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塞勒姆女性为什么是历史上猎巫运动的主要猎杀对象

普利策奖得主斯泰西·希夫（Stacy Schiff）在其非虚构作品《猎巫：塞勒姆1692》（The Witches: Salem, 1692）中，将目光投向十七世纪末的新英格兰，以生动笔触记叙了1692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塞勒姆巫术审判事件的始末。和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在欧洲多国迎来血腥高潮的猎巫运动一样，塞勒姆事件的受害者也以女性居多。尽管在一些细节上存在差异，女性在事件内外所承受的普遍而荒谬的恶意却是一以贯之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猎巫运动中的女性时，我们通常想到的是身处被告席的“女巫”们。希夫则在这起历时九个月的悲剧事件中关注到了更加多样化的女性角色及其境遇。女性既是审巫案受害者的主体，又是发起指控的主体：事件由一些年轻女孩对社区中的其他成员发起指控开始，最终导致19人被判处绞刑，其中14人为女性。看似对立的身份实则由共同的线索牵系起来，为读者呈现了十七世纪末北美殖民地清教社区中女性的生活样态。

普利策奖得主斯泰西·希夫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首先从欧洲出发，简要回顾女性如何成为猎巫运动的主要“猎杀”对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将重返塞勒姆，聚焦于这里的“女巫”，以及反复遭受“巫术”折磨的女孩子们。毕竟，这一切都让人疑惑，如果所谓“巫术”归根结底只是足以容纳种种恐惧、怨怼、欲望或嫌恶的巨大空壳，那么何来言之凿凿的指控与罪状？女孩们的生理病症又从何而来？此外，在男性话语的绝对支配下，女性作为事件的核心参与者与牵连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让历史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01 欲加之罪

希夫在《猎巫》一书中开门见山写道：“占据绝对数量的被告女性中迸发出令人不安的女性力量，塞勒姆的故事包含了对这种力量不言而喻的敬意。”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就结合中世纪、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的相关文献，在其著作《女巫》中表达了对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女性力量的称颂。

米什莱认为，巫术是一种对抗封建制度与罗马教会压迫的工具，为宗教伦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压迫与不公提供了出口，而女巫无疑是反叛者的代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巫们是平民大众仅有的医师，在实践中掌握非凡的医学常识，更是广大女性的忠诚盟友，倾听她们难以启齿的秘密，为她们医治“出于害羞与自贬的踌躇”而耻于求助男医的病痛。

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与其1862年的著作《撒旦崇拜与巫术》（Satanism and Witchcraft）封面

米什莱意在赞美女性“治愈和安慰”的使命，认为敏锐、温柔的天性使她们成为了科学的盟友。而正是这些被十九世纪历史学者着重刻画的品质与才能，在她们所生活的时代却遭到怀疑和贬斥，甚至将她们引向非人酷刑。当然，“女巫”的标签在当时是极其“普适”的，审判也残酷到了愚蠢的地步，“巫术”可以被用以对付任何人。

以色列学者苏拉密斯·萨哈（Shulamith Shahar）在《第四等级：欧洲中世纪妇女史》（The Fourth Estate: A History of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中指出，妇女远离社会统治中心，却还是在紧张和冲突的氛围中频频遭到指控，这或许与父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杂糅着欲望的恐惧和憎恨有关；基督教文本也认为妇女天生是低能的造物，是原罪之母，是与不祥之事相伴的永恒诱惑者。

以色列学者苏拉密斯·萨哈与《第四等级》封面

秉承宗教神学中由来已久的厌女传统，将猎巫矛头指向女性的还有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克雷默（Heinrich Kramer）与斯普伦格（Jacob Sprenger）于1486年写就的“权威猎巫指南”《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此书既是一本集理论阐述、鉴巫方法与审判程序于一身的实用手册，同时强化了教会文本中形成的特定女性形象：女性的欲望与轻信使她们更容易被邪恶力量摆布，从而更易参与巫术活动。

另外，“原罪”学说几乎否定了无辜者的存在，因为他/她即使不犯罪，也终究要因原罪而死。米什莱由此概括了审巫案件中常见的死循环：“法官始终自认判决公正，受审者肯定有罪，若开口辩白就罪加一等；司法不需要绞尽脑汁、累得汗涔涔来分辨是非。面对任何案件，一开始即有定论。”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塞勒姆。

