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胡博峰】“如果国大党执政，印度安全部队会在15分钟内将中国从边境击退100公里。”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10月6日曾放出这样的“狠话”，以施压莫迪政府和吸引选民。但在此之前，有国大党高层已失望地表示，如果国大党还不改革，“在今后50年都将只能是反对党”。拉胡尔·甘地参加反政府的集会活动，也遭到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的冷嘲热讽。作为一个有着建党135年历史的“百年老店”，国大党目前仍是印度最大的反对党，但2014年和2019年的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接连惨败已折射出该党的政治窘境。如今，“莫迪旋风”已刮了五六年，印度政治人士担心“国大党从全国性大党沦为地区性政党”。国大党如果真想东山再起，靠把希望寄托在好勇斗狠、与邻国冲突上，可能吗？
国大党的尴尬：软垫照片和“公开信”
印度国大党成立于1885年12月。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大党在圣雄甘地的带领下掀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独立的民主运动。1947年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在尼赫鲁的领导下长期执政，也经历过1969年和1978年两次分裂，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选举中败北。不过，2004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国大党又连续获得两届政府组阁权，而短暂辉煌过后，2014年和2019年却两次惨败于莫迪领衔的印人党。
在印度的政治图谱中，国大党以温和、中间偏左、“混合型”的意识形态迎合着一个极具宗教、种族、社会多元化的印度，加之独立运动期间打下的政治基础与尼赫鲁的个人魅力，国大党成为群众基础广泛而雄厚的全国性政党。据称该党有初级党员3000万，积极党员150万。
近日，印度最大反对党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高调参加抗议政府通过三项农业法案的“拖拉机集会”时，被人拍到“在拖拉机座位上放了一张让屁股舒适的软垫”。照片在印度网络上流传开后，执政的印人党政客借机猛批拉胡尔·甘地。据《今日印度》报道，莫迪政府民航部长普里表示，“国大党发起的‘抗议’是一场政治性抗议，参加的都是那些既得利益被农业法案伤害的人，可坐着拖拉机上的‘坐垫沙发’并不是一种抗议，而是‘抗议式旅游’”。
被印人党批的当日，拉胡尔·甘地借中印边境紧张抨击总理莫迪，甚至说出“如果国大党执政，印度安全部队在15分钟内就能将中国从边境击退100公里”的话。很快就有舆论说，拉胡尔这番表态毫无意义，更多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量。还有媒体爆料说，拉胡尔·甘地去年年初在奥里萨邦举行的一次对话会上还“骄傲、大方”地承认自己曾于2018年赴中国境内的冈仁波齐山朝圣并“会见了两名中国的部级官员”，与他们围绕就业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当时，这番话被印人党抓住“把柄”，在大选前给拉胡尔·甘地扣上了“通中”的帽子。
《环球时报》记者曾与拉胡尔·甘地有过近距离接触。简单的交流下来，1970年出生的拉胡尔·甘地给人的印象比较随性。他穿着很随意，公开场合总是一袭浅色的印度传统服装。记者曾听有些印度人说，拉胡尔·甘地的英语比印地语好，作为国大党的少壮派领导人而言，他似乎还缺少政治家应有的胆识和决断。
今年8月，国大党23名“元老派”高官联名致信代主席索尼娅·甘地——也就是拉胡尔·甘地的母亲，针砭党内存在的各种时弊，要求予以彻底改革。有意思的是，这本应是国大党内部的一封建议信，却“意外”地被媒体曝光成一封“公开信”。这封信强调说，国大党在2019年大选中全面失败后，从未进行过任何“坦率的自省”，并将矛头直指国大党的建党元勋“甘地家族”，如任人唯亲等。联名信还提出多达11项的改革方案，涉及党内事务和改革选举方式等。一名接近甘地家族的消息人士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封信让国大党内部矛盾彻底公开化，虽然事件最终以保留索尼娅·甘地党主席职位、6个月后重新选举新主席的方式体面收场，但国大党内部的裂痕势必将进一步加深。
“全国性大党沦为地区性政党”
长期从事国大党研究的印度政治分析家苏利亚纳兰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曾经高举“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四面大旗的国大党历史无疑是光荣的，但1989年“博福斯军购回扣丑闻”给了国大党沉重一击。这起丑闻涉及瑞典武器制造商博福斯公司和印度政府之间一项总额约14亿美元的军购案，且涉案的中间人被认为与拉吉夫·甘地关系密切。苏利亚纳兰表示，尽管此后的国大党1991年6月在拉奥的率领下成立少数派政府，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吉夫·甘地当年5月21日遇刺身亡后得到的民众同情，“事实上，国大党从那时起，就开始步入下坡路了”。
