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日，持续近一年的弗洛伊德案终于迎来关键审判。经过近3周法庭审理，前白人警察肖万被控杀害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案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宣判。裁定肖万被控的二级谋杀、三级谋杀和二级过失杀人三项罪名全部成立，肖万或将面临数十年监禁。对于这一审判结果，《纽约时报》19日对近十年来的数十起案件进行梳理后发现，弗洛伊德案的审判结果实属“罕见”。在美国，警察在执法中致人死亡后，往往很少遭指控，更少被定罪。
拜登也称宣判“罕见”
去年5月25日，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遭警察肖万“跪杀”，此后在全球引发“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浪潮。
时隔一年，弗洛伊德案终于迎来审判。由于多年来，美国警察对黑人暴力执法事件罄竹难书，案件宣判后，累积的愤怒和悲伤似乎达到顶点。人们聚集在弗洛伊德去世的十字路口，高声重复着“有罪！”，欢呼声和抽泣声此起彼伏。随后，人群开始高喊道：“黑人的命也是命。”
分析人士指出，对于警察暴力执法案件而言，弗洛伊德案的这项判决可谓“罕见”。在美国，如果有人在警察执法过程中死亡，警察往往很少遭到指控，更少被定罪。
就连美国总统拜登也承认这样的定罪“太罕见了”，无法为美国黑人提供“最基本的问责制”。
针对判决结果，拜登20日晚发表全国性讲话。他表示，这是一场“光天化日下发生的谋杀案”，在全世界眼前撕下了眼罩，让人们看到美国的结构性种族主义。
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学犯罪学专家菲尔·斯汀森（Phil Stinson）向美联社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美国发生的数千起警察枪杀事件中，只有不到140人被控谋杀或过失杀人。截至目前，不包括弗洛伊德案在内，只有7人的谋杀罪名成立。
《纽约时报》梳理数十起案件后称：“这些案件无情地提醒人们，弗洛伊德案只是近几十年来美国黑人致命遭遇中的一个案例而已”。
很少遭指控
《纽约时报》称，在许多案件中，就算受害者手无寸铁，涉案警察也未遭到指控，更不用说遭受审判了。相比而言，肖万在弗洛伊德死亡后4天就遭指控。
2014年，非裔男子埃里克·加纳在纽约市史泰登岛的一家商店外遭警察盘问。警察认为他正在非法贩烟。警察丹尼尔·潘塔雷奥用手臂对加纳“锁喉”，迫使他趴在地上。其间，和弗洛伊德一样，加纳对警察哀求道：“我不能呼吸了。”加纳死亡后，潘塔雷奥称他的动作是在警察学院学到的，而且他曾试图松开加纳。随后，大陪审团裁定没有足够证据起诉潘塔雷奥，联邦调查人员也拒绝提出指控。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12岁男孩塔米尔·赖斯身上。2014年，非裔男孩赖斯在公园玩玩具枪时，被警察蒂莫西·洛赫曼枪杀。一名报警者声称看到一个人拿着枪，但表示“很可能枪是假的”，“很可能是未成年人”。监控录像显示，洛赫曼在到达现场2秒后就朝赖斯开火。但随后，当地检察官从未对洛赫曼及同伴提起公诉，相关调查也不了了之。
案件中涉及毒品或酒精往往也更有利于警方。
2020年，纽约非裔男子丹尼尔·普鲁德从哥哥家中跑出，当时他精神疾病发作。警方赶到时，用头套罩住普鲁德的头，把赤身裸体的普鲁德脸朝下按在人行道上长达两分十五秒，随后普鲁德在医院不治身亡。虽然警方声称普鲁德死于吸毒过量，但当地法医裁定普鲁德的死因是“物理压迫导致的窒息”，应归为“他杀”。不过，大陪审团拒绝起诉7名涉案警察，他们在普鲁德死后5个月被停职。
就算警察遭到指控，也不一定会面临审判。如果检察官认为案件不充分，或是已达成协议避免审判，就可以撤销指控。事实上，肖万在一份“辩诉交易”中与检方协商入狱10年，但被司法部否决。
但在其他案件中，情况有所不同。2015年，得克萨斯州一位名为桑德拉·布兰德的女性被发现死在狱中。死前3天，因开车时涉嫌违规变道，该女子被交警布莱恩·T·恩西尼亚拦下。双方发生争执后，布兰德被捕入狱。随后，大陪审团以伪证罪起诉恩西尼亚，他声称逮捕原因是为了更安全地进行调查。不过，在恩西尼亚同意辞职后，检察官撤销了指控。
更少被定罪
有时候，就算案件中的警察遭到指控，也难以被定罪，很多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纽约时报》称，在美国，警察指责同僚的情况相当罕见，警察工会和警察局官员通常不愿公开反对“自己人”，这在美国被称为“沉默的蓝墙”。
在弗洛伊德案中，这一情况则出现了例外。明尼阿波利斯市黑人警察局局长梅拉迪亚·阿拉东多在出庭作证时表示，肖万在逮捕弗洛伊德期间“绝对违反”了警局关于使用武力的政策。
其他案件则没那么幸运。2016年，费兰多·卡斯提尔在明尼苏达州圣安东尼的一次交通检查中，被警察赫罗尼莫·亚内斯开枪打死。当时，卡斯提尔主动告知车上有合法持有的枪支，但在伸手拿驾照时，遭警察连开数枪死亡。事发后，涉事警察以二级谋杀的罪名遭到起诉。但圣安东尼警察局长辩解称，亚内斯的行为与警察局培训政策一致。随后，该警察被判无罪。
如果受害者持有武器，也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2006年，纽约市皇后区，一位名为肖恩·贝尔的非裔男子在结婚前一晚遭到路过的警探枪击，贝尔当场死亡。在审判中，目击者称贝尔在争论中提到了枪。警察也表示，他们认为需要介入，阻止其对路人射击。结果，调查人员并未发现任何枪支。法官后来宣布涉案警探无罪，因为他们基于有人携带武器的合理恐惧，做出了“公平公正的决定”。
此外，即使是像弗洛伊德案这样公认没有正当理由的谋杀案，检察官也需要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有些陪审团成员可能难以说服，导致无效审判。
2015年，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由于车前没有牌照，塞缪尔·杜博斯被警察雷蒙德·腾辛拦下。当警察询问时，汽车向前移动，导致警察开枪打中了杜博斯头部。警察声称，他感觉到汽车在拖拽自己，担心被车碾过。结果，由于陪审团无法就腾辛是故意杀人还是出于愤怒或激情杀人达成一致，法官宣布审判无效。第二次审判中，陪审团依旧陷入僵局，检察官随后撤诉。
《卫报》称，观察人士认为，弗洛伊德案意义重大，或将成为美国执法部门问责方式的“分水岭”。至少两件大事发生了转变，首先，该事件推动大规模抗议活动，呼吁改变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问题及暴力执法问题。其次，该事件标志着“沉默蓝墙”的崩溃，“很明显，美国警方和美国自身也在这起案件中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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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主编：杨立群 文字编辑：杨立群 题图来源：新华社 资料图 图片编辑：项建英
来源：作者：裘雯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