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防疫梗阻”已成紧迫任务｜新京报专栏

▲某地司机在智能化门禁系统上扫码进入。 图/新华社

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公布。意见明确，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能够开始吸引全世界的投资和人才，潜在的超级大市场起了重要作用。当下，要想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中谋求发展，抵御潜在的外部风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无疑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那么，疫情当前，如何摒弃疫情带来的梗阻更好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疫情背景下阻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因素又有哪些？搞清楚这些问题，就成了当前紧迫的任务。

应该说，市场是一种制度设计，其最重要的内容是交易，最重要的特征是流动性。缺乏流动性意味着交易不畅，也就意味着市场或惨淡、或萎缩。而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义，是要进一步疏通梗阻，进而提高流动性，让交易进行得愈加活跃。

那么，该如何疏通梗阻提高流动性？答案是：降低交易成本，尤其是制度摩擦带来的成本。这些制度性成本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冗余政策带来的附加成本，政策不相容带来的摩擦成本。

这从疫情背景下的物流状态就可以看到一些问题。面对多地疫情反复的状况，不少城市采取了相应防控措施以保证断绝病毒传播途径。这本无可厚非。但从实际操作来看，由于各地对疫情防控的认识不一致，采取的措施也各有参差。

有的地区初期行动比较“迟缓”，导致后期必须“猛烈纠偏”，有些地区则行动过于“超前”，仅因数例阳性感染者便“全域静止”。在此背景下，其实早在三月份，已陆续出现了全国物流和快递滞留的现象，但引起的重视程度都不太够。

到了四月，疫情导致的“封控”现象愈演愈烈，物资保障的短缺问题成为防疫期间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不少货运司机在高速上滞留、供应链断裂等问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这时，不仅现有的物流梗阻影响了保供，而且也在影响着物价、工业生产和外贸，并压抑了需求的提升。

这其实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从这场供应链危机中，人们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到什么是“市场化”，什么是“市场”。

市场经济，必然意味着人流、物流和资金流是一体化的，如果将人流或物流进行割据、隔离，资金流就会发生断裂，反之亦然，三者缺一不可、互为因果。这一点在疫情之下尤其重要，因此，疏通当前疫情所带来的梗阻，提高流动性，是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前提。

而本轮疫情下的“物流困境”之所以出现，其成因也未曾脱出前述原因，即冗余政策和不兼容政策带来的极高成本，带来流动性减弱甚至断档，同时将成本传导至全社会各个领域。

一方面，人们看到，面对疫情，不少地方不断在通行政策“层层加码”，而这些五花八门的通行要求大都属于冗余。冗余越多，成本越高。另一方面，各地不同的通行要求和通行证件不仅互不兼容，甚至一地之内的政策也存在“朝设夕废”的现象。

这显示出政出多门和政出无门的两面性，当一些货车司机在高速上待了一个多月无处可去时，摩擦成本已经显而易见地高出了太多。这份成本最终将传导到整个经济面上，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日前，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些情况，并拿出了一些解决办法积极应对。交通部率先表态要畅通物流，并建立全国统一的通行证制度，以畅通人流物流。而央行系统也发出“纾困”通告，以稳定资金流。

一系列针对性举措的出台，说明决策层对于当下的困难、问题非常关切，并且正在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但即便如此，仍要指出的是，诸如发放“全国统一通行证”的做法终究并非长久之计，只是特殊状况下的应急举措。

因此，如何更好地打通疫情下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梗阻，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比如，市场机制下，现有的各种大数据码、健康码是否可以更好地合并，破除疫情下“一地一码”“一地一策”的问题；再比如，是否可以统一并公开相应标准，用“负面清单”来代替“审批制”，如此，或许才可以真正“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全球正处于美联储决定加快加息和缩表步伐的前期，而世界经济分化恐将进一步加深，地区冲突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仍未可知。

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内外因各种因素所形成的压力将会传导到经济面上，进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刻不容缓、意义重大，尤其是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而关于“怎么做”的问题，当下的“物流困境”或给出了现实性启示。

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的专业性。当前，一些政策的出台缺乏专业性支持，因而也缺乏系统性。物流就是很好的例证，其仓库、分发、路线、人员等分布、分拣、分发都有很强的专业性。如若决策者不了解其中关键所在，则容易陷入卡住流动性而不自知的尴尬境地。

如果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则必须对全国市场有充分的了解，对本产业的全貌有专业的分析能力。如此一来，其“统一”政策才不会流于纸面，或者只是又增加冗余。

其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需加强地方和各部门的担当意识。目前，一些政策之所以既冗余又不兼容，实则是一种“惰政”的表现。诸如“一关了之”“一封了之”的地方政策，看上去是负责任，其实是为了推卸责任，将所有责任和成本都推给下一级单位和社会面个人。

在这种状态下，导致“收缩性政策”出现，进而导致社会和市场的流动性严重萎缩，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需要有担当，而不能把成本都转嫁给社会。

再者，需建立明确、合理的奖惩机制。奖惩机制必须更加具有针对性，比如，当下许多政策公告里的“不允许”都不附有惩罚操作，因而在事实层面效用并不大，这样的现象在对物流的“层层加码”中显而易见。

因此，必须把政策的相关奖惩机制落到实处，也必须奖励和宽容那些有担当精神的管理者，这才能更好地破除防疫带来的梗阻，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铺路。

最后，市场化需要法治化保驾护航。我们建立市场化机制几十年时间里，市场化的每一步建设都在不断攻坚克难。今日中国有这样规模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庞大需求，成为一个流动性极强的巨大市场，原因就在于破除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藩篱。但时至今日到，有些藩篱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防疫的语境下，这些藩篱更为凸显。

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把这些平时看不到的藩篱也趁此时机去掉，并建立法治化的预防机制，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预防这些藩篱借疫情死灰复燃，把市场的制度性成本降到最低，从而疏通疫情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梗阻，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

撰稿 / 万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编辑 / 马小龙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