印度舆论认为，丑闻和竞争对手印人党的强势崛起只不过是国大党影响力下降的外因，内因则是该党内部的制度性腐败盛行、决策效率低下、家族政治、故步自封，特别是高举民生大旗却没有真正解决民生问题，反而加剧了印度的社会贫困。苏利亚纳兰说：“当时，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因陷入贫困而开始对国大党感到沮丧和失望。”他还谈到，很多党内大佬、青年才俊因国大党的家族政治而长期被边缘化或得不到重用，而一些通过裙带关系上位的人又明显缺乏实干能力，“这让一些人对国大党立党之初的价值观和精神失去信任，有些干脆直接选择转投到印人党旗下”。
桑吉夫·帕特是一名在德里IT行业工作的北方邦人。作为一名曾在印度顶尖学府之一——尼赫鲁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非常看重自己手中的一票，去年大选期间曾专门请假回家投票。帕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们全家人的票都投给了印人党。”不过，在2014年之前，帕特和他的父亲、祖父还都曾是国大党的“铁杆拥趸”。在帕特看来，他们不认可国大党的政策，国大党的领导人也不够接地气，很多老百姓对一些国大党籍官员贪污受贿的事既气愤又失望。他还表示，拉胡尔·甘地2019年将其选区从历史上一直支持甘地家族的北方邦艾美迪转到南部喀拉拉邦的韦纳德，“不知道是北方邦的人心变了，还是甘地家族的信心不见了”。
印度人民院共有545个席位。在2014年，印人党席位过半，而国大党只获得44个。2019年国大党拿到52个席位，在大选中再次惨败于印人党（302席），甚至在18个地方邦一席未得。苏利亚纳兰表示，从最终结果看，国大党所获议会席位中的60%来自喀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和旁遮普邦，而国大党在泰米尔纳德邦其实也并无根基，“这么算起来的话，国大党的票仓只剩喀拉拉邦和旁遮普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大党正在从一个全国性大党沦为地区性政党”。
印人党前发言人塔内扎此前与《环球时报》记者交流时表示，与印人党相比，国大党至少有三方面不足——基层动员能力、中层干部活力和高层领导能力。据观察，仅以基层动员能力为例，在古吉拉特邦等地，印人党的基层触角已完全能够深入到乡村一级，平均每3至5名村民就能分配到1个印人党的党工，而国大党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国大党活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2019年印度大选期间，《环球时报》记者曾走访数个邦调研。印象最深的是在特伦甘纳邦首府海德拉巴市，当时已是晚上10时左右，记者看到印人党的地方党部仍然灯火通明，门前车辆川流不息。为印人党服务的人员来来往往，看上去都为即将到来的选举铆足了力气。但当记者来到国大党地方党部时，看到的却是漆黑一片，国大党的党工们早已下班回家了。
没抓住“莫迪旋风”的漏洞
印度《商业标准报》一篇分析选情的文章这样评论国大党失败的原因——“愚蠢的政策”。文章说，“莫迪旋风”虽然在2014年时席卷全印，但执政5年多来，本届政府并非完美得无懈可击。印度失业率高企就是问题之一。印度2017至2018年的失业率为6.1%，是过去45年以来最高的，而受此影响最大的是中产阶级。此外，农村和农民原有的困境以及国内的宗教和族裔矛盾，在莫迪的第一任期内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然而，国大党却没能在选战中抓住这些问题，反而集中火力去攻击莫迪的私德，并突然转向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场。一名西方国家驻印外交官在与《环球时报》记者交流时，也曾对国大党的竞选策略表示不解。他认为，国大党似乎还没真正从寡头政治中走出来。
据《今日印度》报道，日前，国大党领导人之一阿扎德表示，如果国大党未来能够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领导层的话，或许尚有一线前景，否则“国大党在今后50年都将只能是反对党”。
当然，对于国大党这样一个拥有上百年历史、数百万党员和上千万活跃分子的大党来说，绝不会像印度个别媒体和分析家预测的那样，就此退出印度政治舞台。印人党前发言人塔内扎也坦言，国大党党内也有一众“忠臣良将”，如果能通过党内改革让他们“坐到应该坐的位子上”，也许会给国大党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不过，这个改革过程将是党内传统既得利益集团和新势力之间的较量，权力重新分配的过程很可能不会一帆风顺，特别是如果后续通过选举运作上来的新主席仍是甘地家族的人，恐怕党内失望情绪还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