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具潜力城市是哪为何要强势洗牌
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峰论坛暨城市景区成果发布会上，海城喜获“中国最具潜力绿色经济发展城市”称号。
随着城市的地位和实力不断变化，有些新兴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断失色，在竞争中落后。在短短五年里，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已出现了“洗牌”。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力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源于它的性价比，人们会“以脚投票”，尤其是越来
越壮大的中产阶级，都愿意到性价比高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里，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都已超过2000万，广州、深圳已经超过1000万。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字还要变大。
目前，中国很多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都是中国的省会城市或者在经济增速最快地区的大城市，这些城市拉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然而，任何城市都具有跨越的可能，随着城市的地位和实力不断变化，有些新兴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断失色，在竞争中落后。在短短五年里，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已出现了“洗牌”。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中国新兴城市排名”中，位于中西部的贵州贵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占据了三甲的位置，位列前十名的城市还有重庆、宿迁、淮南、淮北、株洲、郑州、成都等城市，其中只有江苏宿迁位于“东部地区”。
据了解，早在五年前，经济学人智库就设计了新兴城市指数，指数以增长指标为基础,统计城市GDP、人口、居民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变化。
此次新兴城市前三强分别是贵州省贵阳市、湖北省襄阳市和湖南省衡阳市，而在五年前的城市排名榜单中,几乎难觅这些城市的踪影。
经济学人智库表示，这些城市的发展主要受到投资和基础建设发展的推动，但都辅以创新政策措施。
贵阳曾经也是充满争议的城市，但最近几年，贵阳以大数据中心的形象出现。几大国有电信巨头都已经在贵阳投资建设大数据中心，阿里巴巴、富士康等企业都在贵阳投资建厂，并带动新兴的数据分析等产业发展。
其它信息技术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等也落户贵阳。刘倩解释说，这带动了贵阳产业结构的转型，一改以往依靠采矿业和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投资还转变成消费能力，使其脱颖而出。
贵阳的变化也适用于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新兴城市排行榜前20强中有18个城市不属于原先占据领先地位的东部省份。经济学人智库的研究显示，包括襄阳、衡阳在内的中西部城市都抓住了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建立专门工业园，走出了过分依赖房地产的周期，吸引新的投资，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中国内陆城市的不断崛起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到2019年，武汉市的经济规模将超过葡萄牙或捷克。
22日，武汉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发布上半年武汉经济数据：GDP比上年同期增长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增速最快，领跑武汉经济。
具体来看，上半年，武汉第一产业增长4.2%，第二产业增长8.3%，第三产业增长9.3%，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对武汉经济的支撑非常明显，在8.7个点的GDP增幅中，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4.8个点，超过一半。”武汉市统计局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应小莉表示，第三产业当中，金融市场稳定增长，房地产上半年销售情况回暖，盈利性服务业增速也较快。
据了解，贵阳将自身定位为国内领先的“大数据”中心;襄阳建造了专门的产业园来吸引企业;而台湾合约电子制造商富士康的投资也促进了衡阳的经济发展。
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预测，中部省份的城市表现将最为强劲，主要得益于产业转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未来还会产生新的红利。
与之相比，东北城市面临人口外流和固有经济结构的难题。鞍山、齐齐哈尔、抚顺等城市到2019年的市辖区人口预计都会出现平均年度负增长。
传统上依赖资源和原材料的城市，比如包头、呼和浩特、太原等受到价格走低的冲击，排名后移。采矿业和重工业基地城市发展前景恶化，这明显地集中在东北地区。
以吉林省会长春为例，2010年时尚在前20强，2015年已跌至86位。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在振兴东北政策下，长春搭上了政策春风，在本世纪初一向发展顺利。但2012年起，受到占据该市工业总产值近60%的汽车工业消费低迷的影响，长春的经济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长春在事先经济多元化和鼓励创新方面进展缓慢，没有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长春的人口问题也很突出，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就业机会，吸引高技术人才。2014—2019年长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出现下降，限制产业发展，并影响到消费能力。
