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3月23日报道美国《纽约杂志》网站3月12日刊载题为《权力与滥用》的文章，作者系丽贝卡·特莱斯特。文章揭示了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明星式“美国州长”生涯背后弄虚作假、性骚扰、推行野蛮的家长式作风的不堪一面。全文摘编如下：
2017年2月，乔尔·韦特海默从奥巴马的白宫职位离任后就到了安德鲁·科莫的政府中任职。他是和另外近30名新雇员一起上任的，这其中许多人也曾为卸任的奥巴马总统或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工作，他们希望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能延续进步主义的职业道路。
在他们受雇之初，这些工作人员中有几个受邀参加了在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举行的派对。在活动的过程中，科莫的高级助手梅丽莎·德罗萨有一个笑点，她当时是办公厅主任，那之后不久升任为州长秘书。韦特海默说，当场要放映有名的州政府官员照片，“然后问梅丽莎是否知道他们的名字，她回答不知道。”新来的人挤在一起窃窃私语，所有人都在笑。“我们当时相互说道‘这真是太奇怪了’”，一名前职员说。韦特海默对此解释说：“这不是什么有趣的事，这是在说‘你们这些家伙干得不怎么样！’还有，‘你们不值一提！’”
明星州长“翻船”
四年后，也就是安德鲁·科莫开始明星式“美国州长”生涯，凭借每天实事求是、令人放心的新闻发布会，带领纽约州渡过疫情难关的一年后，他作为纽约州州长的第三任期突然变得岌岌可危。
今年1月，州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发布报告称，科莫政府对养老院内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少报了50%。2月，曾在该报告出台后批评科莫的自由派州议员罗恩·金公开说，科莫曾在家给他打电话并威胁他的职业生涯。
然后闸门就打开了：他的对手白思豪市长称，这种欺凌行为是“典型的安德鲁·科莫”；州议员亚历山德拉·比亚吉和牛毓琳公开表示，州长强硬的政治策略是滥用职权。自从上月科莫的前助手、曼哈顿区长候选人林赛·博伊兰在“媒介”网站发表文章，指责科莫性骚扰并违背她的意愿亲吻她以来，又有5名女性站出来讲述了涉及他骚扰、物化女性和不恰当触摸的经历。截至发稿时，已有数十名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民主党议员以及11名民主党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
安德鲁·科莫被他的民主党同僚描述为一个授权其幕僚进行威胁和恐吓的好色暴君，这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担任州长的十年里，他经常推行野蛮的家长式作风，而他的高级助手则会诋毁那些挑战他的人。
但此前，这一切都还没有给这位州长造成什么持久的影响。然而，在过去一年里，当科莫以抗疫州长身份享誉全国时，他所在州的政治动态正在发生变化。
新冠疫情期间，科莫通过每天举行的疫情新闻发布会，开始了明星式“美国州长”生涯。（彭博新闻社网站）
权力下的骚扰
在过去几周里，关于科莫对女性的所谓不当行为的报道慢慢地浮出水面：25岁的夏洛特·贝内特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今年夏天，在她为科莫工作时，科莫对她的遭性侵经历发表了攻击性言论，并提出了暗示性的问题，问她是否会与年长的男性约会；安娜·鲁奇回忆说，在一个婚礼上，他摸她的后背，捏她的脸颊，问是否可以吻她；最近重新流出的一段视频显示，科莫在2016年纽约州博览会上把一名电视记者叫到他的桌子旁，要求她“把整根香肠吃下去”，还在她拿着三明治给两人自拍时开玩笑说：“照片中有太多的香肠了”；最近的一次是，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奥尔巴尼员工投诉州长在官邸叫她帮忙解决电脑问题时把手伸向她的衬衫。
科莫对待一些在他手下或周围工作的年轻女性的方式显示了某种贬低和符号化的意味，这可能是以一种性别化的形式体现，可能涉及物化女性和调情，但并不总是意味着明确的性接触或联系。事实上，科莫可能是一个证明性骚扰与性侵一样与性无关、而是与权力有关的教科书式的例子。就科莫而言，这是他对强调自己主导地位的一种执着表现，他要强调州长与周围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鸿沟，让自己感觉很强大，同时要让他人感觉他们很渺小。
35岁的安娜·利斯曾对《华尔街日报》讲述了感觉自己被科莫贬低的经历。她在2013年从家乡罗切斯特来到科莫的州政府工作，对于如何让她的州变得更好充满了“盲目乐观的思考”。她告诉我，在刚上班后的一天，科莫过来问她说：“你有男朋友吗？”
