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卖房到大理开客栈 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
男子卖房到大理开客栈怎么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揣着悬而未决的命运和三百多万的债务，王燕回到了成都。4月1日之前，她有一个令很多城市人羡慕的身份：大理的客栈老板。她在院子里种花，打开窗望出去便是变幻的云彩和苍茫的洱海，空气洁净、阳光灿烂，水鸟落在海面，鱼儿划过湖底，她迎来送往，听很多路上的故事。这样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完全符合她早前对客栈老板的想象——尽管为了维持这样的状态，她每年需要承受30万元的亏损。
男子卖房到大理开客栈 玩玩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
王燕在洱海东北岸的双廊有18间海景客房。去年9月，双廊开始修路，客流减少，王燕经常枯等一天都见不到一个客人。她认为暂时的困难都是对未来的投资，她确信自己最终能扭亏为盈。直到2017年3月31日这一天的来临。
当天，《大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洱海流域水生产保护区核心餐饮客栈服务业专项整治的通告》发布，要求4月1日起的十天内，洱海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内所有餐饮、客栈经营户一律自行暂停营业，接受核查。如当头棒喝，王燕懵了。
2014年夏天，她在双廊旅游业最火爆的时候入局。和很多到大理开客栈的外地人一样，想久居的原因非常简单：这里气候适宜、文化丰富、旅游业兴盛、有发展空间。她当时45岁，已经开始考虑在此养老的问题。虽未涉足过民宿行业，但她相信“开一家客栈不会比经营一家服装公司更难”。在成都，王燕是一家小型服装公司的老板，每年收入三四十万，衣食无忧。
考察多家民宿之后，王燕谈妥了一家占地一亩的客栈，租约18年，每年租金60万，前9年的租金须在签合同时一次性付清。王燕拿不出那么多钱，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现在的合伙人。为支付540万租金，合伙人卖掉了在昆明的一家小型印刷厂，王燕卖掉了原本经营的服装公司70%的股份，拿出了自己全部的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和银行分别借贷一百多万，终于成了海边客栈占股55%的股东。
2015年1月正式接手以后，王燕试图将旧客栈推倒重建，于是花费四十多万请西南设计院的设计师画了图纸。可就在开始拆旧屋的第一天，风声就传了过来。有人告诉她：“政府可能要整治洱海了，你这海边的房子，拆了可能就建不起来了。”
王燕忌惮这样的传言，只好一边经营旧客栈一边等消息。合伙人认为，在客栈设施陈旧的情况下铺陈过多的网络宣传，带来的差评会对客栈之后的运营造成不良影响。王燕接受了这个看法，放弃了客栈网络预订渠道之后，她也被迫接受了客栈不温不火的状况。
4月中旬，王燕回到成都，全家人的生活质量大不如前。女儿马上大学毕业，原本准备去英国留学，现在只能暂时搁置;有亲戚朋友上门讨债，王燕拆东墙补西墙，终日惶惶;她很难再安稳入睡，有时半夜惊醒，感觉心脏要跳出胸腔。
“我真的非常、非常后悔去了双廊。”王燕犹豫、叹气，最终否定了那段诗意生活的全部意义。
4月28日，“五一”小长假的前一天，我来到双廊。双廊正在建设环湖排污管网，汽车被迫停在离古镇三公里以外的临时停车场，游客只能依靠当地人的电瓶车前往。街道如被割开的血管，飞扬的尘土让整个小镇蒙上了一层灰。随处可见类似于“洱海清，大理兴”的环保标语，每家客栈、餐馆门口都贴着告示：保护洱海，从我做起，主动歇业，敬请谅解。下方是手写的客栈名字和日期。街上除了几家当地人开的小吃店和一些小超市，所有的店铺都门窗紧闭。很多衣服店、饰品店的玻璃窗上，都红纸黑字地写着打折信息：清仓处理，一件不留。
我没有见到王燕。4月26日我到达大理时，环洱海客栈、餐馆已正式停业半个月，近年蜂拥而至的很多客栈老板已如候鸟般飞走。有些人回到大城市，重新过上朝九晚五的生活;有些人开始考察新的客栈选址，打算从大理迁居别处;更多的人对重新开业抱有谨慎的信心，但对“往何处去”这个命题产生了新的迷惘。
