不在于缺乏捐赠，而在于胡乱布施。”他还提到：富人要做的不是单纯的施舍，不劳而获会让人失去自强的意愿，懒汉会带坏社会风气；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授人以渔”，找到贫困问题的根源。

卡内基的主张里，也不难看到300年前英国《济贫法》残留的影子。比如，他提到要把那些毫无出息的懒汉放到教养机构隔离起来，以免带坏了勤劳上进的人。有这样想法的富豪不占少数。当时，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哲学家斯宾塞在美国大受富豪追捧。卡内基就在自传中盛赞其学问，与他结伴旅行，还自称是斯宾塞的信徒。

“提拔上进者”的想法主导了他的捐赠去向。他公益投入中的80%被用于文化教育。他捐赠的第一步也不是救济饥馑中的穷人，而是陆续造了2811座图书馆。用他自传中的话来说，“没有什么比图书馆更能够体现金钱的价值了”。

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图书馆

19世纪末，独立战争以后贫富差距迅速拉开的时候，也是富豪捐赠开始踊跃的阶段。推动他们做出捐赠决定的力量之中，未尝不包含对自身存亡的忧惧。

卡内基在公益上做出过太多了不起的功绩，以至于一个重要事实被掩盖了：在最初决定投身公益时，他正遭遇事关企业生死的考验。

当时的许多工厂，工人们薪资很低，终日劳作也只能勉强糊口。而且，工伤致死、致残的状况常常发生。罢工和抗议席卷全美。

工人们汹涌的怒火，被卡内基在自传中轻描淡写为“劳资关系”，是“做公司就会有的烦心事”。但事实上，他至少被此起彼伏的罢工困扰了10多年。当年，美国实力最强的钢铁行业工会就驻扎在卡内基下属的工厂。1902年，《财富的福音》发表3年后，他的工厂又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暴力的罢工运动——霍姆斯特德罢工。工人和政府官员都有伤亡。后来，在卡内基集团的要求下，州政府卫队出动8000士兵镇压工人，才保住了工厂。

霍姆斯特德罢工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境遇似乎更糟。下属工厂经历了来势汹汹的罢工，1901年，他又因政府的反垄断诉讼而被送上法庭。那段时间，丑化洛克菲勒的漫画经常出现在报纸上，全都是一些狡诈、冷酷、丑陋的形象。他后来痛苦地回忆：“我所赚到的所有财富都不能弥补我那段时期的焦虑”。

卡内基和洛克菲勒的处境，并不特殊。在全球动荡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迅速堆积的财富也把美国富豪架上了高空的钢丝绳，一边是席卷全国的罢工和农民抗议，另一边是欧洲蓄势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每走一步都是险象环生。

1905年，大受富人支持的麦金莱总统死于无政府主义者枪下。

罢工、抗议、刺杀总统，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伦·布林克利注意到，富豪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变化表现在可观察的外在，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史》中，他写道：“富豪开始不再追求华服豪宅，1910年起，第五大道上的很多高楼大厦被主人遗弃，有的被学校和政府接管，有的干脆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不显山露水的公寓楼，而且这些公寓楼也不再有浮华的装饰，简洁低调。”

空走钢丝的富豪找到了一根平衡杆，那就是捐赠。

他们的经历，在100年后产生了回响。2000年，在面临反垄断诉讼两年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宣布：他将在有生之年捐出所有个人财产。此后，他逐渐退出在微软的工作，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公益。

很难说这些投身公益的富豪没有造福社会的梦想。但在彼岸的崇高和此岸的自利之间，曾有一道深不可测的沟壑。他们跨了过去，才触及崇高。

赚钱和花钱，都需要“科学”。承认并且精确计算利益，正是整个公益系统的运转逻辑。

这种“科学”，首先体现在对捐赠领域的把握上。前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第一次向比尔·盖茨汇报时，感到非常紧张。这是因为，同事告诫她，一定要认真准备，因为盖茨看过所有材料，而且对数字极其敏感，对很多国家，比如埃塞尔比亚政局、尼日利亚北部冲突和阿富汗战乱等十分清楚，而且对资助领域的科研进展也了如指掌。

深入调查捐赠领域，这不是盖茨特有的做法，而是私人公益基金的传统。从成立最早的塞奇基金会开始，社会调查就是工作的重要一环。塞奇基金会专设统计部、课题研究部，开展田野调查，出版了大量社会调查报告。在成立后的几十年中，基金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或社会工作者。这样的例子，在之后的基金会发展史上不胜枚举，卡内基基金会的《弗莱克斯纳报告》、福特基金会的《盖瑟报告》等等，都是影响巨大。

“科学”地用钱，也体现在以专业的管理制度行事。更直接地说，就是照搬了企业管理制度。随着企业管理实践的更新，公益基金的管理方法也在与时俱进。

用人当然也需要“科学”。私人公益基金会不是富豪个人的爱好，或者发挥余热的地方，交给家属随便打理就好了。在美国，大型私人基金会的掌门人是当之无愧的社会精英。仅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有3位官高管曾担任过国务卿。所以，大基金会又有“影子内阁”之称。其他还有许多基金会管理者来自大学校长、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也不乏得过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入职盖茨基金会之前，李一诺是麦肯锡的全球董事合伙人。她刚到基金会时，也为其他员工的背景感到意外，他们中间一半人有创新相关的专业背景，而不是她想象中的“具有公益背景的员工”。

董事会的第一届董事常常包括捐赠者及其家属，但家族在董事会的影响一般只持续二、三代。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政府和民众的一个忧虑：富人已经手握金钱，通过捐赠，他们的权势会否贯穿所有方面，并把权势传递下去？

也因此，美国的公益基金会一直面临政府的严格监督。这种监督涉及税务、财务等等，但最为严密的监督往往针对政治，比如，参与总统及政府高官的选举、宣传，对特定社会思潮传播及其社会议题的研究等等。

可以说，《财富的福音》发表133年后，西方公益依然处于其大致理念的延长线上。

卡内基说，富人要成为“贫穷同胞的代理人”。

洛克菲勒说：“尽其所能获取，尽其所有给予。”

“竭尽全力，放手一搏”，2020年度公开信中，比尔·盖茨说，这是他与巴菲特的共同信念。

四位大亨的话，含义相近，程度递增。与此形成呼应的，美国捐赠规模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1987年、2008年及2009年之外，几乎每年都在增加。根据美国施惠基金会发布的《Giving USA 2021：2020年度美国慈善捐赠报告》，2020年，美国捐赠总额又创新高，达4714.4亿美元，比上一年提高5.1%，高于当年3.8%的通胀率。

另一方面，全球体系内的不平等也在加剧。近10年，没有一本学术书像《21世纪资本论》那样引起了如此广泛、强烈的反响。很难说，这份影响力不是因为，作者用了18世纪以来的各国数据，相对严谨地论证了一个众人感受强烈的事实——劳动回报率远远低于资本回报率，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

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压在普通人身上的石头，也会是高悬于巨富们头上的利剑。资本总是流向边际效益更高的领域。但什么是真正的效益？这取决于对政治、经济等因素的综合衡量。时移世易，不同时段，人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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