他给了她很多称呼——“小家伙”“金发妞”“小甜心”和“亲爱的”——她说：“他很轻浮。”利斯想起来，科莫办公室的一名曾在奥尔巴尼工作数十年的行政助理曾告诉她：“他认为你很可爱；州长喜欢你。”
纽约官场风气
科莫是个美国实权人物，他与许多美国有权有势的人有关系：他是州长的儿子，他的父亲曾连任三届纽约州州长；他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主播的哥哥；他与克丽·肯尼迪结婚，有三个孩子，克丽·肯尼迪是已故纽约州参议员、美国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的女儿，约翰·肯尼迪总统和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侄女。
尽管科莫没有受到任何类似哈维·温斯坦所犯下的暴力犯罪的指控，但他与这位现已入狱的电影制片人有着其他一些相似的特质。
很多人说，他们在科莫手下工作期间，平生第一次开始接受心理治疗和服用抗抑郁药。安娜·利斯说，她“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开始寻求心理治疗，因为我觉得我要疯了。我父母也觉得我疯了。我很愤怒，经常哭，后来开始服用依他普伦”。她说，有一次，“我给一个自杀热线打电话，因为我感觉自己什么也不是”。
那些在这种恶劣工作环境中受挫的人感到抑郁还因为，他们受的罪都不是为了有效的治理或更好的政策。事实上，很多人告诉我，制订政策一点也没有意思。一位前工作人员说：“决策过程完全是刻板的。目标肤浅，根本不是为了改变人们的生活。这真让人伤心。”她说，这并不是说没有制订政策，而是说政策要让位于和服务于宣传曝光。“内部圈的人会打电话来说，‘州长想去奥兰治县。我们能宣布点什么？’”
要想留在纽约的行政部门，你就不得不屈服于权力滥用，这种现实赶走的不仅是工作人员，还有外部专家。2018年被聘请来更新纽约破败地铁系统的英国运输专家安迪·拜福德干了两年就离开了，他明确表示科莫让这份工作不可能进行下去。他当时对媒体说：“我根本不被允许去完成需要做的事。我接受不了我的人被吆三喝四。”
不知道别人的名字并不都是无能的表现；这也是一种表现支配地位的信号。2014年，科莫在一次游行活动中碰到进步派法学教授泽菲尔·蒂乔特时，他刻意不叫她的名字，也不做眼神交流或与她握手。蒂乔特对我说：“有人那样对待你真令人尴尬，好像你不存在一样。”
这种做法经常起作用，就是让许多人感觉他们没有价值，因此反击或大胆直言是没有意义的。
1982年，20多岁的安德鲁·科莫（右）帮助他的父亲马里奥·科莫参加纽约州州长竞选。（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形象急速崩塌
随着科莫的这些手段被更多以批判的角度报道出来后，29岁的“城市”网站资深记者约瑟法·贝拉斯克斯说，她有时会想，一些同事——包括现在报道科莫丑闻的一些同事——为什么“在这之前从未动用过他们的权力去捍卫其他人”。她指的是记者和州长的一些顾问。“没有人去检查他。他是纽约州州长，拥有所有这些权力和这些政治盟友。但他的助手和媒体的一些人也是这种行为的同谋。”
至少有几百人——奥尔巴尼的内部人员、媒体和劳工组织的人——知道科莫这些年是怎么做的。然而，还有数千万人真的喜爱电视上的他。
电视上带来的崇拜也可能加速了这种陨落。3月，科莫开始举行每日例行记者会，对每日数据加以梳理，以应对未知情况；在惊慌失措的局势下表现出超凡的冷静。他的更新成为一种抚慰人心的仪式。在特朗普撒谎、大发雷霆并凌驾于专家之上的时候，科莫——一个有着与特朗普类似习惯的人——被当成了一种合格的慰藉。
而在幕后，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最初的几周，科莫采取了史无前例的举动，将纽约州州长的紧急权力扩大到极致。在庞大的州预算中，他为医院和疗养院增加了豁免条款；该条款是由大纽约地区医院协会起草的，该组织2018年向纽约州民主党委员会（该委员会为科莫的连任竞选提供资金）捐赠了100多万美元，该组织由博尔顿-圣约翰公司代表，这是一家很有权势的公司，其首席说客是乔治·德罗萨——科莫的高级助手梅丽莎·德罗萨的父亲。
科莫蔑视科学和医学“专家”，最终赶走了该州9名高级公共卫生官员。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与白思豪的争执以及随后在封锁纽约方面的拖延可能导致了1.7万人死亡。据报道，去年6月，他的助手们修改了养老院的资料。就是在那个月，夏洛特·贝内特声称，科莫问她有没有与年长男性发生过性关系。
就在长期对如此多的人实施如此惩罚性和强迫控制的科莫，正在接近他一直在追求的东西——扩大他的权力，让他父亲的遗产黯然失色，在国家舞台和美国人想象中实现牢固地位——的时候，他开始失去对自己州政治势力的控制。
民众高举“科莫性骚扰”“科莫必须下台”的标语牌在街头示威。（美国《纽约杂志》网站）
来源：参考消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