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编译 袁 野
罗诉韦德案被推翻至今，堕胎已在美国13个州被禁止，在十几个州受到限制。一些州仍在进行激烈的法律战。人们可能看到某个州今天禁止堕胎，第二天解禁，两周后再次禁止堕胎。
身处巨大的漩涡，美国的医生们深感无力和沮丧。他们害怕触犯不断变化的法律，有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患者身处险境，却无法施以援手。一些医生决定离开收紧政策的州，甚至彻底离开医疗行业。
“我们毁了这些家庭”
48岁的妇科大夫阿里扎·沙姆希拉兹在得克萨斯州结婚生子，过着平静的生活。得州通过了堕胎禁令后，他的工作开始变得一团糟。
一对夫妇向沙姆希拉兹求救。迫于禁令，他不得不将他们拒之门外。
这名怀孕21周的妻子所怀的同卵双胞胎共用一个胎盘，其中一个胎儿几乎确定活不下来，如果不加以干预，另一个可能被连累。沙姆希拉兹想切断流向不健康胎儿的供血，从而挽救另一个，但在得州，他不能这样做。
“这对夫妇在我的办公室里哭泣。”沙姆希拉兹对英国《卫报》说。
“他们要赶到美国东海岸或西海岸，才能找到可以帮助他们的医生，而且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做到这一点。”他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认为，99%的人做不到。”
沙姆希拉兹不知道这对夫妇后来的经历，这件事在他脑海里萦绕不去。搬到允许堕胎的波士顿后，他松了口气，但仍然担心得州的居民。
“如果你不能做终止妊娠手术，这些孩子出生后，谁来抚养？谁来支付他们所需的医疗费用？没人。我们毁了这些家庭。”他说。
摇摆不定的法律“是种侮辱”
43岁的凯瑟琳·罗曼诺斯曾在俄亥俄州代顿行医，每天要做40台到50台堕胎手术。俄亥俄州在6月通过了堕胎禁令，如今她一天都见不到几个病人。
“对咨询电话接线员来说，情况最糟糕。他们每周要接几百个电话，人们都想知道该去哪里求助。”罗曼诺斯告诉《卫报》。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俄亥俄州的堕胎禁令后来被州法院推翻，在邻近的印第安纳州也是如此。但罗曼诺斯并不乐观。11月，邻近的密歇根州将决定是否禁止堕胎。
“当法官的命令半个月一变的时候，你很难规划自己的生活。”罗曼诺斯抱怨，摇摆不定的法律给人们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影响。9月底，罗曼诺斯帮助一名从印第安纳州赶来的女性，她在印第安纳州堕胎禁令正式生效的那天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开车赶到俄亥俄州预约了堕胎手术，然后按照规定返回印第安纳州度过强制的24小时等待期，而后再来俄亥俄州堕胎。这时，印第安纳州的堕胎禁令被暂时解除了。
“这对她来说是种侮辱。”罗曼诺斯说。
一些医生被迫改行
泽维达·维克里选择行医纯属意外。20世纪90年代，她在西雅图一家堕胎诊所当医疗助理，接待的第一名病人是从阿拉斯加某村庄独自赶来求助的女孩。那一刻，维克里决定成为一名医生。接下来是漫长的学习，最终，她成为流产和避孕方面的专家。2020年，她在俄亥俄州安顿下来。
当维克里看到媒体披露的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草案，她意识到，美国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利将很快消失。维克里知道，堕胎禁令很快就会在俄亥俄州实施，因为该州在堕胎方面本就保守。
如今，维克里正在接受培训，希望将来成为戒毒专业人士。离开热爱的工作是个“漫长的哀悼过程”，有时，她会在回家路上突然哭出来。
维克里不敢去想，她的患者们会遭遇什么。
“这里的医生本来就不够。”她告诉《纽约时报》，“人们已经不想在红州（支持共和党的保守州）继续行医了。民众失去的不只是堕胎护理专家。这是个连锁反应。”
“我已经成了同谋”
莱拉·扎赫迪·斯彭在各州之间辗转。从佐治亚州到密苏里州，一个地方的堕胎禁令生效，她就离开。去年，她搬到了田纳西州，该州最近下令全面禁止堕胎。斯彭忍无可忍了。
她说，自己已经筋疲力尽，受够了把每个来找她堕胎的患者送出门去，然后自责许久，担心自己把她们推入险境。她曾不得不安排一名孕妇在健康恶化的情况下乘车5个小时，那名女性终于越过州境就医时，肾脏已经出现了衰竭。
“在这个让我伤害别人的制度里，我已经成了同谋。”斯彭对《卫报》说。堕胎限制最严格的州，也是孕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州。
最近，她决定搬到科罗拉多州。“我有负罪感，因为我离开了这里，离开了我关心的病人。”斯彭说，同时，她也有一丝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在科罗拉多州，“我不会再被置于显微镜下审视，不会有人向警察告发我，警察不会突然出现在我家，因为我的工作而逮捕我。”
44岁的安妮·班菲尔德今年4月离开了西弗吉尼亚州。她搬走后不久，该州开始实施堕胎禁令。她担心，孕妇们可能因为害怕而不去医院做检查，最终死于本可避免的宫外孕或大出血。
“如果你担心急诊部门因为你流产而调查你，或者把你的信息交给警察，你就会推迟治疗。这种情况让我害怕。”她告诉《纽约时报》。
班菲尔德还担心自己的两个侄女。“我不希望她们陷入别无选择的境地。”她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