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继河北、陕西、湖南、福建之后，山东省统计局也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在山东16个地级市中，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市有2个：青岛和临沂。这意味着，青岛成为又一座晋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稍早前的5月19日，湖南省统计局公布七普数据，长沙人口突破了千万，达到1004.8万人。
而据广东省统计局15日发布的七普数据，东莞人口也迈上千万级台阶，达到1046.6万。
随着青岛、长沙、东莞人口突破千万，此前河南南阳退出千万级人口城市，除了成都、武汉、哈尔滨三城还未披露七普数据外，结合2019年末各地的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8座城市人口达到千万级。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新晋”千万级人口城市长沙过去十年的人口增量300.4万，是湖南省人口增量的4倍多。同时，湖南省内共有8个城市人口在减少，减少规模都在50万左右。
而据5月18日安徽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该省省会城市合肥人口数达到了937万人，不仅一举超过曾经的“省内一哥”阜阳，甚至力压南京，人口总量跃居长三角各城市第六。5月13日浙江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杭州以1193.6万人高居浙江第一，反超2010年省内人口第一大城市——温州。
此外，陕西省统计局也于5月19日公布了七普数据。西安作为陕西人口第一大市，人口总量达1295.29万人，其相比于2010年的人口增量仅排在深圳、广州之后，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人口总量超越苏州、杭州，居全国第八。
由于强省会城市的逆袭，中国千万级人口城市格局正在迎来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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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省会城市全面逆袭
截至目前，已经有广东、浙江、河南、重庆、云南、上海、北京、江苏、安徽、广西、海南、湖南、河北、陕西、福建和山东16个省市陆续公布了七普数据。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结合2019年各地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共有18座城市人口数量达到一千万以上，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天津、西安、苏州、郑州、杭州、武汉、哈尔滨、临沂、东莞、石家庄、长沙、青岛。这其中，有广州、成都、西安、郑州、杭州、武汉、哈尔滨、石家庄、长沙等9座城市属于省会城市。
5月13日，全国人口增量第二的浙江，公布了七普数据。
根据数据，与2010年相比，浙江10年间人口增长1014万人，远远地甩开了其他省份。其中，从人口总量来看，杭州以1193.6万人高居第一，而2010年的省内人口第一城市——温州，则以957万人退居第二。
这充分说明了杭州的吸引力。
与2010年相比，杭州10年间增长323.56万人，不仅高居浙江各城市人口增量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于长三角其他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杭州的人口增长，与近些年的“抢人大战”不无关系。优秀的产业环境、营商环境、居住环境，尤其是杭州，已是不少互联网行业人才的第一选择。七普数据显示，浙江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达到2555.74万人，其中省外流入的就有1618.64万人，占总人口25%，外来人口已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另一个省会城市的反超，是郑州。
紧随浙江，河南省统计局5月14日公布了七普数据。数据显示，传统人口大省河南，目前全省常住人口共9936.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7.04%，位居全国第三，低于广东和山东。
和杭州类似，2010年时还排在省内第二的郑州，一举反超。
10年之前，南阳以1026万人口，排在河南省内第一。10年之后，郑州总人口跃升至1260万，且增量达到近400万，这一增量就目前来看，在全国仅次于深圳、广州和西安，高于已经公布数据的杭州、重庆。
郑州之所以能在10年之间实现“逆袭”，得益于河南举全省之力支持强省会战略的实施。近年来，郑州的发展成果也有目共睹，到2020年，郑州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2万亿，排在全国16位，紧追青岛、无锡、长沙。
同样的剧情，也出现在举安徽全省之力谋发展的强省会合肥身上。
5月18日，安徽省统计局发布了七普数据。和浙江、河南一样，2010年的安徽第一人口大市是阜阳。而合肥当时只有570.2万人，比阜阳少90万人。而到了2020年，合肥以936.98万的常住人口一跃超过了阜阳，而且一下多了100多万，成为安徽人口最多的城市。
合肥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安徽省内的城市格局，更为关键的是，合肥常住人口甚至历史性地超过长三角的老牌城市南京。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5月13日公布的数据，南京最新的常住人口数据是931.5万人，比合肥少了5.4万人。