“往哪儿跑啊?这是现在非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42岁的火刚说。2010年到双廊开客栈之前，他在北京从事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他单身，有车有房，过着“每个月都能来大理度假”的生活。后来想让生活更自然一些，他辞职了，到双廊开了一家海景客栈。周围做金融的朋友们设了一个20万的赌局，押他不出半年就会回北京。
男子卖房到大理开客栈 玩玩没想到会发生这个事
当时的双廊还是一个非常朴素的白族渔村，整个镇子只有十几家旅馆，交通不便，设施落后。火刚在洱海边做了四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生意不错，很快就回了本。到了2015年，大理环洱海游日益火爆，火刚觉得周围环境越来越嘈杂，便转让了海边客栈，与人合伙在山上做一家规模更大的民宿。为了这项1100万的投资，火刚卖掉了自己在北京西直门的房子。他没有等到北京房价一轮又一轮的暴涨，因而在此后谈论起这一话题时，语气中都带着隐隐的戏谑、无奈与不甘：“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经历什么。”
就在我到达大理的第二天，曾经发起过“逃离北上广”活动的新世相公布了最新的网剧计划。他们将联合亭东文化，以流行IP“逃离北上广”为主题拍摄电影，初期投资3000万。发布会上，亭东文化首席内容官李海鹏强调：“‘逃离北上广’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真IP。”
“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有19000人参与了线下活动，这个数字已经和当年超女线下报名的人数旗鼓相当。如果当年超女算一个IP，那么逃离北上广当然也应该算。”新世相合伙人汪再兴说。
在他看来，无论是逃去大理还是留在北上广，都是大城市居民对生活方式的思考和用脚投票的行为。在采访中，汪再兴引用了英国作家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的话：“从古至今，惟一能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事情，就是如何逃离。”他说这是大城市的浪漫母题，符合城市话题和城市故事制造者的定位。
“浪漫是想象。一个画画的、做设计的人，每一笔下去都不会是浪漫的。只有当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用浪漫这个词。”2012年来到双廊开客栈的银翘说，“浪漫是用来形容某种意念而不是描述一件具体事情的。”
银翘是资深驴友，曾为《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著名旅游指南)撰写四川卷，2007年之前在深圳从事广告工作。2008年去拉萨开客栈之后，她就走上了“再也无法回去上班”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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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逃离北上广”的微小实验，一边是“逃离到大理”的具体实践。从大城市迁徙回流，到底是一个口号、一门生意，还是一种生活?
大理地处云南省中部，海拔2090米，北接丽江，南靠普洱、临沧，西及苍山，面朝洱海，以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为主，温和，干湿分明。
“我大概前世是大理人。”将《天龙八部》三分之一场景放在大理的金庸这样说。
“阳光总那么灿烂，天空是如此湛蓝，永远翠绿的苍山，我爱蓝色的洱海，散落着点点白帆。”歌手许巍在歌词里这样写。
