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凯桓：美国帮乌克兰反腐？你怕不是在逗我笑

导读：拜登夫人在“母亲节”突然访问乌克兰。由于此前拜登儿子深陷乌克兰腐败丑闻，因此她的访问被一些美国共和党支持者联想、嘲讽成“为救儿子”，甚至有人猜测拜登儿子被“困在亚速钢铁厂”。乌克兰确实腐败深重，美国也经常拿其他国家的“腐败”说事，而两者结合的产物远不只是“拜登儿子腐败案”……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薛凯桓】

“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是美国在民主峰会后准备新设的职位，主要负责在美国外交和对外援助方面整合和提升反腐败能力，并领导实施美国的全球反腐败战略。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称，美国需要在反腐败领域重返全球领导地位的原因，是其主要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正在将腐败作为一种“混合武器”。

消息一出，大量的研究评判还尚未跟上，国内的某些声音倒是先聒噪了起来，诸如“中国不敢让美国帮助反腐”“心虚”之流的言论不绝于耳。

要美国帮助中国反腐？不得不说国内某些人的心实在是比较大，笔者并不想多说什么，因为这种不值一驳的言论，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一切。

这个例子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在2014年迈丹广场颜色革命后，就在西方世界的“帮助”下开展了漫长的反腐败之旅。效果也十分的显而易见：经历了七年的反腐改革后，乌克兰仍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尽管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乌克兰一般如此多的反腐败机构。

要想看到乌克兰的国家命运，其“反腐败”事业是一杆鲜明的旗帜。通过乌克兰的现状，我们能看的很清楚西方是如何通过反腐败议题控制一个国家的。

就在2021年的10月19日，乌克兰最高拉达终于通过了关于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NABU）的法律修正案。这一修正案最终使其作为完全由西方控制的国家机构的地位合法化，这导致乌克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职能部门可以影响国家反腐败局的运作。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NABU）官方网站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代表兴高采烈地欢迎新法律修正案的通过，这并不奇怪。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乌克兰将该局独立于政府机关运作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这是成为乌克兰获得其援助的前提条件。显然这种“勒索”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如果没有定期的外国贷款，就没有什么可以填满乌克兰的预算空洞。

该文件由乌克兰宪法法院多数的人民代表通过，此法案消除了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运作与现存乌克兰法律规定的冲突，乌克兰宪法法院在法案通过后指出了这一点，但宪法法院并没有告诉乌克兰人民，这个法案的通过意味着乌克兰付出了何等代价。

这个法案的通过，是对乌克兰国家主权的严重践踏，是西方实际操控乌克兰国家主权的又一体现。要想理解这一点，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乌克兰现存反腐败系统的前世今生。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NABU）最初是乌克兰当局于2016年用西方资金创建的一个机构。与此同时，乌克兰还成立了专门的反腐败检察办公室（SAP），并于2019年增设了最高反腐败法院（VAKS）。

这个系统乍一看是很不错的，布局科学合理，角色分配明确：国家反腐败局负责寻找腐败官员、立案并合法监禁他们，反腐败检察办公室负责提起公诉，最高反腐败法院负责审判工作。

问题在于，这套旨在反腐败“纠错”的司法系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本身：若是根据乌克兰宪法法院的早年裁决，早年被任命的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局长阿尔特姆·西特尼克是违宪的，因为当时的总统波罗申科无权这样做。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局长阿尔特姆·西特尼克，记住这个人，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他

然而，这种违宪行为并没有导致波罗申科被追责，也没有任何人要为此负责。因为乌克兰当局在西方“合作伙伴”的压力下，拒绝遵守乌克兰宪法法院的决定。而基辅佩乔尔斯克地方法院命令西特尼克在一个月内离职，后者也当即明确表示不会履行，这种完全无视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行为，却得到了西方驻乌外交力量实实在在的支持。

虽然可以“耍赖”，但这样做毕竟丢了面子。为了确保未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七国集团驻乌克兰的外交使节，近些年来一直在推动旨在确保国家反腐败局局长“权力独立”的立法修正案。在德米特里·拉祖姆科夫——这个唯一反对该法案的乌克兰高层官员从乌克兰最高拉达发言人的职位上被免职后，阻碍法案通过所有障碍都消失了。尽管他已经尽其所能地抵制了这一修正案的通过，但他的努力没有奏效。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现在是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中央执行机构——该部门的权力现在与乌克兰的部委相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它甚至能够发布自己的法律法规。考虑到“有效工作所需的资金”，该局现在有权参与制定乌克兰政府年度预算草案。

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国家反腐败局的维护肯定花费了乌克兰政府预算中一笔可观的金额，因为其从成立至今的员工人数从700人增加到了现在的1500人。在以前，每年为反腐败局的政府预算分配超过了10亿乌克兰格里夫纳，而现在这个数额已经翻了倍。