事实上，多年以来，江苏省会南京在大型城市扎堆的苏南地区存在感不足，只能向苏北和安徽释放影响力，其提出的“南京都市圈”更是地跨苏皖两省，包含了安徽的淮安、马鞍山、滁州、宣城等地。
作为引领长三角江淮片区发展的“双子星城市”，一个是新兴城市，一个是传统老牌城市，即使扣除合肥分了巢湖部分地区的人口，原来南京人口也是远多于合肥的，且对安徽城市的吸引力也是远大于合肥。
但是如今人口被反超，这充分反映了合肥的发展。
根据目前公布的数据，相比于2010年，合肥在长三角各城市人口总量的排名上升为第六名，而10年间的人口增量仅次于杭州和苏州，位列长三角各城市第三。
到了5月19日，中西部省会城市长沙、西安公布的人口数字再次刷新纪录。
根据陕西省统计局发布的消息，西安市作为陕西人口第一大市，人口总量达1295.29万人，比2010年增加448.51万人，增长52.97%，占全省人口比重为32.77%。
按照目前的数据，西安相比于2010年的人口增量仅次于深圳、广州，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人口总量超越苏州、杭州，居全国第八。
同时，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是的数据，长沙人口终于突破了千万，达到了1004.8万人，过去十年增长了300.4万。
300.4万的增量，意味着过去十年长沙平均每年增长30万人。在已经公布数据的城市中，长沙力压佛山、苏州、东莞、南宁、昆明、合肥、宁波和南京等城市的增量。
而随着此前河南南阳退出千万人口城市，以及青岛、东莞和长沙的加入，之前全国16座千万人口城市，如今将变成18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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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背后的万亿GDP城市扩容
强省会城市人口增量逆袭的背后，是强省会城市经济总量的快速崛起。
据红星资本局统计，在全国地级市以上城市50强中，2020年GDP超万亿的城市共有23个，包括了4大直辖市、11个省会城市、3个计划单列市、5个普通地级市。其中的11座省会城市依次为：广州、成都、杭州、武汉、南京、长沙、郑州、济南、合肥、西安、福州。
从进程看，全国万亿城市队伍的更新速度，在不断加快。而强省会城市，扮演了重要角色。
2006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296.97亿元，是中国内地第一个GDP突破万亿元的城市。2008年，北京GDP破万亿。两年后，第一个省会城市广州的GDP超过万亿。2014年，湖北省会城市武汉、四川省会城市成都携手跻身“万亿俱乐部”。之后，浙江省会杭州、江苏省会南京、湖南省会长沙的GDP也依次在2015年、2016年和2017年过万亿。
2011年，郑州引入富士康，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转折点。随后华为、中兴、OPPO、魅族等厂商落户郑州，形成产业集群，郑州高新技术产业随之大幅增长，电子信息产业也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之一。到了2018年，郑州市外贸出口额和进口额已经发展到了全省总额的70％以上，位居中部6省省会城市的第一位。
也就在这一年，郑州也如愿携手宁波，成为万亿城市俱乐部的新成员。
去年，济南、合肥、福州、西安四座省会城市也一起迈入了万亿GDP城市的行列。
尤其是强省会典型城市合肥。
最近几年，合肥堪称网红城市。由于善于投资科技企业，比如京东方、长鑫半导体和蔚来汽车等，合肥更是被赋予了“最牛风投城市”的称号。
实际上，合肥的崛起，除了举全省之力的强省会战略，离不开其在科技产业上的长期耕耘。
早在2006年，合肥确定“工业立市”战略，并喊出“精力向工业集中，资源向工业汇集，政策向工业倾斜”的口号。
为实现这一目标，2007年，合肥拿出全市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赌面板，投资京东方，最后实现产业升级。2011年，拿出100多亿赌半导体，投了长鑫/兆易创新，上市浮赢超1000亿。2019年，拿出100亿赌蔚来等新能源，蔚来的股价差不多翻了10倍。
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合肥一路开挂，成为全国经济增速最快的城市之一，经济总量也一路先后超越包括太原、南昌、昆明、石家庄、长春、福州、哈尔滨和西安等8个省会城市。
2017年1月，合肥在上海张江之后，成为了全国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城市。到了2018年，合肥全部工业实现增加值达到2800亿，家电、装备制造、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汽车以及零部件等4个产业的产值更是陆续突破千亿大关。
可以说，作为省会城市，合肥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安徽举全员之力的支持。同时，合肥这些年确实押中了不少好项目，当地政府投资了京东方等具有前瞻性、潜力巨大的战略性新兴企业，发展起了四个特别能打的主导产业。
而另一个“网红”城市，新晋千万级人口城市长沙，则靠的是发达的经济和低房价。
长沙的房价在中西部省会，甚至在全国，都是一个“洼地”。
在全国大中城市中，长沙经济总量排名第14位，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第11位，但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却排在第64位。
过去十几年，长沙房价涨幅长期在省会城市中“吊车尾”。十年前，长沙住房均价只有6300元/平方米；到2020年，长沙住房均价也仅为1万元左右。
人口大幅增长的另一省会城市西安，其吸引人口的“法宝”也是经济。
数据显示，2020年西安市生产总值10020.39亿元，比上年增长5.2%，增速高于全国2.9个百分点、全省3.0个百分点。其中，2020年，西安第二产业增加值3328.27亿元，增长7.4%，固定资产投同比增长12.8%。