2014年，导演宁浩则直接将镜头对准了大理。电影《心花路放》中，男主角耿浩在都市遭遇情感危机后，是洱海治愈了他。电影票房高达11.67亿，其中出现的酒吧和客栈一跃成为网红，插曲《去大理》成为很多人奔赴而来的助推器：“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
“每次北京有严重雾霾或者‘逃离北上广’的话题被提起，就会有很多人来问我在大理过得怎么样。”去年举家从北京搬到大理的宽宽坐在古城叶榆路一家有机餐厅里说。她穿着一身蓝色棉布长裙，提一个小竹篮，戴着太阳帽，走到二楼露台时颇有经验地提醒我：“这里紫外线太强烈，过一会儿就晒黑了。”
宽宽出生于1983年，早年供职于媒体，后来创业做广告公司，现在打理着一个拥有30万粉丝的公众号。对于大城市人频繁的叨扰，她有点抱怨：“以前从北京到上海，换一换工作大家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来到大理后，总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在思考，为什么从北京来到大理就变成了一个现象?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变成一个问题?1970年代美国作家塞林格就跑到乡下去，可见所谓的逃离，不是这个时代才有，你即使做了也没有惊天动地。我在这边追求不到的东西，到那边去追求，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我觉得整个时代还是穷人思维，就是我怕缺什么，而不是我要追求什么。”
2015年年底，北京的雾霾让宽宽感到崩溃：女儿基本无法出门，老人身体越来越糟糕……她赶紧带他们到大理躲霾。住了十多天客栈，北京天气依然不见好，她萌生了提前搬到大理的想法——宽宽曾考虑40岁之后离开北京，为此还考察过珠海、杭州等地，但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天会加速来临。
宽宽被贴上了“逃离者”的标签，成了北京和大理的连结点：不断有朋友因考察大理而住在她家里;不断有朋友表达移居大理的愿望，结果第一句话就是“大理现在房价如何”;不断有朋友以观望者的姿态问她：“逃离北上广之后，你得到更多还是失去更多?”
客栈被关停之后，火刚暂时回到北京。他只能租房住，戏称自己从中产阶级掉回了一无所有的贫下中农。参加一次大学同学聚会之后，他在朋友圈感叹：“跻身为一二线城市的所谓中产，其代价恐怕冷暖自知，恐惧、迷茫，怕掉队，怕变故，大学同学聚会，永恒的两个话题：收入、孩子，大部分人都被裹挟着奔跑于未知和虚空，累啊。”
朋友圈配图是一列黑白的地铁，强光透过玻璃，打在几张没有表情的脸上。
洱海边上，排污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今年年初，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
洱海边上，排污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今年年初，大理开启洱海抢救模式，内容包括流域“两违”整治、村镇“两污”整治、面源污染减量、节水治水生态修复、截污治污工程提速、流域执法监管
到大理的第一天，我见到的是26岁的刘雪菲。她正穿着白色棉睡裙躺在天台上看云。大理傍晚风大，云层溜得飞快，玫瑰色的太阳还没掉下山头，月亮的轮廓就已升在洱海之上。
去年6月之前，刘雪菲在北京一家唱片公司做法务工作，月薪一万。7月辞职后，她到大理生活了三个月，10月回北京，在首都机场时她依然确信自己会留在大城市，但仅仅一个小时后，她就主动修改了自己的命运——她走进胡同里30平米的租房，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状态。
回到大理古城，刘雪菲租了一套面积60平方米的屋子，坐北朝南，阳台上放着高脚凳和空啤酒瓶，屋里放着新做的木制画架。她把这里改造成一个小型工作室，做法律公众号、接法务咨询，同时利用自己的绘图特长做一些兼职。但在刘雪菲心里，法律始终是她认识世界的切口。为了在目前最想久居的地方从事最想从事的工作，不久前刘雪菲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应聘。学历、工作经验都没问题，对方只提出了一个担忧：你如何保证自己会在这里长居?
