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义伟内阁启航不足两个月,日本社会就出现了前首相安倍明年可能再次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希望安倍复出“梅开三度”等一些声音。对于安倍是否可能复出,暂且还难预料。单就这种舆论而言,它释放了日本社会怎样一种思潮,折射了政界怎样一种生态,又释放了岛国怎样一种危机意识,我们倒是可以做下分析。这背后,是日本政治越来越被保守主义绑架,政治生态日益走向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
一是日本社会整体向中道偏右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相互链接的方向演化。战后迄今,日本经历了“和平民主主义”“中道保守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不同社会思潮。进入新世纪以来,日本的“和平民主”制衡力量日益式微,曾几何时在国会拥有200多个席位的社民党竟然走到很快就只有党首一名议员,下届选举一旦落选该党将在国会“消失”的程度,足见“和平民主主义”在日本逐渐失去生存空间。
保守主义不仅逐渐暴露偏右本质,近年又与民族主义相互链接,导致日本社会思潮总体进一步向右转。打着国家利益、民族尊严、修宪等旗号的政治人物受到追捧,安倍执政近八年既是这种思潮的受益者,也是这种走向新的制造者及推动者,安倍也逐渐成为日本新保守主义及新民族主义的政治符号之一。呼唤安倍再次竞选首相看似是对安倍个人能力的肯定乃至领导力的认同,实质是对日本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深度结合的认同。
二是日本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政治生态圈出现患得患失的焦虑以及目标迷失。纵观当下日本政党政治现状,不管脱胎于植根意识形态历史的两大政党集团,还是依附于近年自民党一极做大做强的格局,或是联合新兴的地方崛起力量,所谓的“内忧外患”都催生日本政党政治加速走向分化重组、甚至出现逐渐脱离谱系的理念变异,政治生态圈也因此出现呼唤强势领袖、渴望重塑国家的焦虑。
组党理念的日益多元化、地方政党倾力瞄准国政、无党派选民影响政局能力扩大的走势,也让即使“强者恒强”的老牌政党自民党心生忌惮,在推进“正常国家”、政治大国、修宪目标、军事解禁、先发制人等政策与战略选择上,不得不经常陷入患得患失的焦虑以及与既定目标若即若离的迷失。这也反衬出安倍任内倡导和推进“塑造日本国家形象与地位、利益与尊严”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及危机导向具有何等吸睛价值。呼唤安倍复出的声音,恰恰说明日本政坛患得患失的严重与能人稀缺的现实。
三是日本岛国危机感日益由物理属性向地缘及外交的软性属性转变。日本人以危机意识浓厚著称,日本国家也将危机时刻挂在嘴边,但战后70多年的演变,日本人的危机感已逐渐脱离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匮乏、自然灾害多、人均占有资源少等偏“物理性”一面,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光环下,物理属性的危机感在逐渐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对国土纵深小、地缘辐射弱、周边强国增多的地缘担心。
这种“危机感”一旦贴上诸如国家安全与民族大义的标签,浸染上更多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色彩,也就促成了不少日本人的恐惧感,将来自周边国家的正常发展和崛起看作有形和无形的“威胁”也就顺理成章。安倍执政八年将这种基因灌输给了日本民众,也将这种后遗症留给了菅义伟,使日本的“危机感”在疫情走势下重新定位与重置。
日本社会思潮越来越上演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联袂剧”,岛国民众的危机感升级至软性的2.0版,不仅给日本推进战后新的政治和外交“总决算”提供了保守的舆论氛围和主导民意的空间,也给日本政治“新生代”们施展抱负创造了现实舞台。但他们走到聚光灯下的时机不取决于他们自身,而是日本的政治生态。日本政治生态圈蔓延着患得患失的焦虑症,既抑制了“新生代”们的上升速度,也阻碍了新生代的群体性崛起,这反过来又加重了政治走势的异化。71岁的菅义伟接过接力棒,66岁的安倍被人千呼万唤期待着,都是这种政治生态的表现。(作者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