在16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中，地处西北的西安，虽然深居内陆，地理位置并不占优势，但当前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西安背后的大西北，成为具备相当纵深的战略回旋空间。
3
部分三四线城市陷入“负增长”
不过，在人口加速流向强省会等一二线城市的同时，部分城市却陷入了人口负增长。
陕西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与2010年六普相比，陕西11个地市中共有渭南、咸阳、宝鸡、汉中、安康、商洛、铜川7市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尤其是与西安相邻的咸阳市，10年人口减少了93.82万；而关中地区除西安外的四市合计减少了206.33万人，陕南三市安康、商洛、汉中也缩减了64.17万。
这一现象并不是陕西特有。从已经公布的省市数据来看，中心城市特别是强省会城市人口大增，三四线城市人口大减，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
根据湖南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省会城市长沙人口大增的同时，湖南共有衡阳、邵阳、常德、岳阳、怀化、益阳、湘潭、湘西8个城市人口在减少。而且，衡阳、邵阳、岳阳、益阳，四个带“阳”的城市，过去十年人口大量减少，减少规模都在50万左右。
如果与2019年数据对比，还会发现更惊人的一幕。2020年数据与2019年数据对比，整个湖南除了长沙大增外，其余城市全部减少。
无独有偶，河南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与2010年六普相比，在省会城市跃居人口第一大城市之时，河南共有鹤壁、焦作、漯河、三门峡、驻马店、南阳6个城市的人口出现负增长。
尤其是南阳，其人口常年呈流出状态，10年流失55万人，排在最后一位。而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南阳常住人口跌破1000万，从而成为首个因负增长而退出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安徽。
按照安徽省统计局的数据，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安徽16个市中，有6个市常住人口增加，其余10个市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据红星资本局梳理，人口减少的城市主要为皖南地区以及淮南、淮北、铜陵、马鞍山四个资源型城市。
其中，安庆、六安、淮南、宿州、铜陵流失人口最多。
实际上，即使是在一向经济发达的广东和江苏，部分地区出现了人口的持续流出。
江苏省统计局5月18日公布的数据表明，与2010年相比，江苏13个设区市中，有10个设区市人口增加，但泰州、盐城、淮安三市却出现了负增长。尤其是曾经的苏北重镇盐城，10年间人口减少了55万人。
广东省统计局5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与人口持续涌入广州、深圳两大城市的同时，广东有6个城市陷入负增长。
其中，韶关、云浮10年来的人口增长只有2万人，基本原地踏步。而湛江、潮州、河源、汕尾、揭阳、梅州都出现负增长，人口流失最严重的梅州，10年时间消失了近37万人。从总人口来看，珠三角9市人口达到7801.43万人，占广东省的61.91%，且这10年来的占比一直在提升；而粤东、粤西、粤北三个地区的人口比重，10年间全部下降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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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吸和负增长并存，未来或将持续
对于强省会城市的崛起，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向红星资本局表示，强省会城市人口增长比较快，和近些年宏观经济的产业升级有关。
“人跟着产业走，产业也跟着人走，过去中国经济更多的是依靠制造业，而现在要靠科技和消费，制造业是中心化的，科技服务业则是去中心化的，这就给了强省会二线城市机会。”孙不熟表示。
孙不熟认为，像杭州、长沙、合肥、西安这些强省会城市，由于城市整体发展思路比较清晰，并准确抓住了产业升级路径，产业快速发展，也就吸引了周边地市大量人口流入。
“城市人口数量的变化，反映了各城市的吸引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秀池认为，人口数量向强省会城市集中，说明这些省会城市的吸引力很强。”
赵秀池分析称，大城市优先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的城市格局和发展会按照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顺序发展起来，“这其中省会城市就业机会多，工资收入高，有优质的教育、医疗、交通等优质公共资源，这种情况在城市化完成之前是会持续的”。
此外，对于同时出现的部分三四线城市人口负增长，孙不熟和赵秀池都认为，主要的原因是资源枯竭，或产业衰败，“有些城市原来赖以生存的矿产资源没有了，即支柱产业没有了，或者是离更有吸引力的城市较近”。
因此，他们提出，在一二线城市特别是强省会城市崛起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出现负增长的中小城市，“要想办法以业立市，要有可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能够给进城的人口带好就业和较高的收入，另一方面，环境要宜居，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要高标准建设”。
红星新闻记者 袁野 杨锐
责编 任志江 编辑 邓凌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