大理是一个流动的场所。刚搬到大理时，宽宽曾经担心：到大理生活的人会不会越来越多?那些在大理留了很多年的人却气定神闲地告诉她：“不会，好多人来了也会走。”
在古城，拐角的墙壁上都层层叠叠地贴着客栈转让、店铺转租的信息。“最热闹的人民路上隔几天就会换一批店面。”老大理人喜欢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说。
四年半前，23岁的牛牛刚到大理时，那些已经在此生活多年的朋友们打了个赌：她不会呆在这里超过三年。
“他们觉得这个年龄的人没有长性，不适合做这件事。”牛牛说。
2011年，牛牛曾在双廊住过一段时间。因为生病，她到卫生所打点滴，医生扎好针后就把她“赶”到院子里：“你可以一边晒太阳一边挂水。”牛牛挪到外头，满眼都是和医院不相符的生活画卷：护士们洗头、洗衣服、哄小孩……那一瞬间她觉得大理太温情了。一年后，牛牛决意离开北京，这里成为首选之地。
作为一个以农业和旅游业为主的城市，大理并不能提供与北上广旗鼓相当的就业环境。对很多在大城市从事朝九晚五工作的人而言，要在大理持久生活，从事民宿、餐饮行业是门槛较低的选择。2011年环洱海旅游景观公路全线贯通以后，大理旅游业日益火爆。2012年大理州共接待游客1847.29万人次，同比增加近20%。洱海旁的房租随之上涨，一位2012年去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说：“那两年海边的房租都是接近十倍的涨幅，从两三万到二三十万。”
一心想到大理开客栈的牛牛已经去不起海边了。“如果背负太多债务，我会觉得和留在北京没有什么区别。”牛牛太抗拒她原先在北京的生活状态了：要和身边所有人搞好关系、要在应酬上阿谀奉承，每天凌晨一两点才能回到家，第二天早晨又得化好妆、戴好面具出现在公司。
牛牛向家里要了点钱，以每年两万的租金在距离红龙井城门四百米的苍山脚下找了一块一亩三分的地。院子刚刚建好时，周围的村子还是一片荒芜。牛牛没有在马路边设客栈路牌，因为自卑。“我觉得和大理民宿攻略中频繁出现的那些设计师手笔相比，自己院子做得太差了。”
刚开业的两个月，牛牛没有迎来一个客人。她满脑子想的都是要证明给父母和原先的同事看，自己从北京来云南是个正确的决定，可当她坐卧不安地守在院子里时，她却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她根本无法从中获得成就感。那时她太怕孤独了，给每一个在大理的朋友发信息：“今天你能过来玩吗?聊聊天，什么都行。”她原以为可以读一些在北京时没空读的书，却发现根本没心思，满脑子想的都是：为什么还没有客人?
状态跌入低谷，她开始质疑自己做客栈的意义，同时开始追问：我离开北京是不是一个错误?
大理政府发布通告，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内的餐饮客栈服务业一律暂停营业，整治期限自4月1日起至大理市环湖截污工程投入使用为止。洱海西岸的才村，客栈纷纷关停，在建项目也被迫停止
2010年8月，我第一次来到大理，逗留两日后从大丽路搭车到双廊。当时的双廊还是尚未开发的白族渔村。我住在玉几岛的一家白族民宿里，每日房费80元，屋子旁边就是杨丽萍的太阳宫。坐在客栈的紫藤花架下，能看到郁郁葱葱的南诏风情岛和碧波荡漾的洱海，能看到光着膀子的孩子们划船到湖中央，像蚱蜢一样跳进水里游泳。
2015年3月，双廊旅游业最为火爆时，我再次来到这里。与我当时居住的香港相比，这里气候干燥、天地开阔，午后阳光直剌剌刺在皮肤上，有种都市里难得一见的坦荡。从大理下关开出的中巴车上，挤满了穿白裙子的女生和挂着单反相机的男生。从海西拐到海东，人们拉着扶手随汽车摇摆，如地铁开动时人们对身体那种整齐划一的失控。当时的双廊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地，所有看得到洱海的地方都建起了房子。我企图找到五年前住过的那家民宿，终告失败。
据统计，2012年双廊镇的游客是135万人次，2013年突破150万，而到了2016年，这一数据上升到了320万。随着游客增多，双廊镇客栈的数量从2012年的一百多家发展到了2016年的五百多家，其中有70%证照不齐。
“大理是张网，自投罗网的外地人，如蜘蛛网一样缔结着外面的世界，创作、修身、经商、吃睡。”出生于双廊的赵一海说。他曾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做过五年记者。在他的认知中，大理人的宿命就是回故乡。“一是大理气候舒适，二是很多地方经济落后，回来会有机会，三是大理人的性格没那么争强好胜，因而不太适合大城市的那种竞争。”
2015年，赵一海回到双廊，在自己的祖宅基地上新建了一个二层小楼做客栈，毗邻杨丽萍的太阳宫。他说双廊就像一个怪物，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却也因此博得了人们的喜爱：既能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又能沉醉于田园风光。
在银翘眼中，双廊则更像是中国的缩影。“从我们到这里开始，双廊就是一年一个样子，拆迁、盖楼、变城市……中国用三十年时间走了西方国家两百年走的路，双廊用五年时间走了其他景区二十年走的路。”
