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江：亲身去测了一下新冠，才知道英国的数据有多不靠谱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卞江】
这段时间，在政府保经济，鼓励积极复工，多多去餐馆吃饭，踊跃上酒吧的倡议下，英国新冠确诊人数又开始攀升，且新确诊的患者多为18-40岁的青壮年人群。同时，随着9月1日私立学校、9月7日公立学校复课，越来越多的英国中小学校也开始出现新冠确诊案例。
我工作的地方是英格兰西南一座小城，整个疫情期间情况较好。仅有少数确诊案例。但随着英国进一步解封，我女儿所在的学校这周也有一名高年级教师，由于出现疑似症状而开始自我隔离。
面对这一疫情重新抬头的情况，英国政府围绕着所谓“测试与追踪”（test and trace）原则，制定了几乎所有的策略。简单说来，这个原则强调，在降低新冠检测门槛、提高检测能力的前提下，尽量让更多人接受新冠检测，以求在最大限度内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降低全面封城的可能。
9月9日，鲍里斯还提出了“射月计划”，即投入1000亿英镑，将英国日检测能力提高至1000万人次。同时还提出所谓“免疫通行证”计划，让检测为阴性的人尽可能地“正常生活”。
英国政府在年初疫情刚爆发时，曾反复强调不会走中国式的“严苛”抗疫道路。可是，无论是3月的全面封国，还是7月要求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再到现在的“测试与追踪”计划，以及未来的“免疫通行证”计划，各项在英国对抗新冠疫情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政策，几乎都是中国模式的翻版。
然而，这些政策能否真正帮助英国战胜疫情，说到底还是与政府政策执行意志与能力，政府行政目的，国家治理能力，社会心态与民众配合程度，以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密不可分。无论政府公布的政策PPT有多好看，演讲多么平易近人，媒体讨论多么积极，意见如何多元，在新冠疫情面前，都能实打实地现出原形。
上周末，因为疫情在家闷了近八个月的我，带着全家跑去附近空旷的达特摩尔国家公园放风。大人小孩爬山、趟水，玩得当然是不亦乐乎。但是可能因为野外风大，温度也低，晚上回到家之后，大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风寒感冒症状。9月9日当天，内子上班前感觉有些低烧。为了谨慎起见，我们全家决定在家隔离，并开始预约新冠检测。
也巧，正是在当日，由于全英大量民众开始预约检测，政府网站出现了技术问题，无法登录预约。新闻中还提到，有不少人虽然刷出了预约页面，但是由于系统出故障，他们竟被自动分配到了离家近百公里的检测点。有些检测点甚至还位于已宣布封城的地点。
所幸，通过从一早开始不断努力刷新页面，我们在中午时分终于刷到了一个距家开车10分钟左右的检测点。英国新冠大规模检测点分两种，一种可以步行前往（walk through），另一种只能开车（drive through）。同时，并非所有检测点都有医护人员帮助取样。绝大多数检测点需要患者一切“自助”。我们家附近的检测点便是这种开车前往的自助检测点。
想要测新冠，首先需要通过政府网站的预约系统注册。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供图
系统除了要求登记姓名之外，还需要有一个手机号码与电子邮箱，确保能够及时与被检测者取得联系。
之后，系统会要求你提供申请新冠检测的原因。
按照目前的规定，仅有出现新冠症状，或者与确诊患者有低于1米亲密接触史的人员才需要接受检测。英国政府强调，之所以现在如此安排，是因为希望尽量减少检测系统的压力，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至今为止，如果按照英格兰公共卫生署公布的三个新冠症状（发烧超过38度；24小时内持续咳嗽超过3次，每次至少持续1小时；失去味觉或嗅觉）为标准，我们全家都不符合检测标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也本着对公众负责的态度，我们还是“谎称”出现新冠症状，申请了检测。
在过了这几关之后，系统会询问被测者是否能够驾车，以便分配相应的最合适检测地点。在所有信息登记完毕之后，系统会按照情况，以从近到远的顺序，为检测者自动分配一组检测点。