“东北城市以国企为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如大宗商品变化带来的工业产品价格下降等冲击，反应相对滞后。”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总监刘倩指出，东北城市应该努力解决不利的人口发展和结构经济带来的影响。
东北也不是全部“失意”，辽宁的锦州和营口依靠大力发展港口提升了竞争力，位居新兴城市前20位，这也显示出各城市适应新政策和产业调整能力的差别。
“中国内陆城市的不断崛起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刘倩称，排名前20的新兴城市再也不会是让人忽视的“小市场”：它们市辖区人口总和将在2019年达到5000万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在2013年的水平上增长60%，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的居民人数将从不足50万人增加至440万人。
新兴城市竞争力的秘密就是告别单一，拥抱多元。
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告别“黄金年代”，全国各地楼市都火爆、所有产品都热销、所有房企都赚钱的时代，一去不返。“分化”已成为关键词。
例如，沈阳与贵阳这两个城市在过去5年间倚重房地产开发。沈阳楼市的库存量与去化周期向来是业内所关心的重要数据，一直以来，沈阳房地产市场较高的库存成为楼市正向发展的巨大压力。
数据统计，2014年底，沈阳楼市库存量为29328888平方米，而如今沈阳楼市库存为27796682平方米，库存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2015年开年至今，商品住宅库存量逐渐减少，从年初的接近2900万平方米，缩少至现在的2700万平方米左右，一是销售量在回升，同时，新增供应量减少，其中销售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而新增供应量同比减少了27%。
在政策利好叠加下，特别是沈阳市政府房交会“购房补贴”的大力刺激，商品房、商品住宅成交量同比去年明显回升，可以说有了“复苏”迹象。
但同时由于沈阳整体“商品住宅库存”尚需时日消化，所以是否彻底“转暖和复苏”尚待持续观察。从目前的库存量和销售量来看，沈阳商品住宅的去化周期大约在27个月左右。
另据数据统计，截止到2015年3月，贵阳楼市库存907.14万平米。按照贵阳一季度楼市每个月44万方的消化速度，贵阳楼市库存量为20.6个月，属于健康范围。
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随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很快将陷入“抢人大战”。
即使中国已进入“新常态”，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等地区等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GDP已逼近某些发达国家，但是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仍保持在较高速度。
因为有另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经济的脉搏—流动人口。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
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18%的人口离开本地或本省在外生活。
东北地区是人口流出最明显的区域之一。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东三省每年净流出的人口约200万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吉林都是人口净流出，只有辽宁每年还有大约20万的人口净流入，但远比不上北京市40万至80万的年人口流入量。
按照六普数据，黑龙江总和生育率1.03，吉林1.03，辽宁1.0，远低于全国1.5%，比江苏、浙江等经济更发达地区都低，仅高于北京、上海等极少城市。甚至比基本同纬度的韩国和日本要低，2013年韩国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19，日本为1.34。
由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出生率又极低，整个人口结构自然也更快老龄化。如2013年辽宁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10.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3个百分点。
不夸张地说，多年人口净流出加上明显的老龄化，使得东三省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甚至陷入人口危机。
目前，东三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全部低于1‰，其中吉林在2012年降至0.36‰，黑龙江在2013年降至0.78‰，而辽宁省2011年至2013年已开始负增长，2014也仅回升到0.26‰。
人口压力带来经济潜在增速的下行。东北地区经济从2012年开始大幅下滑，2014年黑龙江省、辽宁省GDP增速不及6%，吉林省也仅6.5%。
对东部人口流入省份而言，“人口顺差”也是其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北京、上海等地每年由人口净流入导致的GDP增长可能达2个百分点，使得其GDP仍能达到7%左右。
“农民工是东部劳动力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主体”，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不过，目前青年人绝对数量下降，而中西部工资上涨很快，年轻人回内地工作动力增大”。
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近十多年来，规模扩张型的城镇化和土地财政愈演愈烈，如果再对各个城市的扩张计划进行加总，在至2020年的发展规划中，各个城市的人口需求恐怕也是以数十亿来计。
这种情景假设再清楚不过地揭示出，中国各地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规划，将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资源抢夺大战。如果各地的发展规划都得以落实，中国所拥有的各种资源恐怕会被消耗殆尽!
眼下，各大省会城市、发达地级市及县城都在大张旗鼓地建新城、设新区，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和一二线城市抢人的局面，他们准备好了吗?