2010年，曾就职于新华社的陈阵在天涯论坛上发表了题为 《逃离北上广，爱大理更爱双廊》的文章。他在文中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经常疑惑自己呼吸的是空气还是尾气，经常不知道喝哪种水才最安全，在菜市场看见个头越来越大的蔬菜，脑海中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转基因的画面……他说：“交通拥挤，空气污浊，北京越来越不再是适合居住的城市。”他先后考察了厦门、桂林、三亚等地，直到来到大理，他才感觉自己找到了“诗意的栖居地”。
“我正好赶上了大理最美好的时代。”4月29日，我在古城一家咖啡馆见到了陈阵。他姗姗来迟，说话语速偏快，喜欢用手拢住半白的长发，声称自己有一种“敏感的不安全感”。回忆起2010年刚来大理时的场景，他流露了了采访中少见的温柔：“现在的大理跟我们那时候的大理是两个大理。我们那时候有好多完全的自由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这场小酒喝完马上就是下一场。别人从来不问你干什么，你就是你，而不是客栈老板。你有趣，就跟你玩，不有趣就不跟你玩。现在很多小业主就是来挣钱的……通常都会通过你的职业去区分三六九等。”
前一天晚上，陈阵就在这家咖啡馆送别了一个在洱海边投资2000万、但还没有正式投入运营的朋友。根据大理政府专项整治通告中提出的“总量控制，只减不增”原则，餐饮、客栈等经营性场所将暂停审批——这意味着这笔投资短期内将不可能回收。朋友一边哭一边埋怨他：“不都是你吗?说大理好，我们才来的。结果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在这里变得一无所有。”
陈阵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好久才安慰道：“谁也没办法拒绝坎坷，总有一天生活会好起来。”我问陈阵：“你相信吗?”他捋了捋耳后的头发，笑道：“不相信。”
“千万不要把大理太乌托邦化。我最怕这一点了。过去几年大理为什么来了这么多人?媒体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搞得个个都要来这里抒发自己的情怀。”赵一海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刀光剑影，好的生活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
被问及“你看到的报道与记忆中的大理是否相符”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毫无关系。”“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社区风险。”一位2012年到双廊开客栈的老板这样总结自己身负的压力，“政策风险是指行政力量对旅游行业、民宿行业的管理，市场风险是指越来越大的市场竞争，社区风险主要指房东随时可能毁约。”
五年前他筹建客栈时，曾因为不断追加投资而被迫求助于高利贷，所幸之后生意不错，很快就收回成本。他将自己称为“夹缝中的人”：“需要自己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有时候为了经营，你得要美化大理。”
从事法律工作的刘雪菲说这里非常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房东毁约闹上法庭是非常普遍的事。我接触的数十位客栈老板中，几乎所有人都遇到过各种形式的“被涨租”。
为了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银翘特地找了一个在当地政府担任职务的房东。签约前房东拍胸脯表示自己懂法，不会乱涨房租。可到第二年，房东就找上门了。
“合同在这儿就是一纸空文，打官司法院判你赢了也没用，他还会来捣乱。”银翘说。有一回她房东喝了酒来客栈里撒泼，踢了她的狗还砸坏了玻璃，后来也只能不了了之。有时候房东也会带着他的朋友到院子里喝茶，介绍说：“看，这是我们家院子。”
“可笑吗?他租给你了，但这房子永远是他的，租期里也是他的，你只是暂时住在这儿而已。”银翘有点哭笑不得。房东以各种手段要求涨房租之后，双廊的一些客栈老板甚至考虑过请保安公司，后来觉得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才暂时搁置。
既有本地人的身份，又曾在大城市见过世面，赵一海成为了两边共同认可的公约数。但他觉得自己的位置非常尴尬：“帮本地人说点话，外地人就觉得你终归是本地人;帮外地人说话，本地人觉得你已经向外地人投诚。”
他说，外来人口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不断增加，自然会发生冲突。关于这个问题，他转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末时，赵一海的一个朋友去苍山上的取水点取水，看见一个开着北京牌照越野车的人拿了五六个大桶在拼命接水，每个都是饮用机桶装水的容量。一个本地的老人拿了两升的瓶子凑过去问：“你能给我先接一下吗?”对方答：“没看到我正在接着吗?”