“权威猎巫指南”《女巫之槌》中的图片

02 自证其罪

“巫术制造了一个恶性循环，针对巫术的指控亦催生了女巫般的行为。” 希夫在《猎巫》中如此描绘塞勒姆事件中因果难辨的局面。关于巫术的指认和供述充满了错误归因与常识谬误，人们坚定地相信着夜间飞行、动物化身、撒旦集会，梦境与幻觉成了驳不倒的现实证据。而在指控扩大化的混乱之中尤其令人费解的是，被指控的“女巫”为什么会对莫须有的罪行供认不讳，又是如何捏造出种种生动细节的？

“女巫”之所以招供，或是因为不堪忍受质问之苦，或是为了换取从轻处罚的机会。除此之外，另外两种情形更加耐人寻味：

对一些人来说，“忏悔”是得救的必经之路。“从女性口中提取供词更加容易，因为女性更不确定自己的价值，但更相信治安官的价值”；“女人们为自己恶劣的本性而感到悲痛，连早年的失当行为也被一股脑地翻出来：自杀未遂、偷窃、酗酒、流产、通奸。”

对另一些人来说，她们虽未坚定地选择忏悔，却也在被质问时感受到无助和怀疑。比如其中一位被告就陷入了一系列混乱的思索：“之所以无法招供，到底因为她是无辜的，还是因为恶魔逼迫她保持沉默？”“有没有可能，她无意中和他签订了契约？”

60岁的Bridget Bishop是塞勒姆猎巫审判中第一个被处死的女性

塞勒姆女性的虔诚特质在此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把信仰看得格外私人化，而且比男性更倾向于反思，对自身的罪孽深信不疑：“男人指责自身的罪恶，因为它们腐蚀了灵魂；女人则怪罪于灵魂，即她们自己。”

此外，作者发现，十七世纪新英格兰人的思想具有某种普遍性，即热衷逻辑和因果，但其思维时常介于学识与迷信之间，尤其是缺乏医学与生理学知识——“在令人焦虑的黑暗中，宗教有时似乎是在理性和迷信之间的折中。”这些虔诚笃定而注重因果的女性正符合这种思维特征，将宗教伦理吸收内化，时刻以之审查自我、凭偶然之事判断凶吉，将教义文本与生活日常紧密结合，却又极可能由于不解其意而盲目联想赋义。在供认过程中坚定也好，摇移也罢，她们都始终被困在那个狭小的框架内，即便处在被迫害者的位置，却无意识或不得已地为压迫方开脱，将一切荒谬合理化，甚至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确实有罪。

而在众多“女巫”所供认的罪行细节中，同样可见正统教义与迷信符号在女性心中的混杂。她们条件反射式地将自己的际遇、情绪，乃至病痛与那些人为构造的既定概念绑定起来。有一个例子让人印象颇深：猎巫运动接近尾声时，囚犯再度受审，一位55岁的女人说她曾将12年前刚生完最后一个孩子时体弱忧郁的日子选作“恶魔洗礼”的日期。由于在普遍流传的“巫术知识”中，魔鬼诱惑常与意志薄弱等因素有关，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女性在那次生育后曾经身处怎样一种痛苦难捱的境况，才会时隔多年仍然回想起那个时候，将它选作“恶魔洗礼”的日子。又及，如果没有重审，她或许根本没有机会讲出这背后的关联，只能将那段伴随着真切的脆弱和痛楚，却在潜意识里和罪恶扯上了关系的灰暗记忆长埋于心。

塞勒姆事件中的“女巫”审判

科学常识的缺乏、逼仄与黑暗的环境激发了想象力，但哪怕是这份想象力也受到束缚与指引。于是我们看到，本应相对熟悉女性生理的接生婆在检查嫌疑人身体时，可以将任何隆起、变色之处当作“女巫的乳头”，甚至将女性下体的赘疣、乳房饱满程度在一天中的变化视作巫术的证据；而那些被逼供的人，情急之下讲出自己那罪行累累的撒旦故事，却也谈不上“凭空捏造”，只是将偶然浮现在脑海的对象随机揉进了那块在混乱中发酵着的污浊苦涩的巫术面团。

03 欲谁归罪

和许多回顾猎巫历史的学术著作相比，这本非虚构作品有一个明显的优势：斯泰西·希夫在讲述过程中会不时隐藏学者身份，将叙事切换到相对具体可感的内部视角。如此一来，我们不仅接近了被指控的女性，还得以直面那些同为女性的指控者，从而思考她们控诉的动机。作者曾说，很想知道那些被“施咒”的女孩子在事发时究竟在想些什么，可惜女孩们并不写日记（或是没有留存至今），许多一手资料也早已无迹可寻。但她的努力并未落空。

