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国际在线】；
西方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抗疫成果？CGTN法语频道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法国汉学家魏柳南。魏柳南表示，中国的抗疫成果有目共睹，不容诋毁。以下是采访实录：
记者：中国是第一个预警新冠病毒的国家，如今正陷入一场主要由某些西方媒体和政治人物发起的观点论战，其中激进者要求对中国采取法律行动，甚至要求中国赔偿。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会有效果吗？
魏柳南: 首先，这场论战是美国二月份发起的，主要动机很明确。早在一月初，特朗普总统就充分了解发生了什么。特朗普总统很早就收到了有关中国局势的详细报告。他最初对中国的反应应该说是相当温和的，这持续到一月底。之后，他无疑是得到了助手和亲信的提醒，意识到发生在中国的病毒流行是一次绝佳机会，他可借此质疑中国，增加与中国在贸易谈判上的筹码。他可以借此损坏中国形象。接下来病毒在美国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损坏了特朗普及其政府的信誉。某些国家立即紧跟美国立场，尤其是所谓的“五眼联盟”国家。对于其他国际议题也是如此。然后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有所表示，但比较谨慎。他们要求进行调查，但没有要求赔偿。必须强调的是，欧洲国家从未要求赔偿，至少据我所知是这样。他们只是要求进行调查。
记者: 事实证明，中国人对这种流行病的管理是最有效的，例如隔离措施，强制戴口罩以及利用先进技术进行流调追踪等。西方国家一开始纷纷批评，后来自己也采取了类似措施。您如何解释这种甚至有些前后矛盾的态度变化？
魏柳南：我认为有两点原因。第一，也是我们最先看到的，是欧洲卫生系统完全缺乏适应性。面对这场流行病，欧洲的医疗服务和医疗系统瞬间陷入瘫痪，它难以应对突发卫生危机。有些人甚至把戴口罩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欧洲媒体还批评中国在抗疫过程中使用无人机。可是两个月后，法国也打算采取这些措施。因此，我认为一方面是无力处理突发状况的震惊茫然，另一方面与媒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导向有关。从报道中国的第一步措施开始，欧洲和美国媒体就开始攻击中国的政治体系。然而几个月后，我们这样的议会民主制国家选择采取相同的措施。我认为媒体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性。
记者:中国的应对切实有效，甚至可以说是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将此归功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几乎没有听到西方对中国的赞扬。似乎对于西方国家和西方媒体来说，中国政府的表现是不能说的禁忌。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魏柳南：这个问题必须跳出疫情问题来看。去年我们就看到，欧盟宣布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今天，我们处于意识形态冲突之中。我们无法承认这个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我认为我们必须考察西方领导人的心理。他们难以承认，一种历来饱受谴责和攻击的政治体系居然能把国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认为，正是由于政治体系的巨大差异，欧洲领导人不可能对中国能做正面评价，当然美国就更不可能。
记者：新冠病毒还不会很快消失，您认为这场史无前例的疫情给人们最重要的教训是什么？
魏柳南：当地球处于特别严重的状况时，每个人都决定保护自己。尽管我们处于欧洲“联盟”，但我们却看到，欧盟成员缺乏统一协调。可见，面对此类威胁，尤其是这种无法控制和不了解的威胁，人们总会退回自我。我们从疫情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健康威胁，如同共同面对气候威胁一样。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我们讨论了很多合作。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谈论过如何通过健康领域的合作来应对诸如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威胁。无论是疫情还是气候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对抗。所以最重要的教训是，除了气候问题，还必须优先考虑健康威胁。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把重点放在健康威胁上，那是因为在现实中它们往往只影响了较少一部分群体，甚至有人认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受到影响。而这次疫情，欧洲和美国都直接面临真正的威胁，我们必须清楚，电视屏幕上播放的非洲埃博拉疫情的画面也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边。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国际间的团结合作，而不仅仅停留在国家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