大多数外地移民都认为自己为大理带来了新的理念与技术，也为大理本地人提供了很多不错的就业机会。以赵一海的说法，现在反应激烈的双廊客栈老板们都有一种功臣的心态：我曾经为此地发展做出过贡献，你们现在却这样不留情面。但他也理解他们的不安。“政策确实不确定，他们害怕后面会不会有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就会对未来产生一种恐慌。”
洱海西部的一个客栈老板把恐慌的另一来源归咎于租房：“如果房子是自己的，我就不会那么焦虑，大不了自己住，可是眼看着租约一天天减少，却无能为力。”
银翘也因为这次的停业风波有了一些观念的改变。1964年出生的银翘曾在北京、深圳长期生活，却至今没有买房，也没有结婚生子。她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拒绝被世俗力量规训，现在却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她说：“做生意一定要考虑政策因素。”她打算等洱海边的客栈恢复营业就将它转让出去，自己去贵州山区。但这一次，再也不能租房做客栈了。“一定得是自己买的，至少得有40年产权、有房产证保障的。”
房子如金钟罩，来到大理寻找新生活的人们很容易又被裹挟进一场安全感捍卫行动之中。
“大理古城附近的房价涨幅很大，尤其是这两年北京雾霾那么严重，来这儿买房子的人变多了，房价自然就涨了，这是市场规律。”一位姓刘的房产中介称附近楼盘都很抢手，“有些好的、可能会出售的二手房房源，都有好几个买家排队等着。”
2016年年初，宽宽以五百多万的价格卖掉了在北京的一套房子。排号预约过户、等待卖方申请贷款，9月份拿到房屋尾款时，那套房子已经涨了两百多万。可当她算总账，却发现自己并没有亏：她以每平方米9000块钱的价格在大理山水间小区买了一套不到两百平的房子，现在这个小区的均价是2万;她又在杭州市中心买了一套可供出租的房子，现在那套房子也已经涨了150万。
“我在大理的这个房子，不断有人问我要不要卖。北京的朋友也经常托我在大理看房子，可中介说现在都没房子了……”宽宽说，她很多朋友的移民行动都停滞在“我买到房子就过来”这个点上。“其实没房子，你也随时能过来，但大家想的不是先怎么去改变，而是要先买房子、有个寄托……这其实还是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原有的标签和目录上。”
对于已经实现相当程度财务自由的宽宽而言，房子已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而对于想长留大理的刘雪菲而言，这却是为数不多可以表达忠诚的机会。
5月6日，我再次见到了她。她已经得到了大理下关那个律师事务所的职位。面对能否久居的质疑，她最终这样回复了对方：我打算在这里买房。
大理生活会打碎原有的社会坐标，但也容易使人陷入另外一种失序。
牛牛在大理开客栈的这几年，那种“我选择错了”的想法时不时会冒出来。
开业两个月后，牛牛才在去哪儿网上收到了第一个订单。她非常紧张，反复祈祷千万不要取消。对方实际入住后，她甚至兴奋地打电话给朋友说：“我都不想收他们房费了!”可就在客人退房之后，她蹲在地上刷马桶时，那种心酸的感觉却翻涌了起来：我名牌大学毕业，原来想开客栈是以为可以穿得很文艺，闲时看看书、写写东西、接待客人，可现在却在刷马桶……
牛牛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开始的理想是做战地记者，职业起点在凤凰卫视。后来跳槽到腾讯，不到两三年就成为旅游频道副主编。回头来看，她觉得自己23岁就跑到云南开客栈，条件其实非常不成熟，“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很多学弟学妹到牛牛的院子里玩，都会说：“我毕业后干脆不工作了，直接开个客栈或者咖啡厅。”牛牛每次都会严肃制止他们。“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年龄、阅历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如果是一个40岁或者35岁以上的人再来干这件事情，我估计他不会有这些思想变化和困扰。刚开始跑开客栈时，家里人、朋友都在说：你想好了吗?我当时觉得自己想好了。可如果现在回到那个年纪，我肯定不这样选择。绝对。”
