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开始的加拿大渥太华“卡车大围城”已进入第三周，加拿大和美国的反疫苗组织和右翼势力，借助网络平台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方式，使原本由卡车司机发起的抗议活动变得越发复杂，其外溢效应更是波及欧洲多国。美国《大西洋月刊》称，“在社交媒体时代，所有抗议活动都可能是全球性的”。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被白人警察“跪杀”后一周内，当地的抗议活动也迅速向全球多国蔓延。而现在，美国暴徒占领国会山的场景被搬到了加拿大。
从“团结加拿大”到“占领”渥太华
早在1月初，一个不为人知的名为“团结加拿大”（Canada Unity）的组织宣布，他们将发起组织一支“自由车队”，以抗议加拿大各级政府实施的疫苗接种和防疫政策。该组织在早前就发出过多次类似的号召，但响应的人寥寥无几。这次因所有穿越美加边境的卡车司机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政策付诸实施，该组织的倡议一经发出便获得大量卡车司机的支持。这些卡车司机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发，驱车5000多公里到达渥太华参加抗议。
成群结队的抗议者在城市里游荡，他们中许多人违反防疫政策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占领了商场和店铺。他们高举标语和横幅要求加拿大政府撤销所有疫苗接种要求和防疫强制令，并在加拿大议会大楼前搭建起临时据点，意图长期驻扎直至政府妥协满足他们的诉求。有些抗议者甚至还带着孩子一起参加示威活动，声称疫苗是对孩子生命健康的威胁，而警察也不得不在对他们的过激行为采取行动时顾虑到孩子的安全问题。
“这就是1月6日的慢镜头。”加拿大渥太华市议员凯瑟琳·麦肯尼说。她指的是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被暴徒袭击的事情。“在2021年1月7日，华盛顿变得空空荡荡，但在渥太华，他们留下来安营扎寨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虽然卡车本身是抗议的原因、象征和工具，但只有少数自称是组织领导者的人是真正的卡车司机。事实上，有一些人是前警察和退伍军人，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利用专业知识帮助组织“占领”活动。渥太华警察局长彼得·斯洛利说：“这是一场完全成熟的示威行动。他们有能力在这里管理一个强大的组织，无论是在各省还是在全国范围内。”
此次“自由车队”抗议的初衷是反对加拿大政府要求跨越美加边境的卡车司机必须接种新冠疫苗，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抗议者加入，抗议的诉求从反疫苗扩大到反对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一切防疫措施，甚至愈演愈烈到要推翻加拿大现任政府。与此同时，曾在美国国会山暴乱等多个极右翼活动中出现的“匿名者Q”组织也现身此次“自由车队”抗议。该组织以散播阴谋论为己任，鼓吹美国民主党勾结精英群体构建“深层政府”，压制前总统特朗普等毫无根据的说法。
“匿名者Q”在加拿大的一个核心人物名为罗曼娜·迪杜洛，她经常称自己为“加拿大女王”，并利用社交网络平台聚集了大批反政府、反社会的追随者。根据来自“加拿大反仇恨网络”的指控，迪杜洛曾利用社交媒体平台鼓励她的追随者对参与新冠疫情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进行枪击，并将支持防疫的政治家、政府工作人员、记者和教师等群体视为敌人。
此外，参与“自由车队”的还有加拿大极右翼的特立独行党前成员塔玛拉·利奇，该党派成立的目的是推动加拿大西部草原三省与该国其他地区分离独立。《纽约时报》称，参与抗议的大部分人员均为右翼思想的支持者，甚至是极右翼党派的成员。他们借疫情封锁给人们带来的压抑情绪以及对严格防疫政策的抵制心理，拉拢了很多本不属于右翼阵营的人员，通过进一步散播反科学的理论，激发了一部分人的反叛心理，更激化了不同阵营间的对立。
而在这期间，美国部分保守派媒体还不断火上浇油，大肆鼓励“自由车队”的抗议活动。《华盛顿邮报》专栏文章称，美国正利用卡车司机的抗议活动向加拿大输出右翼集团的愤怒。
据美国自由派监督机构“美国媒体事务”的统计，从今年1月18日到2月10日期间，福克斯新闻频道为“自由车队”投入了长达10小时8分钟的播出时间。
大约一半捐款来自美国
“一种美国现象似乎正在悄悄进入加拿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称，正在加拿大上演的车队抗议带有一种“美国风情”。自称为爱国者的人群涌入加拿大首都，他们在纳粹标志、“匿名者Q”组织的旗帜和美利坚联盟国国旗旁边挥舞着加拿大国旗，而另一些人则呼吁领导人让这个国家“再次伟大”。抗议活动中出镜率最高的场景之一，是一名骑马男子在渥太华市中心举起特朗普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的旗帜。《大西洋月刊》称，这场抗议活动的形式和标志都表现出“非本地化”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加拿大电视网对国际众筹平台的分析，支持加拿大抗议活动而捐赠的资金大约一半来源于美国。即使安大略省法院已经命令冻结美国众筹网站GiveSendGo上两次试图为抗议活动筹集的所有资金，但捐款仍在继续涌入，截至上周五早上，捐款额达到860万加元。而另一个美国筹款平台GoFundMe之前已经为加拿大的抗议活动筹集了超过1000万美元，目前该平台已经宣布关闭筹款账户并退还大部分资金。一名加拿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表示，加拿大必须深入了解众筹与可能的外国资金来源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加国内政治团体的影响。