检测者可以自主选择检测地点与时间段。每个时间段为半个小时。我预约了当天最早的时段：下午5点半。而当日最晚时段可以到晚上7点。总体说来，除了最初网站被流量压垮的情况之外，整个预约过程还算比较顺利。
当日晚上5点，我们全家开车前往检测点。路上的车流已经与平日里没什么两样了，甚至还有些许堵车。原本车行10分钟的路程，那天一共花了近30分钟。
临时检测点位于一个露天停车场内。停车场被分为两半，大的一部分用作新冠临时检测点。剩下一小部分，仍旧留给社会车辆停放。
驶入检测点时，门口的帐篷里有4名穿着绿色反光服，没戴口罩，除了遮光墨镜之外没有多余保护措施的工作人员，其中3名坐在帐篷里有说有笑，最后一位大哥则一身短打，带着墨镜，站在帐篷前的临时指示牌后面。
一个指示牌上写着：全程关闭车窗，不准下车。另一个指示牌上画了两个箭头：停车左转，新冠检测右转。
那个短打墨镜哥则用手势重复指示牌上箭头的动作，并负责跟来车司机确认眼神。在眼神认定了我不是迷路乱入的车辆之后，让我开车缓缓向右驶入检测点。
检测点所有建筑都是临时活动房或帐篷。在硕大的露天停车场，用橙色塑料路锥与警戒线拉出了行车路线。顺着路线行进，到达了第一个集装箱活动房前。
又有两个墨镜短打大哥恭候。这次，几乎没有任何眼神交流，两位大哥就挥挥手，示意我继续向前开。我才发现，这个停车场竟然还挺大。上了一个小坡之后，在两位惬意短打大哥前约100米，有一个小帐篷，帐篷前站着个短打小哥。大约是因为有树荫庇护，小哥连墨镜都没戴。同样，经过眼神交流，确认来意之后，我被指向了一片更加开阔的场地。这里的集装箱临时房被分成了几个并排的区域，分别标有“1岛”、“2岛”、“3岛”，这估计是在检测车辆多时，用作分流的安排。
在又一位小哥的指引下，我开车拐进了“2岛”。至此，我在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已经见到了约摸近10个工作人员。全都是不戴口罩的年轻小哥哥小姐姐。
在这无声的场景里，开车缓缓经过塑料路锥、警戒线、帐篷与活动房搭建出来的场所时，竟然让人萌生其了一种奇怪的神秘感。一时间，我甚至不知道接下来会出现在我面前的，究竟是看守外星飞船的黑衣人，还是车管所做车辆年检的大叔。
当我庄严谨慎地转入标着“2岛”的帐篷后，我见到了第一位带着医用口罩的工作人员。这位看上去很可靠的大叔指挥我慢慢向前，停在了一个指定位置。
随后，大叔出其不意地拿出了一张塑封A4纸，上面写着：拨打XXX。
这突如其来的交流让我措手不及。看过科幻电影《降临》的朋友们，可以脑补电影中科学家与外星人举牌交流的情形。此刻我的心情，说不清究竟是像那个急切想要跟外星人交流的地球科学家，还是更像那个被关在玻璃幕墙背后摸不着头脑的外星人。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大叔给的号码。在电话接通前的那一瞬，我似乎体会到了少年时代见网友前的惴惴。电话响了一下就通了。这种明知是拨打公共服务电话，却丝毫不需要漫长等待的感觉让人感到有些不适应。
电话通了之后，先前那种见网友与见外星生命的感觉都消失了。电话另一头的大哥就坐在我车左边的活动房里。同样一身短打，没有口罩。大哥和蔼地跟我讲，接下来的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问我有几个人检测。
大哥随后让我把乘客座位的车窗降下一条缝，从车窗缝里扔进来三个深灰色快递邮包似的塑料包，还有三张就像是随手从盒子里抽出来，然后叠得四四方方的纸巾。大哥电话里指点我们，纸巾用来擤鼻涕，塑料包到下一个站点时工作人员会教你们怎么用。
在与大叔大哥完成了外星接触之后，我开车驶向下一个站点。在那里，一个露天坐着的面善小姐姐又给我看了一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牌。这次，接电话的人就是她自己。
电话里，面善小姐姐耐心地又询问了一遍有多少人检测，强调了一下不能下车，随后让我拆开塑料包，把里面的手册翻到第六页。上面给出了如何进行新冠采样的图解步骤。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需要自己取样。
我原本还担心，自己取样无法深入鼻腔。因为之前看到国内新冠检测，医护人员全副武装，用棉签在鼻腔深处扫刮，这样才能取到最完整的样本，确保检测质量。但是，现在按照小姐姐指示，翻到手册第六页之后才发现，这里检测完全不需要鼻腔取样。
这令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之前我还特意去了英国政府网站上确认，了解一下新冠检测的具体步骤。上面给了一段如何进行自助新冠病毒检测取样的视频。视频明确表示，需要在鼻腔、口腔深处靠近扁桃体处都扫刮至少5次才能保证检测准确度。