2016年年初，牛牛的客栈终于走上轨道，全年入住率达到80%，可她却觉得生活一下子又变得空落落。
“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 她陷入到一种新的恐慌：我的新闻抱负还没有实现;我做了一个不挣钱的院子，我暂时想不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挑战;专业荒疏那么久，如果我不想开客栈了，我也回不去了，因为应聘的公司只会看到空缺了几年工作经验，不会看到我这几年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成长。牛牛说，那段时间，她在潜意识里总觉得有一天会回到大城市，之前不断逃避是因为自己根本没有想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原来在一个单位中工作、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到大理来，就比较容易陷入困境中。他去做一个咖啡馆、客栈，也未必是出自意愿，可能只是为了有一个赚钱的工具，但这样子就会成为空心人。在北京的时候，你没有心，可以找一些主流的标准来填补，大家都追求那个价值观，那我也追求好了，可到了大理会发现这一块空了。所以有时就会越来越印证，原来以前那套主流价值观才是对的。”宽宽说。
宽宽的丈夫曾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在企业工作了十年，今年春节过后才辞掉工作。为了自己做事业，他们准备了一笔“赔光了也无所谓”的启动资金。在宽宽看来，这是一个人走出来所必须交付的学费。
刚搬到大理时，北京的朋友曾这样提醒她：你可能错过了最后一轮的阶层上升机会。宽宽突然意识到，很多人把社会学的概念纳入到了个人生活里，“人生设定是靠这些词来进行的。”
“这很荒谬，你是一个人，却拿很多冷冰冰的标签去框定自己，就像上完大学要结婚、30岁要生孩子等等。我觉得人的痛苦是因为离自己的自然属性太远了。”在大理，她逐渐卸下了大城市里的伪装，也不再为人情所累——刚开始装修房子，她跑到别人家参观，对方知无不言地告诉她技巧和方法，但除此以外没有一点客套。后来宽宽才发现，在大理和人交往的前提是精神投契，“这个层面不认可，别的都不行。”
大理压平了大城市的社会结构，人们撕掉身份标签、与人赤诚相见。正因此，宽宽说她见到了更多流离失所的人。她认识一个已经相当富有的科学家，在北京时的朋友都是和他谈专利、谈合作的生意人。科学家很厌倦，就想来大理过清风朗月的生活，可到了大理，他陷入到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之中，于是就开始给当地中学捐钱。校领导争相请他吃饭，他又迅速落到了一个新的圈子里，被人夸、被人捧、被人团团包围。
后来宽宽在一篇文章中写：他们把曾经奋力卸下的枷锁，又一件件戴了回来。
“‘逃离北上广’不是鼓励大家离开中国大城市、离开北上广。它的真正目的是让参与者在逃离过程中，更加清晰地看清楚逃离这一行为的意义。”新世相合伙人汪再兴在给我的回复中说。
汪再兴说：“某种程度上，大城市可以给职业人更高的成长天花板。”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体验过小城市资源贫瘠、人际关系复杂带来的职业成长障碍，“正因此，才不会离开北上广。”
长居大理或即将搬来的人，大多都不愿意说自己曾经“逃离”。
宽宽说：“真的能逃离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是逃离。”见证了无数“逃离”的赵一海说：“好的生活是自己找给自己的。”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忠于生活。”现在的牛牛以此为信条。从去年起，为了不荒废自己的专业，她开始重新接触原来的工作。利用之前在腾讯旅游频道积累的资源，她帮一些景区做兼职策划、写宣传稿件，“我实在不愿意每天只过打扫房间卫生、打理院子、买菜做饭的家庭妇女，我不希望自己在专业上落后。”