除了庞大的公务员系统和巨额预算外，更有趣的是国家反腐败局的组织架构。反腐局局长的产生由所谓的竞争委员会组织选举，该委员会包括六名成员，他们由乌克兰政府委派，这个规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关于该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另外的“专条说明”，那就是“应从国际专家中选出三人”的规定。此外，政府委派的委员也事实上完全根据西方的建议组成。没有至少两名“国际专家”的支持，该委员会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至于反腐败局现任局长西特尼克，此人从任职起就一直担任该职位。

最重要的是，国家反腐败局及其员工有权在任何时间、无需程序“独立地”从电信网络获取所需信息，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可谓是前所未见。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可以收集乌克兰任何公民的信息，也就是说，这种权利的真正含义是在没有章程的情况下进行无限制的窃听。因为总有借口可以说这个被获取信息的实体要么是“腐败分子”，要么是可能与腐败官员有关的“关联分子”，而被获取信息者可能都不知道这一切。

因为反腐败局与“外国专家”的紧密联系，这相当于西方在乌克兰获得了法律规定之外的司法权力，虽然该行为使用乌克兰纳税人的税金，但其所作所为却无不符合西方的利益。现在，国家反腐败局可以自由惩罚和赦免被指控腐败或“涉嫌”腐败的各级政府官员，甚至不需要走正规的乌克兰司法流程，仅仅是因为西方或国家反腐败局的某个人想要如此就可以达到目的。

这种东京地检署式的“太上皇”机构，想必我们都不算陌生了。借助这份文件，西方最终完成了对乌克兰的外部控制体系。此外，在乌克兰现在的正规司法系统中，我们也能观察到类似的过程，笔者先前的文章也曾提到过泽连斯基政府将所有法官的任命权转移给“外国专家”的行为。

回到反腐败局本身的功能上。抛开西方对该局的控制，如若该局能真正起到打击腐败活动的作用，那也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就如乌克兰国内的批评者所言，它在真正反击腐败计划方面的有效性也趋于零。

乌克兰的反腐败机构，包括最高反腐败法院（VAKS，自2019年9月该院开始运作），在其运作的6年中，没有一名乌克兰政府的高官被调查成功。最高反腐败法院从开始运作以来，每年追缴并返还的腐败赃款不到50万乌克兰格里夫纳，这是一个相当离谱的数字。而该院的工资开销则为每年2200万格里夫纳，也就是说，这些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的“反腐败斗士”们退回赃款的钱，比甚至花在其工资上的钱要少几十倍。

诚然，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战绩”看起来要好得多。其声称由于他们在2021年的努力，他们从“腐败官员”那里拿走了18.5亿的格里夫纳。

但如果细敲起来，情况就更没眼看了。实际上，被反腐败局没收的赃款退回金额仅为960万格里夫纳，虽然这个数字与最高反腐败法院的50万比起来相当可观，但退回金额仅为反腐败局追回金额的0.5%。剩下的金额呢？完全无法核实，也无人问津。

监守自盗的嫌疑还不算完，乌克兰反腐败的打击面更是“特殊”。在近些年的55起腐败案件的法院判决中，有29起被无罪释放。今年因腐败而入狱的乌克兰最高级别公务员，只有赫梅利尼茨基地区的区长。剩下的则是村长、当地办案民警等“小混混”，很显然他们在乌克兰的公务系统中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反腐败官员们的“法律培训不力”，以及因“违反乌克兰刑事诉讼法”而导致的“证据收集不当”，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最重要的高官腐败案件在法庭上往往都走不完程序就会宣告起诉失败。此外，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还设法压倒那些高官腐败案件的民间调查。

这其中涉及了阿瓦科夫的“背包”案、斯维纳丘克-格拉德科夫斯基家族在乌克兰国防工业集团的挪用资金案、前总统波罗申科的代表鲍里斯拉夫·罗森布拉特和“人民阵线”领导人马克西姆·波利亚科夫的“琥珀黑手党”案、还有乌克兰税务局前局长罗曼·纳西罗夫的受贿大案等。

也就是说，不知为何，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没有打击那些真正从乌克兰偷走数十亿资金，并接受数百万贿赂的高级腐败分子，而从乌克兰现今的反腐败系统成立以来年来，乌克兰全国只处理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腐败者。

这种甚至连“打苍蝇”都算不上的“反腐败”，有一个发生于前不久的真实案例：2021年10月18日，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就波罗申科时代的前基础设施部长弗拉基米尔·奥梅尔良举行了听证会。他被怀疑因“管理不善”，导致乌克兰的基础设施预算没有收到大笔款项。然而，最终这位前政府官员被完全无罪释放。

乌克兰前基础设施部长弗拉基米尔·奥梅尔良被无罪释放

奥梅尔良是一个非常“跳脱”的官员，其经常发表耸人听闻的政治言论，主要是反俄言论，这显然超出了他作为基础设施部门负责人的权限。

在此人治下，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更新，也几乎没有任何的新建设——恰恰相反，在其治下，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建设简直是一团糟，甚至连财务预算都是一团乱麻。