希夫对女孩们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症状进行了详细刻画：她们感受到来由不明的疼痛，时而嚎叫、颤抖、胡言乱语，还会疯狂摆动双手，飞扑狂奔……今天，我们不会再像十七世纪的塞勒姆村民那样，将女孩们离奇的表现归因于巫术，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转换性障碍，即身体的病感是情绪状态的忠实展现。女孩们的指控无疑给众多无辜的人带来灾难，但在谴责她们之前，我们仍需要了解：指控背后的歇斯底里源自何处？是什么让她们如此痛苦？

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女性有这样一种理想形象：“她应该谦虚、虔诚、勤勉，且不知疲倦。她说话时既不唐突也不啰嗦。她每天会读两次《圣经》。她父亲是她的君主和法官，有绝对的权威。她对父亲言听计从，在二十多岁后对新婚丈夫同样如此。”塞勒姆的家长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养育家中的女孩。她们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灵魂被密切监督和日常审查”，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却又偏偏天生感情充沛、敏感细腻。

试想，如果女孩们身处更加健康包容的成长环境，她们或许不需要让身体替自己诉说心声。牢笼般的日常生活与充满昏暗住宅的焦虑氛围可能使她们渴望逃脱与释放，希求获得更多自由与爱护。而当一个出现受折磨症状的孩子得到更多关照，这病症也就因周围孩子的艳羡而获得了传染性。教育与信仰让她们相信病症的来由，相信对幻觉的解释，而法庭上聚光灯般的持久关注，则鼓励她们将这伴随着抽搐的精神快感延续下去。

塞勒姆的女孩们受到严格的宗教教育，“灵魂被密切监督和日常审查”

讽刺的是，女孩们从牢笼中逃离的尝试将她们从常年压抑的失语状态带到众人瞩目的话语中心，但为了维系这场游戏，她们只能不断输出从成人世界中吸纳的东西，或是被成年人利用，道出他人的一己私欲。在很大程度上，“成人世界”被由男性话语构建的宗教与政治权威主导，“女性声音”刚一发出，旋即消解。

无论如何，这种十足天真却又能使人充分共情的“出逃”尝试，很快就落入了一张全然不受女孩们掌控的大网。当她们发觉自己的抽搐与指认可以将活生生的人送往绞架时，不管她们内心是惊骇振奋还是悔恨不已，染血的齿轮都已经被更庞大的马达带动，停不下来了。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熟悉而让人厌恶：极端的正确变成极端的错误，对权力的依附伪装成信仰，天主与恶魔的面貌逐渐合而为一。

回看欧洲，巫术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逐渐衰落。而在十八、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者重新从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又使巫术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恢复了部分光彩，而魔鬼契约、撒旦舞会等母题亦在后世被普遍采用，在与其他情节元素的结合中获得新意，同时又反过来参与我们对历史事件的重新审视。此外，女巫形象也逐渐挣脱宗教历史上与侮辱、杀戮相联系的语境，衍生出更加多元的含义，甚至成为某种宣言和呼告的化身。它像其他许多文化符号一样，不断被赋予新意，但始终以映出人性为使命，如同一面镜子。

进入流行文化领域的女巫形象含义更加多元

《猎巫》为我们勾勒出了十七世纪末北美清教徒社区女性命运的局部样貌。图景是悲观的，出逃是无力的，反抗没有出路，顺从者又像是唯唯诺诺的帮凶。恐惧和焦虑放大了顽固与恶意，一切荒谬如儿戏，残忍却真实存在。

此外，我们还看到当下历史书写中重现女性经验的艰难，复原女性声音的尝试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几乎是无米之炊。她们是猎巫运动的直接牵连者，亦是最主要的受害者，却只能在残缺不全、扑朔迷离的男性话语记录背后存在。正如苏珊·弗里德曼在《图绘》一书中所言，尽管女性一直有着自己的历史，但只有在近些年，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女性才开始“以一种系统、持续和累积的方式”叙述其历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生活在主流历史话语中遭到了系统的擦除或轻视”，而唯当女性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历史构建之中时，女性亲历的故事和作为讲述者的女性本身才不会被曲解、被掩藏、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