牛牛拒绝被圈定于客栈老板的身份中，也对再次落入生活的圈套保持着警惕。大理有很多和旅行社合作的客栈联盟，她参加过一次集体活动，发现大家就是在一起吃喝玩乐、联络圈子，然后相互介绍客人。“在这种活动里，人们好像又回到了城市中的状态，先去找大家有没有利益共同点，然后再去交流。我离开北京就是因为不喜欢这种状态，所以会保持距离。”
“在大理，你还是能够和不喜欢的东西保持距离。”银翘珍惜这种“能够拒绝”的权利。即便她会去其他地方做客栈，她也愿意在大理常住。她在苍山半腰的一个小区租了一套房子，站在二楼可以看到移动的白云和蓝色的洱海。她说这是中国惟一一座嬉皮小镇，有诗人、有画家、有衣衫褴褛站在街上卖碟片的人，她热爱这种气氛，因为“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
不久之前，牛牛见到了她大学时喜欢的男生。印象中他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穿白衬衫、牛仔裤，清爽帅气。牛牛那天特地化了妆，穿了漂亮的衣服，可就在男生踏进院子的那一刻，她觉得一切都幻灭了。他变成了一个微胖的奶爸，背双肩包、穿冲锋衣，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毕业之后，男生留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银行工作，很快结婚生子。为方便以后孩子上学，他靠父母的帮助贷款买了一套学区房。这次跟单位到大理，他只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坐在牛牛种满绿色植物的院子里，他反反复复只剩下一句感叹：你过的才叫生活。
“可谁会把不好的东西表现出来呢?你们只看见我每次晒风花雪月，你们看见我刷马桶时候的样子了吗?看见我除草的样子了吗?”刚开始做客栈老板时，牛牛会因为别人一句“好羡慕你”而开心很久，对于还在城市牢笼中的人甚至会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可后来逐渐觉得这不过是成年人对生活状态的不同选择。“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他们说到大理时，就像我现在说北京，怎么那么吵，有雾霾又堵车。”半个月前，宽宽去了一趟三百多公里以外的腾冲。那里毗邻缅甸，拥有同样四季如春的气候和开阔葱茏的田园风光。有些曾经居住在大理的人，因为大理越来越嘈杂而退守至此。“我站在这个状态观察北京，原来又有人站在他的状态来观察着我现在的生活。”宽宽说，“但我只体验过这个时代的大理，所以对我来说只有横向比较。对很多人而言，大理也已经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了。”
陈阵的很多朋友都在2012年前后离开了大理，去伦敦、东南亚，或者云南怒江的山里。那时微信尚未如现在普及，他说很多人消失了，就是永远消失了。
2016年秋天，为寻找下一个移居目的地，陈阵来到了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一个大雨滂沱的午后，他躲进一家中餐馆，遇到了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妻。他们曾经是某国有企业在委内瑞拉的员工，已在当地生活八九年，2015年委内瑞拉经济大崩溃，他们被迫回国，却发现自己早已无力承担北京的房价。他们回到基多，在那里开了一家餐馆，墙上挂满了照片，有气势恢宏的故宫、天坛，有景色秀丽的颐和园。陈阵在那里吃了一碗面，味道一般。他说，他们仓皇出逃，满面是不知去往何处的怅惘。
陈阵后来没有在基多定居，他搬到了日本京都，住在岚山脚下，春天时有樱花，秋天时有红枫。他还记得那家餐馆的名字，叫北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