《多伦多星报》报道称，美国网络群组是加拿大“自由车队”得以维持至今不至于因财源枯竭而解散的重要保证：首先，美国在线筹款平台GoFundMe在2月6日迫于加拿大方面压力宣布关闭“自由车队”筹款账号前，总共筹集了近800万美元捐款，这笔巨款是“自由车队”得以在渥太华市中心“安营扎寨”两周的关键所在；其次，当GoFundMe账户关闭后，由美国四名“币圈”资深人士领导的小组宣称，将在Tallycoin平台发起用比特币形式的筹款，以帮助“自由车队”坚持下去，有消息称，世界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 Kraken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杰西·鲍威尔捐赠了4.36万美元。
美国战略对话研究所追踪网络极端主义的分析师夏兰·奥康纳尔表示，美国右翼政治人物和右翼思想传播者确实在推动它的全球化。尽管来自国外的捐款在任何大型众筹活动中都很常见，但这次针对“自由车队”的捐款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多伦多星报》驻美国华盛顿分社社长基南称，美国极右翼、特朗普支持者和反疫苗论者对加拿大所发生的事弹冠相庆，希望借加拿大“自由车队”掀起美国反疫苗和支持特朗普的“共情”，重演去年初“围攻国会大厦”的一幕。特朗普亲自表达了对“正义的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支持；当GoFundMe关闭筹款账户之际，特朗普的支持者、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众议员格伦尼马乔丽·格林扬言要“法办”GoFundMe；素以极右翼倾向著称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和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连篇累牍称赞加拿大卡车司机是“英雄”……
基南表示，这些美国支持者公然喊出“通常都是北方邻居（加拿大人）效仿我们，这次不妨让我们来效仿他们”的口号，“他们几乎从不提及渥太华居民饱受的骚扰和绝大多数加拿大人不欢迎这些抗议的事实，他们只是想借此宣泄对不受他们喜爱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不满，并希望美国有人效仿加拿大司机的行动”。
12日，“自由车队”的卡车示威者动用车队和徒步等各种手段，“和平封锁”了加美南端长达6414公里的陆地边界上众多过境点，并与前来阻止的警察对峙。大批美国反疫苗论者和右翼人士高举各种标语牌聚集到美加之间的过境桥梁、口岸美方一侧表示支持。在这种气氛下，加拿大示威者喊出“我们不再要求取消禁令时间表，我们要求的是现在就取消一切禁令”和“政府解散”等更激烈的口号。
法国会再现“黄背心”吗？
随着“自由车队”抗议活动的声势不断增大，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德国等国的极右翼知名人物都对抗议活动表示赞扬，社交媒体上也涌现出不少在上述国家进行抗议活动的相关小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已经出现类似的车队。
“法国会再现‘黄背心’运动吗？”不少法国媒体发出如此疑问。受加拿大卡车司机围堵渥太华的新闻启发，一些反对政府卫生限制措施的法国人也在社交网上组建了“自由车队”账号，截至11日晚，已有44万人加入。除了疫苗通行证及卫生政策的反对者，不少前“黄背心”运动成员也响应了本次车队大游行的号召。不过，随着入冬以来的物价、汽油、燃气及电费不断上涨，很多参与者也把“抑制价格上涨”视为本次行动的另一个主要目标。
在前往巴黎的路途上，许多“自由车队”成员打出了法国与加拿大两国国旗。来自尼斯的部分车队司机表示：“马克龙近日‘要折腾未接种疫苗者’的表态彻底激怒了我们，我们早已受够了各种限制措施，现在要去巴黎‘折腾马克龙’！”《环球时报》记者的朋友朱莉与男友从法国南部佩皮尼昂出发，他们再次穿上“黄背心”，希望通过这次“旅行抗争”争取实现“降低油价”和“上调工资”的目的。
《费加罗报》称，“自由车队”发起人蒙德从去年11月起就在筹备要让整个法国“瘫痪”的大动作，此次他更是邀请所有前“黄背心”成员加入行动。他主张的诉求包括取消能源税等等，远超过对卫生限制措施的抗议。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博纳谴责“这是一个由不负责任者领导的‘耻辱和自私车队’，但政府‘必须以适度、负责任的态度做出回应’”。
《巴黎人报》引用情报部门的信息称，“自由车队”远未形成稳固的结构，但“这种新的、以社交媒体为特点的行动模式让各种抗议团体获得新动力”。在距离今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60天时间的“敏感时期”，多个候选人打算利用“自由车队”掀起的动荡抨击执政党。极右翼“国民联盟”候选人勒庞，“法版特朗普”——自由候选人泽穆尔及极左翼“不屈服的法国”候选人梅朗雄均对“自由车队”表达了“理解”或“支持”。但有评论认为，法国政府近日连连放松防疫措施的表态表明，当局希望平息“自由车队”怒气，在大选之前为消除大型社会危机源头做出让步。且法国卡车司机大多不是车主，而是给运输公司打工，因此可能无法形成“上千卡车围困巴黎”的局面。
与此同时，根据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美国的车队可能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出发，前往华盛顿特区。据《纽约时报》报道，目前尚不清楚这样的车队可能有多大规模，但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向拜登政府发出警告，称此类抗议活动可能很快在美国出现，并可能影响一年一度的“超级碗”比赛和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