他担任基础设施部部长时发布了一项法令，将乌克兰所有港口维护费用费减少20%。简而言之，这些“改革”的结果使乌克兰的政府预算少了3000万格里夫纳。

这种简直在侮辱人智商的腐败方式，在乌克兰却不构成犯罪：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完全推翻了对奥梅尔良的所有指控，并当庭释放了他。

法官说：“根据乌克兰刑法典第211条第2部分，弗拉基米尔·奥梅尔良被判无罪，并因他的行为没有刑事犯罪而被无罪释放。”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丢失的3000万格里夫纳究竟在哪里？遗憾的是，丢失的预算资金并没有什么后续处理，这3000万格里夫纳从此就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除了反腐败机构受西方“专家”控制、天生弊病丛生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不专业以及日益政治化。在反腐败局局长西特尼克的领导下，其部门主要日常事务不是进行反腐活动，而是搞高调的“公关活动”。

2018年春天，反腐败局和最高反腐败法院的负责人开始公开对抗。这一切都始于最高反腐败法院的负责人霍洛德尼茨基的“上镜”丑闻。这件事的起因是霍洛德尼茨基发现其办公室的水族馆墙上被安装了一个监听设备，经后续调查得知是反腐败局所为。霍洛德尼茨基因此大怒，而西特尼克反过来却指责霍洛德尼茨基将即将进行的搜查信息“泄露”给本应被执行搜查的人，使他们得以逃过搜查。此外，据西特尼克称，霍洛德尼茨基向反腐官员和检察官施加压力，这导致许多“腐败分子”逃过惩罚。

乌克兰最高反腐败法院负责人霍洛德尼茨基（维基百科）

随后，霍洛德尼茨基谈到了西特尼克对他媒体形象的过度营销，这伤害了反腐败调查事业的形象，双方由此展开了“拉锯战”。由于西方强大的支持和2020年8月美国大使馆的斡旋，西特尼克成功迫使对手自愿辞职。然而，西特尼克是得偿所愿了，但乌克兰的反腐败情况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现在乌克兰新的最高反腐败法院负责人已经空置了一年多。

西特尼克此人不仅善于“宫斗”，在赚钱方面更是一把好手。2017年，在担任乌克兰的公职期间，他根据俄罗斯法律以其妻子的名义于克里米亚买卖土地并赚取利润，还为俄罗斯缴纳了税金。这些交易对公众是隐瞒的，显然西特尼克并不想自己“通俄”的事被广而告之。

但俄罗斯的登记册、买卖合同和其他文件，证实了其在克里米亚买卖土地的情况。总的来说，鉴于乌克兰方面不承认克里米亚入俄的公投结果，从乌克兰公职人员的角度和相关的法律来看，这种情况已经触犯乌克兰刑法的“分裂主义”条款，西特尼克已经达到了被提起刑事诉讼的标准。

然而，这种行为甚至没有导致西特尼克被免职，因为他在西方有重要的“赞助人”。这位备受争议的反腐败局负责人仍被允许工作直到他的任期于2022年届满。但是，即使后来选举了一个新人来代替他，这也不会有任何区别。毕竟，现在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的命运不是由总统、议会或政府决定，而是由“七国集团大使馆”及“国际专家”决定。

乌克兰腐败指数，在西方的“帮助”下节节攀高

那么为什么西方需要这样一个权力非常广泛且几乎没有任何东西（至少绝对不是法律）能够限制其的“太上皇”？尤其是这个反腐败机构居然可以由法律上的贪官领导？

答案很简单。这些“反腐败机构”本质就是西方在乌克兰建立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由乌克兰纳税人支付费用，并完全保护它免受乌克兰当局的影响。西方由此获得了对乌克兰所有大小官员和民众的监视和调查权力。现在，反腐败机构的“特工”所收集的无数档案将落入西方情报部门以及背后政客的桌子上，他们可以根据这些信息，以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目的来决定乌克兰的命运。

总的来说，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其他类似机构的职责，与其说是摧毁腐败，不如说是作为西方外部管理乌克兰并控制其政治精英的工具。

乌克兰人是绝望的，在经过七年的反腐败改革后，乌克兰成功成为了欧洲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哪怕在私货满满的腐败指数世界排名中，乌克兰都位于尼日尔、塞拉利昂和巴基斯坦等国之后。

“乌克兰是欧洲最腐败的国家。在可能的100分中，我们只取了33分（分数越高，腐败越低），紧随其后的是最落后的一些国家。但我们创建了绝无仅有的、数量空前的反腐败机构。”这是乌克兰乌克兰著名的广播员和博主马克斯·纳扎罗夫的哀叹。

“乌克兰人在迈丹颜色革命中捍卫了他们的独立和主权，但现在却连惩罚贪官的权力都没有。”此为乌克兰一位记者的辛辣讽刺。

笔者很难不同意他的观点，而这也正是让西方“帮助”反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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