为了确保自己没有理解错误，我又向小姐姐确认了一下。小姐姐再次面带笑容地耐心解释道，只需要口腔深处就够了。不过记得不能碰到舌头、不能碰到牙齿哦。加油！
于是，我先对着镜子，自己临时学习在不碰到口腔其它部位的情况下，用棉签扫刮扁桃体的技术。完成在自己身上的操作，我把棉签按照规定放入样本瓶，再把样本瓶放入样本运输塑料袋，最后把运输塑料袋塞入外层保护袋。
之后，我开始给内子与女儿取样。给内子取样波澜不惊，轻车熟路。但想要用棉签给4岁娃娃扫喉咙才是难上加难。最后，在威逼利诱下，用棉签好不容易挤过娃娃门牙、舌头的抵抗，最后短暂地扫到了扁桃体，往复三次之后才算勉强完成。
折腾了近10分钟之后，自助取样结束，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站点。期间整个检测点除了我们，就只有另外一辆车在接受检测。
最后这个站点有三个年轻工作人员把守。一个负责举牌，一个负责接电话，用温暖和蔼的声音跟你聊天，指示你应该做些什么，并耐心解答你所有问题。当你把样本口袋封好，工作人员核对上面的条形码，确认一切无误之后，再有一位拿着样本箱，举到你车窗边上。把样本从车窗缝中丢入样本箱后，整个自助检测过程就结束了。
在出口处，还会有一位墨镜短打大哥指示你应该朝那个方向走。当然，作为一个懂礼貌的文明人，你自然还会向大哥微笑点头，全力向大哥说出Thank you的唇语。至此，这场新冠自助检测的超现实体验才算完满结束。
检测结果出来得很快。第二天晚上6点，我们全家就都收到了短信，确认阴性。但是短信中还说，你现在是阴性，但是如果你仍旧有症状，记得自己在家隔离10天才能出去浪哦。
提高检测能力，是英国政府从封城以来就不断自我标榜的“功绩”。记得之前每次新冠新闻通报会上，总会有“我们日检测达到了多少多少”，“我们xx日之前会达到多少多少检测量”的口号。然而，这次亲身体验了一下之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了政府检测量KPI背后的水有多深。
首先，在所有进行的检测中，有大量样本来自自助取样。除了像我们这次开车前往固定检测点之外，还有不少样本通过邮寄，送到人们手中，被测者自行在家完成取样，再将样本寄回实验室。如此取样，很难保证样本质量。至于有多少患者由于取样不标准，而无法被检测出来，则完全不得而知。
当然，这些并不是政府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我得到的检测报告中，委婉地表示，检测结果就是参考，要是有症状，最好还是自己隔离。
实际上，在保经济抗疫的原则下，英国政府轻症居家隔离的态度始终未变。不同的是，在宣布重启经济，鼓励全民复工复学之后，检测成为了恢复民众信心的重要手段之一。换句话说，检测的目的不是为了发现潜在患者，而更重要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回到工作岗位，恢复正常学习。难怪前段时间，同样以保经济为基本抗疫原则的瑞典，还责怪中国提供的试剂实在是太灵敏了。
自己在英国测过新冠之后，我才发现，除了美国那种为了选举抹黑一切式的反智疯狂之外，像英国、瑞典这类欧洲国家，对抗疫数据的制度性作假，也是阻止全球尽快战胜新冠疫情的绊脚石。
其次，以我去过的检测点为例，可以发现，英国政府为了推广大规模检测，雇佣了大量人员。早在5月，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就表示，为了推广检测，政府额外雇佣了17000余名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均不属于国家医保（NHS）系统内的员工，而是大量的采用外包劳务。原本应当由NHS系统支配的资金，由此便流向了私营企业。除了检测之外，包括手机追踪软件等整个“测试与追踪”系统的大部分组件，都由政府拆分外包给私营企业。这也就等于在借助疫情，变相深入推进NHS私有化进程。
实际上，此次疫情还帮助了政府推动许多西方“福利国家”核心部门私有化的进程。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英国政府公共部门的净债务（Public Sector Net Debt）已接近2万亿英镑（19501亿英镑），占国民生产总值（GDP）比重的100.9%。这也使得英国成为2019年来欧洲国家中，继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之后，第四个政府公共债务规模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国家。