为长远计，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早建立起吸引劳动力的优势，就能在城市间抢人大战中占据先机。或许，下一个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就是你。
18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高峰论坛暨城市景区成果发布会上，海城喜获“中国最具潜力绿色经济发展城市”称号。
随着城市的地位和实力不断变化，有些新兴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断失色，在竞争中落后。在短短五年里，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已出现了“洗牌”。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力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源于它的性价比，人们会“以脚投票”，尤其是越来
越壮大的中产阶级，都愿意到性价比高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的四个一线城市里，北京、上海常住人口都已超过2000万，广州、深圳已经超过1000万。而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数字还要变大。
目前，中国很多人口增速最快的城市都是中国的省会城市或者在经济增速最快地区的大城市，这些城市拉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
然而，任何城市都具有跨越的可能，随着城市的地位和实力不断变化，有些新兴城市崛起，有些城市不断失色，在竞争中落后。在短短五年里，中国最具潜力城市已出现了“洗牌”。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发布的“中国新兴城市排名”中，位于中西部的贵州贵阳、湖北襄阳、湖南衡阳占据了三甲的位置，位列前十名的城市还有重庆、宿迁、淮南、淮北、株洲、郑州、成都等城市，其中只有江苏宿迁位于“东部地区”。
据了解，早在五年前，经济学人智库就设计了新兴城市指数，指数以增长指标为基础,统计城市GDP、人口、居民收入和基础设施的变化。
此次新兴城市前三强分别是贵州省贵阳市、湖北省襄阳市和湖南省衡阳市，而在五年前的城市排名榜单中,几乎难觅这些城市的踪影。
经济学人智库表示，这些城市的发展主要受到投资和基础建设发展的推动，但都辅以创新政策措施。
贵阳曾经也是充满争议的城市，但最近几年，贵阳以大数据中心的形象出现。几大国有电信巨头都已经在贵阳投资建设大数据中心，阿里巴巴、富士康等企业都在贵阳投资建厂，并带动新兴的数据分析等产业发展。
其它信息技术公司和中关村科技园等也落户贵阳。刘倩解释说，这带动了贵阳产业结构的转型，一改以往依靠采矿业和重工业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和投资还转变成消费能力，使其脱颖而出。
贵阳的变化也适用于西部的成都、重庆等城市。新兴城市排行榜前20强中有18个城市不属于原先占据领先地位的东部省份。经济学人智库的研究显示，包括襄阳、衡阳在内的中西部城市都抓住了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建立专门工业园，走出了过分依赖房地产的周期，吸引新的投资，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
中国内陆城市的不断崛起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到2019年，武汉市的经济规模将超过葡萄牙或捷克。
22日，武汉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发布上半年武汉经济数据：GDP比上年同期增长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增速最快，领跑武汉经济。
具体来看，上半年，武汉第一产业增长4.2%，第二产业增长8.3%，第三产业增长9.3%，第三产业增速高于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对武汉经济的支撑非常明显，在8.7个点的GDP增幅中，第三产业贡献率达到4.8个点，超过一半。”武汉市统计局副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应小莉表示，第三产业当中，金融市场稳定增长，房地产上半年销售情况回暖，盈利性服务业增速也较快。
据了解，贵阳将自身定位为国内领先的“大数据”中心;襄阳建造了专门的产业园来吸引企业;而台湾合约电子制造商富士康的投资也促进了衡阳的经济发展。
经济学人智库的报告预测，中部省份的城市表现将最为强劲，主要得益于产业转移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未来还会产生新的红利。
与之相比，东北城市面临人口外流和固有经济结构的难题。鞍山、齐齐哈尔、抚顺等城市到2019年的市辖区人口预计都会出现平均年度负增长。
传统上依赖资源和原材料的城市，比如包头、呼和浩特、太原等受到价格走低的冲击，排名后移。采矿业和重工业基地城市发展前景恶化，这明显地集中在东北地区。
以吉林省会长春为例，2010年时尚在前20强，2015年已跌至86位。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在振兴东北政策下，长春搭上了政策春风，在本世纪初一向发展顺利。但2012年起，受到占据该市工业总产值近60%的汽车工业消费低迷的影响，长春的经济一蹶不振。
另一方面，长春在事先经济多元化和鼓励创新方面进展缓慢，没有摆脱对国有企业的依赖。长春的人口问题也很突出，难以提供有竞争力的就业机会，吸引高技术人才。2014—2019年长春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出现下降，限制产业发展，并影响到消费能力。
“东北城市以国企为主，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如大宗商品变化带来的工业产品价格下降等冲击，反应相对滞后。”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研究总监刘倩指出，东北城市应该努力解决不利的人口发展和结构经济带来的影响。
东北也不是全部“失意”，辽宁的锦州和营口依靠大力发展港口提升了竞争力，位居新兴城市前20位，这也显示出各城市适应新政策和产业调整能力的差别。
“中国内陆城市的不断崛起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刘倩称，排名前20的新兴城市再也不会是让人忽视的“小市场”：它们市辖区人口总和将在2019年达到5000万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在2013年的水平上增长60%，年均收入超过10万元的居民人数将从不足50万人增加至44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