根据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提供的预测，2020至2021财政年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英国政府公共借贷可能会高达2984亿英镑，为上一财年借贷总额的5倍。仅5月份，政府部门借贷余额便预计会高达552亿英镑，比去年同期整整高出496亿英镑。这也是自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月额。而这些政府借贷，绝大多数都流入了私营部门。
相比在促进市场回暖方面做出的一连串努力而言，英国政府真正对公共服务部门的投入却显得颇为半心半意。特别是在一线医护人员的保障与支持、抗疫必需防护物资的采购与配发、甚至是疫情期间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方面，更显出了英国政府捉襟见肘的行政能力。至于早已大规模私有化了的社会养老部门，在疫情面前更是不堪一击。成为政府抗疫中最先被遗弃的一个社会群体。
抗疫中资源分配极度不均，向大资本严重倾斜。这种资源分配背后的逻辑既不是效率，更非平等，而是一种17世纪以来便主导了英国政府行政逻辑的重商主义的再度浮现。
在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一种神话。在这种神话中，市场和国家往往被视为对立的两极。市场存在一个自然与自发的秩序，不但能够最有效地调配资源，也能通过看不见的手，协调公共利益。在这种秩序下，“公共”无非是所有个体的自由结合，其核心活动是个体间以自利为最终目标的自由交换。从这个意义出发，自由交换中自然生成了协调机制，公共利益则无非是个体在此机制的制约下所表现出的自发现象。
这次危机凸显了许多名义上的“福利国家”政府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实际上，福利国家需要依靠一个有效的大政府来支持。但新自由主义却更乐意见到一个置身事外的小政府。一面谈自由，一面吹福利，本质上就相互矛盾，这次新冠疫情暴露出英国以及一些欧洲“福利国家”，明修“福利国家”说辞栈道，暗度经济高度自由主义化陈仓的真实面貌。危机到来之后，国家难以迅速调动资源，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社会危机；大量公共资源，特别是防疫物资遭到大量浪费，甚至在政府行政的“城堡”中不知所踪；政府巨额财政通过各类外包合同，“合法”地转移到私人手里；媒体难以发挥真正“监管”作用，并无法及时促使政府在抗疫政策上做出及时有益的调整。
削减政府财政支出；提倡小政府；推动公共服务私有化；强调媒体市场化，强调其作为“第四权力”的政治监管功能；这些在疫情出现之前，均是新自由主义国家观的核心神话。然而，在这场全球性社会危机面前，所有这些以限制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为名，为推行私有化公共服务进程而精心编造的神话都被彻底打破。
也正是在这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系统性的自我麻醉下，“福利国家”变为了有名无实的说辞。以公共卫生中的疾病控制为例，除了需要来自医疗教育系统中医生、护士与生物医药等方面的科学工作者的贡献之外，创造洁净的城市与乡村公共生活空间；确保水、空气以及食物的安全；保障合适当地社会与自然条件的住房；在人民群众中推广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提供生存与劳动生产必要的医疗条件。这些都需要来自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整体有效的配合才能实现。
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试图通过对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激进的私有化，以及缩减政府体量的手段，强调“自由人”的“理性”选择才是资源调配最优途径，将各项公共服务细化、拆分、并最终转让给私人部门，这无疑是将本应通过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的现代国家再度“封建化”。
新冠疫情这个照妖镜，打破了许多西方神话。神话崩塌之后，神话时代给我们打下的思想钢印能否随之消灭？这将是新冠元年之后，我们的必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